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許多古老民族歷經時間的風雨，生生不息，發展至今，典型的如西亞的猶太人和東亞的大和民族。

世界上卻沒有如中國這樣，作為一個巨型的文明共同體，雄居亞洲東部百萬年，堅守自己的文明範式和生活方式，綿延至今。

她沉積了人類最深厚的文化層，內聖外王（政教）高度融合發展，文明輻射遍及整個世界——放眼全球，這簡直是個奇蹟！

嚴文明先生曾將中華文明與歐亞非舊大陸西部文明作了比較，對於二者不同的命運軌跡。

他寫道：「西亞兩河流域周圍並沒有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以那裡以種植小麥為主的旱地農業體系形成以後，很快就向東西兩個方向傳播到緯度相近、地形和氣候條件相似的尼羅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

在這三個地區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分別產生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尼羅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

但這三個文明在地理上是分離的，無法形成相互補充和促進的統一的整體。

它們每一個都可以發展到相當的高度，但是經不起外來勢力的衝擊，一個個都像流星似的消逝了，只有藉助於考古學家的鋤頭才把它們恢復起來。

」【29】

中國為何在世界主要文明中能夠一枝獨秀，在曲折中不斷發展壯大呢？這與它特殊的地緣、地理環境，以及舊石器時代百萬年時間裡形成的獨特發展道路有關——中華先民有與舊大陸西部完全不同的進化路線。

王幼平先生認為青藏高原隆起造成的難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影響了人類進化路徑，這是中國文化獨特性產生的首要原因。

他說：「關於早期人類起源與發展的認識到目前仍有許多爭論，一些學者主張早期人類起源於東非，然後擴散到世界各地。

但也有學者認為東亞特別是中國南方也與早期人類的起源有關。

無論對早期人類起源地點的爭論如何，到距今一百多萬年前的直立人階段，東亞與東南亞地區的直立人已經顯示出與舊大陸西側直立人體質特徵的明顯不同……直立人在舊大陸的兩側生活了上百萬年，他們的地區性的差異，應當是舊石器時代早期東西方文化差別的重要原因。

直立人之後各地早期智人與晚期智人的地方性差別也依然十分顯著。

無論是主張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者，還是主張多區進化者，對於本階段人類的地方性差異都無異議。

這些差異顯然會直接影響到舊石器中、晚期文化的發展。

所以在討論中國早期原始文化獨特性的成因時，首先需要考慮的因素應該是人類進化的區域性差異。

」【30】

另外，從地理上看，中國西面背倚青藏高原，東方和南方朝向大海，北部多高山沙漠，其中又有多條道路可通向遙遠的歐亞舊大陸西部文化中心。

這形成了她據內足以自守，對外足以汲取其他文明成果的格局。

（如圖8）

圖8 雄居歐亞非舊大陸文化板塊東部的中國；圖片來源：許宏：《最早的中國》，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7頁。

青藏高原對於中國過去和未來的地緣戰略意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張文木教授強調：

「隨青藏高原的快速崛起，中國平原地帶進入山地的懷抱。

如果將與之連體的帕米爾高原即中國古代所說的『蔥嶺』考慮在內，橫亘於中國西部的青藏高原猶如一道拱形垂天石盾，使中國地緣政治結構有了外敵西不能進，東不能攻，而我人民則西可『依山』，東可『傍水』的優勢，中國由此避免了歐洲大平原上那隨時背腹受敵的四戰困境。

「中華民族總是幸運的：在遠洋技術尚不發達的古代，中原人民背靠大海有力抵抗著來自西北鐵騎的南犯；在遠洋技術興起，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從東部海陸侵犯我中國時，我們又有青藏高原的庇護，在這裡中華民族聚集起二次反擊的力量，並最終贏得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

那麼，可以斷定，在未來相當的時期內，青藏高原對中國安全的終極保護作用是不會改變的。

」【31】

嚴文明先生從內、外兩個角度論證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和持久性，他說：「中國的周圍有高山和海洋作為屏障，本身是一個大型的地理單元。

其中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不但自然環境條件最好，文化最為發達，而且位置比較適中。

中部地區先進的文化不斷地吸引和影響周圍地區，周圍地區也會嚮往中部先進的地區，這就會很自然地產生一種向心作用，而中國古代文化的整體結構也便是一種向心結構。

它是一種超穩定結構，是中國文明得以連續不斷發展的根本原因。

具體來說，當東方大兩河流域文明興起之時，外部環境是比較安定的，因為她距離其他早期文明發達的地區十分遙遠，中間又有高山等嚴重的地理障礙；她的周邊地區自然環境條件較差，文化發展相對滯後，在很長時期內都不曾對她形成威脅。

