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逝世——先生一路走好！

《張忠培：透物見人 考古求真 | 原創人物專題片》

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故宮博物院原院長、故宮研究院名譽院長、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忠培，於2017年7月5日9時4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張忠培先生，1934年生於湖南省，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師從蘇秉琦、林耀華先生。

1961年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吉林大學任教，執教考古學約三十年，後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他自1958年開始先後參與主持了十餘處重要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和成百處遺址的調查與試掘，在此基礎上發表了200餘篇學術論文和專著。

在幾十年的考古研究生涯中，他一直致力於古遺址、古墓葬等的保護工作。

在重大的文物保護問題上，他總是旗幟鮮明，秉公直言，同時又以深厚的學術根基，深入淺出地辨析論證，提出為文物保護贏得長遠效益的實施方案。

2017年5月5日上午，張忠培先生在故宮寶蘊樓為杜倫大學考古系師生一行講解《故宮考古、保護與研究——兼談中國考古學的方法論》。

張忠培先生把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考古事業，對考古學科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做出了卓著的貢獻。

對於他的逝世，文博界哀嘆不已。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學研究所副所長王軍告訴記者，前天下午，他去張先生家中匯報工作，先生拿著《光明日報》頭版刊登的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協議的報導，激動地說：「故宮文物能為增進中國文化認同，維護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做這樣的貢獻！多麼令人鼓舞啊！拚死了干，為故宮，值得啊！」又說到最近五老上書之事，先生為故宮文物之保全心急如焚！張先生說：「那些被非法侵占的故宮文物，一旦失去故宮的身份，它們的價值何在？它們還能為中華民族做出如此之貢獻嗎？！必須站在民族大義的高度，解決此問題！我們上書的五個人，年紀最大的95歲，最小的也84歲了！我們活著的時候，還能不能看到一個完整的故宮！！」言及此，先生竟痛哭失聲！邊哭邊喊：「故宮啊故宮！」王軍說，自己是去向張先生匯報《元君廟考古始末》書稿整理之事的。

此書稿極珍貴，張先生三易其稿，是他最重要的學術經歷。

可先生卻將此事撇開，指著那份光明日報說：「元君廟的事情不重要，光明日報報導的故宮能夠做出這樣的貢獻才是最最重要之事！無論如何，故宮是辛亥革命之後完整留下來的，我們必須完整傳承！這是我最後的囑託了！」說到這，王軍難以自禁：「沒想到一語成讖！先生拼搏到最後，心之所系，仍是故宮文物之保全、中國文化之命運、中華民族之永續！他是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學者！偉大的故宮人！」

2017年4月11日-12日，張忠培先生在2016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現場點評參評項目。

對於前任院長的離世，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心情沉重。

他說：「張忠培先生在任的短短兩年多時間裡，銳意改革，積極創新，明確了故宮博物院的發展方向，狠抓文物保護工作，制定了故宮完整保護原則；他狠抓管理體制改革，推動故宮博物院的科學化和規範化管理，他注重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強調科學規劃，始終秉持解放思想、勇於創新的精神，提出許多新理念和新做法，推動了故宮博物院的科學化和規範化管理，為中國博物館界提供了可供借鑑的寶貴經驗。

他說：「張忠培先生為考古學和博物館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將永遠被世人所銘記。

張忠培先生永垂不朽！」

「今天本來是我向業師張忠培先生交作業的日子。

」復旦大學文博系教授高蒙河說。

前不久他和張先生約好，要交兩份作業。

近兩年來，張先生結合親身經歷的中國考古學歷程，全面評析近百年中國考古學史中的典型事件和代表人物，以「中國考古學」為主題，寫就「走出自己的路」「說出自己的話」「盡到自己的心」三卷。

這是他精選出的足以體現中國考古學一百年來思想精髓的代表作，堪謂一部濃縮版的《中國考古學思想史》，即將付梓。

因高蒙河參與了編選論文的工作，先生囑他給出版社寫推薦信。

另一份作業是良渚博物院陳列改造項目的展陳大綱。

原來的陳列是在張先生親自指導下完成的，此後十年間，他一直關注良渚遺址的考古進展，並在早年確認良渚文化已進入文明階段的基礎上，又指出良渚文明的國家形態是神權和軍權並重的神王之國。

