连刺史都不愿意当，唐朝诗人到底想干啥 - 凤凰网历史

刺史职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主官，官阶却很高，最差也是正四品下阶，与尚书省的几个侍郎平级，这么好的职位，他们为什么还觉得委屈？ 怪只怪唐代经济 ... 首页资讯视频直播凤凰卫视财经娱乐体育时尚汽车房产科技读书文化历史军事旅游佛教更多国学数码健康家居公益教育酒业美食历史>热文>正文连刺史都不愿意当，唐朝诗人到底想干啥大唐星沙日记下载客户端独家抢先看2019年08月20日01:27:15来自湖南省元和后期的时候，诗人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在走背运，一个任连州刺史，一个任柳州刺史，后来韩愈也吃了回大亏，贬官潮州刺史。

刺史职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主官，官阶却很高，最差也是正四品下阶，与尚书省的几个侍郎平级，这么好的职位，他们为什么还觉得委屈？怪只怪唐代经济发展太不平衡了。

唐朝有没有一线城市？有，长安，洛阳，都是世界级大都市，此外大唐龙兴之地太原府，行政级别特别高，还有皇帝临幸过（其实就是被人从京城赶出来逃难）的凤翔府、梁州，一度也升格为都城级别。

可是这些城市都有个毛病——经济不行。

长安是个什么地方？张良是这么说的：“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

”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本来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但架不住长安人口越来越多，粮食物资不够用，只能从外面输入。

代宗时期，长安城里燃料不足，京兆尹黎斡甚至专门从终南山开了一条渠道，专门往城里送木炭，可见这座城市每天的消耗量有多大。

碰上荒年，关中粮食供应到不了位，皇帝就得带着满朝文武，前往东都洛阳就食，因为洛阳在长安东边八百里，水路运输更方便，皇帝也得考虑恰饭的成本。

长安和洛阳这种消费型城市，吸收的是全国各地的能量，对于其他地区的经济谈不上有什么好处，特别在安史之乱以后，两都所在的区域民生凋残，这种单向输血的模式体现得更为明显。

唐帝国虽然疆域广大，可西北一带自然条件差，能自给自足就不错了，华北后来长期被藩镇占据，户口登记都不往上报，更不要指望抠出多少税收来。

整个国家经济指望哪儿？长江流域。

历史教科书上有一句经典论断：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从哪里南移？就是从黄河流域移向江南地区。

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很长，直到宋代才完成。

安史之乱肯定是其中的关键节点之一。

安史之乱以后，唐人心目中的一线城市有着另外一个版本：扬一益二。

扬州是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交通枢纽，从江淮流域到珠江流域的物资都在这里中转，加上可以直接通商海外（唐代扬州离海岸线更近），所以扬州的富庶堪比天堂。

除了扬州之外，就数益州（成都）最阔气，益州是整个西南地区的中心，天府之地不是白叫的，这里同样是个好地方。

唐代中后期，驻守扬州和益州的节度使，往往能够入朝为相，宰辅罢相之后，也将这两处节度使职务视为热门，可见这两个地方的重要性。

除了扬州、益州，大唐自然还有不少好去处，评判标准也很简单：交通便利、田地肥沃，人口繁盛，税收丰富，跟今天没什么两样。

这是唐代官员选岗时候朴实的“唯GDP论”。

唐代有三百多个府州（不包括名义上归朝廷管的羁縻州），大概有五十个左右是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比如江西洪州、湖南潭州，后世成了省级行政区域的中心，这些州的刺史，一般会兼任本地区的节度使或者观察使，成为真正的封疆大吏，所以这些刺史，实权比普通刺史要大太多。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给《旧唐书》挑刺，说“本纪”部分竟然连换个刺史都记下来，太啰嗦了，他可能没明白，这些刺史在地位上堪比清代一省主官，记下来才是对的。

条件最差的州在哪里？唐代贬谪官员，一般会往南部地区塞，今天的广东、广西、贵州，特别是海南，都被官员们视为畏途。

刘禹锡在元和十年入京时，其实有机会挪个好点的位置，可他贬谪朗州司马十年之久，一肚子怨气发不出来，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宰相武元衡等人一看，哟，这思想态度一点都不端正呀，明显心中有怨愤，所以明着摆了刘禹锡一刀，将他贬为播州刺史。

播州就是今天的遵义，依唐代官方核定的数据，播州户数不满五百，人口两千一百六十八，差不多是全国人口最少的一个州。

唐代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播州刺史名为一州长官，实际上跟乡长一样，中枢给刘禹锡下这样的委任状，羞辱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看到这种情况，御史中丞裴度提出质疑，柳宗元也请求替代刘禹锡去播州，大概执政者也觉得交代不过去，索性将刘禹锡改为连州刺史，柳宗元改为柳州刺史。

连州地处湘粤交界的南岭群山里头，自然条件比播州好不到哪里去，人口倒是有十几万之多。

柳州和连州相隔不太远，人口更少，两千多户，跟内地一个普通的县差不多。

一个州的人口数量，直接关系到经济繁荣与否，刺史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征收赋税，他本人的收入、政绩考核都与此息息相关，刘禹锡和柳宗元既然是贬官，当然没有升职的指望，例行考课却是有的，这里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唐代前期刺史地位很高，关键在于可以对接中枢，“上达天听”，虽说皇帝也委派黜陟使、采访使之类的钦差大臣，但主要是监察性质，而且这类使者不常设，刺史有很大的自由空间，除了不掌兵权，实属一方诸侯。

安史之乱打破了这种扁平化的行政层级，为了适应战争需要，皇帝必须突破常规，设置大的政区（军区），委派专人出任节度使掌控军政大权。

比如玄宗委任永王李璘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四道节度使，等于将贵州、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全部，湖北大部，以及河南、陕西、重庆的部分区域都交到他手里，永王要努把力，跟肃宗争个皇位还真有很大胜算。

而肃宗为了解决永王，委任诗人高适为淮南道节度使，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区域都划归高适管辖，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后来一直延续了下来。

安史之乱以后，各节度使管辖的区域划分得更细，但一般都会管上好几个州，某区域战事平定之后，可能会收回该地区节度使的兵权，改为观察使（边境则设经略使），所以节度使和观察使，就成了刺史的实际上级。

刘禹锡任刺史的连州，归属湖南观察使管辖；柳宗元任刺史的柳州，归属桂管经略观察使管辖，而韩愈所任潮州刺史，归岭南节度使管辖。

刺史原本山高皇帝远，现在直属上司就在几百里范围内，假如工作方面出了什么差错，责罚随时就来了，节度使和观察使通常不会亲自到场，而是委派年轻、资历浅的判官过来，像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这些做过朝中大员的角色，肯定不会愿意面临如此窘境。

他们对刺史职务的排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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