加以她本身的幅員廣大，資源豐富，有足夠的迴旋餘地，外部的衝擊不容易把她壓倒。

即使時在軍事、政治上受到挫折，也會反過來在經濟文化上把對方征服和同化，把外部問題變成內部問題來加以消化，從而保持文化發展的連續性。

」【32】

中國的整個地形是從青藏高原逶迤而下的三級階梯，其中山地占中國土地面積的2/3。

歷史證明，這樣的地形比歐洲那樣的大平原環境有利於政治統一。

因為平原地帶容易容納多種戰略力量長期平行共存和均勢對抗。

考古學也證明，早期中國的形成是多個文化區系相互作用交流，最後以中原為中心，形成同心圓的大統一格局——未來，這個東亞同心圓很可能穿越新疆進入青藏高原以西歐亞舊大陸西部文化板塊，早在夏商時期已經形成這一態勢。

（如圖9）

圖9 夏商時代早期中國文化圈正式形成。

注意圖中的「罐文化系統」，這是東西文化的交匯地區，已經延伸至中亞；圖片來源：韓建業：《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9頁。

考古學家韓建業教授在《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一書，詳細考察了早期中國形成的過程，與現代民族、國家「想像的共同體」不同，中國是在亞洲東部相對獨立（不是封閉）、自然進化的結果。

這一進程起始於舊石器時代的早中期，約公元前5000年，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後，就整合形成三大文化系統，這是「早期中國文化圈」的雛形。

三大文化系統分別是：黃河流域的瓶（壺）-缽（盆）-罐-鼎文化系統；長江中下游-華南文化區的釜-圈足盤-豆文化系統；東北文化區的筒形罐文化系統。

黃河流域文化區居中，在汲取多方文化因子的基礎上，創新發展，終於形成強勢的中原文化。

約公元前1800年~前1300年早期中國正式形成，韓建業教授寫道：「約公元前1800～前1300年為文化意義上早期中國的王國時代。

公元前1800年以後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岡文化從中原核心區向外強勢擴張，使得文化格局發生重大調整，中國大部地區文化再次交融聯繫成更大範圍的四個層次的文化共同體。

此時大型城市和宮室制度形成，青銅禮器和禮制日臻完善，出現二里頭等君臨天下、唯我獨尊的王都，進入成熟文明社會和真正的王國階段，形成東、西兩大社會發展模式。

該階段當與傳說中的夏代和商代早期相當。

」【33】

歷經百萬年，公元前1500年左右中原文化核心區形成的意義重大。

她將東亞大陸文化板塊凝結為一個巨大的、難裂解的文明共同體，她植根於經濟基礎的堅固統一性。

據《史記·貨殖列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境內已經存在互補性極強的幾大經濟區，形成「富商大賈週遊天下」的統一大市場——這是今天歐洲各國費九牛二虎之力試圖維繫的經濟共同體。

中華文化共同體如此之大，遠遠超過古埃及、古印度和古美索不達米亞文明。

五千年前，單單一個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和空間範圍，就達到同時期古埃及和古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水平，足見中國文明腹地之廣大！

如此巨大的文化共同體，要求超越血緣、地域，包容性極強的文化認同，現實政治（政）與文明教化（教）的高度統一，反映到個人修為層次，則是內聖與外王的高度統一。

「統一」的前提是教化必須服從世俗政治，內聖必須直通外王——中國舊石器時代以來相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成為政教（內外）統一的沃土。

在距今約7萬到3萬年前的舊石器末期，發生了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歷史系教授尤瓦爾·赫拉利所謂「認知革命」，這一時期發現的人類遺物逐漸表現更多的文化信仰內容。

【34】此時中國先民的生活方式就呈現出某些世俗化特徵。

韓建業教授寫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山頂澗、水洞溝、小孤山、峙峪等遺址發現有石骨質或者用鴕鳥蛋殼製作的圓形圓孔飾品、圓孔石珠等，而缺乏歐亞大陸西部流行的『維納斯』式雕塑、洞穴岩畫等。