他的這些思想都寫進了這次的展陳大綱，並計劃在展覽中向公眾介紹他對良渚考古的突出貢獻。

「記得昨天晚上寫到這裡的時候，生卒年月一欄還是（1934-），而今天當我寫下這段文字時，他的考古人生卻定格在了（1934-2017）。

」高蒙河仰面向天，「先生，我的作業寫完了，您在天堂還能批改嗎？」

2016年8月28日張忠培先生到漢長沙國王陵考古工地現場進行視察指導。

王煒林，也是張先生的學生。

在當陝西歷史博物館副館長之前任陝西考古研究院院長8年。

因有師生情誼在，陝西有什麼重要發現，他總是在第一時間向張先生匯報。

今天，聞悉噩耗，他一時難以接受。

他說:「今年評十大考古新發現時，他似乎感知了什麼，先生提議要和我們挨個合影，照片中的他，笑得如此慈祥，將一種特殊的愛定格到了永遠……先生的考古事業是從陝西開始的，作為一名陝西的普通考古工作者，能追隨他的足跡，感到非常榮幸，他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財富。

從元君廟、泉護村考古到渭河流域第一個編年序列的建立，從河套項目實施到石峁發現的定位，從尖底瓶的分期到陶鬲譜系的研究，從史前聚落的觀察到古代社會探索，就連我曾經懷疑他的廟底溝文化中心在渭河流域的結論也被後來的楊官寨考古發現所證實……斯人已逝，幽思長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叢德新代表吉林大學81級考古專業18名同學表示：「驚聞當代著名考古學家、吉林大學考古學科創始人、故宮博物院原院長、我們敬愛的老師張忠培先生仙逝的噩耗，無不感到萬分悲痛，都為我們失去了一位學術親人、事業導師，而流淚哭泣。

張先生一生以事業為重，以學生為重，以學科為重。

待人真誠，愛徒如子。

先生故去，是考古界的損失，是考古人的損失，更是我等考古學生們的損失。

先生走了，留給我們的不僅是悲痛，更多地是懷念與追思。

老師，您永遠是我們的楷模！願先生一路走好！」

生平

1934年生於湖南長沙；

195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本科；

1957—1961年初攻讀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副博士研究生，期間於1958年至1961年初主持了華縣、渭南的調查、試掘與華縣元君廟、泉護村的大規模發掘工作；

1961年分配到吉林大學任教，執教考古學約30年；

1972年在吉林大學創設考古專業並組建考古學系；

1979 年至1982 年組成張家口考古隊，發掘了蔚縣三關、莊窠、篩子綾羅等遺址；

1980年至1983 年組成晉中考古隊，發掘了太谷白燕、汾陽杏花村、柳林高紅等遺址；

1984年任吉林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

1987 年和1989 年組成游邀考古隊，發掘忻州游邀遺址；

1988年10月－1991年1月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2008年出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學術歷程

高蒙河

本文摘自2014年出版《慶祝張忠培先生八十歲論文集》，原文為高蒙河《編「張忠培先生六十年學術論著要目」札記》，全文15000多字，全面的梳理了張先生60餘載學術歷程，並對張先生的一些學術方法、學術理論和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和分析。

1952年，張忠培先生從長沙長郡中學考上了北京大學歷史系。

當時，歷史系除了歷史專業以外，還第一次在中國開設了本科考古專業。

他接到的錄取通知書上，要他選擇讀哪個專業。

他便到長郡中學向他敬仰的一位講授中國近代史的李昌董老師諮詢，李老師說，你還是讀考古好。

於是，他就選擇了當時他還知之甚少的考古專業。

那一年他18歲，自此與考古結緣，走上了人生的考古求索之路。

到今年，他已經80歲了。

大學四年期間，他只回過二次長沙老家，寒暑假幾乎都在學校閱讀當時不多的約20種雜誌，一冊一冊挨著看，還通覽了國內外考古論著，一點點朦朧地產生了日後對他一生的學術實踐和研究影響至深的考古學應該「以物論史、透物見人，替死人說話，把死人說活」的思考。

到1955年，他將有關受當時批判胡適思想的影響，同他所認識的哲學，就考古學的問題寫成兩篇文章，投遞給《考古通訊》等刊物，一篇沒被採用，另一篇只在內部刊用。

這兩篇文章雖然都沒有被公開發表，卻開啟了他寫作考古學術研究論著的先河。

那一年他20歲，到今年，也已經60年了。

從那以後，他又在1956年西安灃西的大學考古實習中，運用學到的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方法，把自己挖到的7座西周墓做了排序，分為三期。