這些都顯示出蒙古人種先民就地取材，質樸實用，偏好將『藝術』或原始信仰融於日常物品，宗教色彩淡薄等特質。

」【35】

中國文化世俗化特質在新石器時代變得更為明顯，並轉化為以祖先崇拜為核心的世俗化信仰體系，綿延至今。

在中國人看來，祭祀本身主要是崇德報功的現世意義。

《禮記·祭法》明確規定，對那些為百姓樹立榜樣，於國有功，救民於水火的人才進行祭祀。

上面說：「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菑（同「災」——筆者注）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

韓建業教授在考察了中國歷史不同階段的文化信仰特點後總結道：「早期中國文化總體注重俗世，其原始宗教信仰主要蘊含在日常生產生活當中，房屋建築內罕見祭台雕像，少見偶像崇拜，祖先崇拜應當是這個信仰體系的核心。

盛行土葬，為祖先安排永久的地下居所；墓地分區分組，井然有序，其空間分區應當主要依據血緣關係，體現對祖先的敬重和對社會秩序的重視，強調氏族和家族；其他祭壇、祭坑等祭祀場所只是處於次要地位。

」【36】

世俗化是中華文化的特色，而歐洲，近代同東方世界，特別是中華文化圈接觸後，直到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才開始世俗化進程。

今天，基督教的中心歐洲已經成為一個高度世俗化的地區，沒有經歷過啟蒙運動的美國世俗化趨勢也在加強。

世俗化使政教合一成為可能，政府承擔，而非宗教機構承擔教化責任，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仍然如此。

東晉政治家庚冰說：「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

」（《全晉文》卷三十七）自夏代以來，這一原則即被中國政治家奉為圭臬。

據《尚書·堯典》，舜主政伊始，就任命了契為司徒，主教化；伯夷主三禮，夔（音kuí）主樂。

他對契說：「契，百姓不親，父母兄弟子女都不和順。

你作司徒吧，謹慎地施行五常教育，要注意寬厚。

」（原文：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

世俗化也有利於形成內聖外王一以貫之的心法。

從人間起修，由人道而天道，是最為穩健的大道。

於是，修齊治平成為中國精英千年的人生理想。

反觀佛教起源的印度和猶太教起源的西亞，他們起源地的政治規模都是小的城邦國家，所以內聖一直沒有開出發達的外王來，印度人心靈世界在遠離塵囂的隱修之地森林，西方一神教的心靈世界則在彼岸的來世天堂。

《尚書·堯典》開篇總述堯帝的德行，其順次即為《大學》的修身（俊德）、齊家（九族）、治國（百姓）平天下（萬邦）。

上面說：「查考往事，帝堯名叫放勛，他恭敬節儉，明察四方，善理天下，道德純備，溫和寬容。

他忠實不懈，又能讓賢，光輝普照四方，思慮至於天地。

他能發揚大德，使家族親密和睦。

家族和睦以後，又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

眾族的政事辨明了，又協調萬邦諸侯，天下眾民因此受到教化和睦起來。

」（原文：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

對於天人之際，「人在自然中的位置」這一古老問題，東西方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哲學解釋。

中國人認為天、地、人是三才，分別代表陽、陰、和三氣。

天地生人，反之，人要參贊天地之化育。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

」人與天地並列為三，以人為本，這是怎樣的人文境界！西方人認為神創天地萬物，人管理天地間萬物。

以神為本，人按神的旨意利用天地萬物。

《舊約·創世紀》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37】東西方這種世界觀上差異，可以圖示如下：

圖10 東西方世界觀示意圖；圖片來源：作者繪圖

同時，世俗化還避免了西方政教分立導致的分裂局面，避免了太多的（宗教）流血衝突。

張文木先生敏銳地注意到，1648年正式簽訂確認，奠定近代主權國家國際關係基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並不是和平的福音，而是災難的開始。

他寫道：「它以不可動搖的主權形式將歐洲中世紀由政教衝突和封建分封造成的諸侯國之間的破碎形勢在沒有統一之前予以固化，這對歐洲未來帶來的影響是災難性的。

」【38】事實證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歐洲戰亂不斷，且愈發激烈，直到今天「核恐怖」下的和平。

在二十一世紀人工智慧蓬勃發展的全球化時代，人類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需要統一和平、持續包容的發展。

作為世界上唯一持續發展百萬年，對歐亞非舊大陸和環太平洋文化板塊做出重要貢獻的巨型文明，世俗化特徵明顯的中國文化一定會為未來世界做出新的貢獻！

現代西方主導的人類文明需要改變，中國文化展現了另一條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