雖也沒有發表，但卻是1949年以後第一篇有關西周墓葬的分期成果，這為他1960年參加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編寫《中國考古學》工作，負責《商周——青銅時代》中的《西周前期》等編撰打下了伏筆。

再後來，他本科畢業被選拔留校作副博士研究生並參與主持了陝西華縣、渭南兩地大範圍區域性考古調查和對華縣泉護村遺址、元君廟墓地的發掘。

在導師蘇秉琦先生指導下，分別於1959年下半年寫出了《元君廟仰韶墓地》初稿，1960年底至1961年初合作完成《華縣泉護村》初稿，1961年6月寫出了《華縣、渭南古代遺址調查與試掘》初稿，取得了以下諸多在當時並於後來被不斷印證的重要考古成果：

一是元君廟墓地的發掘，改變了過去以一個遺蹟為單位的做法，把整個墓地作為一個研究單元，開創了中國考古學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成為國內外考古同行中率先通過墓地結構、合葬墓中人員的關係和墓葬與墓葬之間人員的關係來研究親族制度的方式；二是在泉護村新發現了仰韶時代向龍山時代轉變的過渡環節泉護二期文化，將所揭示的泉護一期文化遺存亦即西陰文化和元君廟半坡文化墓地分為三期和四期，以及半坡文化和他已經確認的老官台文化之層位關係，實證了「仰韶文化」源於中國本土的老官台文化，開啟了中國探索前仰韶時期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先聲，並通過類型學研究，首次確認了老官台文化—→半坡文化—→西陰文化—→半坡四期文化—→泉護二期—→荊村文化—→客省莊文化或三里橋文化是先後的同一譜系的諸考古學文化；三是華縣、渭南古代遺址調查與試掘不但是考古學上進行「拉網式」大規模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實踐的領先之作，還通過這一工作和元君廟及泉護村的發掘，搞清了陝晉豫地區從老官台文化到東周的考古學文化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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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著

1. 《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學報》，1981年第2期。

2. 《元君廟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

3. 《母權制時期私有制問題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4. 《實事求是，推進史前史研究》，《史前研究》，1984年。

5. 答《元君廟仰韶墓地商榷》，《中原文物》，1985年。

6. 《黃河流域史前合葬墓反映的社會制度變遷》，《華夏考古》，1989年。

7. 《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處社會階段——五千年前中國進入文明的一個例證》，《文物》，1995年。

8. 《仰韶時代——史前社會的繁榮與向文明時代的轉變》，《故宮博物院院刊》，1996年。

9. 《中國古代文明之形成論綱》，《考古與文物》，1997年。

10. 《中國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

11. 《中國考古學：走近歷史真實之道》，科學出版社，1999年。

12. 《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學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

13. 《窺探凌家灘墓地》，《文物》，2000年。

14. 《河套地區先秦兩漢時期的生業、文化與環境》，《中國文物報》，2000-6-18。

15. 《考古學——連接中國西部古今之橋》，《北方文物》，2001年。

16. 《考古學與地下遺存保護的認識與實踐》，《中國文物報》，2002-08-23。

17. 《客省莊文化單把鬲的研究——兼談客省莊文化流向》，《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

18. 《論內蒙古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內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

19. 《中國大遺址保護的問題》，《考古》，2008年第1期。

20. 《關於二里頭文化和夏代考古學遺存的幾點認識》，《中國歷史文物》，2009年第1期。

21. 《龍脈相傳文明曙光》，《光明日報》，2009-10-22。

22. 《中國考古學的旗幟與永遠屹立著的豐碑》，《中國文物報》，2009-10-30。

23. 《重溫費孝通玉文化研究理念》，《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01-05。

24. 《再談梁思永先生與中國考古學——「紀念梁思永先生髮掘昂昂溪遺址80周年暨昂昂溪文化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文物》，2013年第7期。

25. 《我認識的環渤海考古——在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五次年會上的講話》，《考古》，2013年第9期。

26. 《渭河流域在中國文明形成與發展中的地位》，《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奶第11期。

27. 《夏王朝時期中國文化的探索》，《中國文物報》，2014-12-12。

28. 《考古學與文物保護——在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開的學術報告會上的演講》，《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3期。

29. 《中國玉器與玉文化研究之道的思考》，《江漢考古》，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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