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韓建業：早期中西文明雙向互動，「西來說」站不住腳

「絲綢之路」是近年在學界、媒體等領域備受關注的熱門話題。

作為歷史上中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節點，西域（新疆）考古很早就成為中西學界關注的焦點，然而，由於多方面原因，新疆的考古發掘和研究至今仍然相對滯後，還有些空白尚待填補。

在「絲綢之路」以前，不同的文化在這裡是如何交流的？新疆內部不同地區之間、新疆與中原之間的文化交流，又有怎樣的表現？近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就相關問題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北京聯合大學考古學研究中心韓建業教授。

韓教授早年師從嚴文明先生研究中原考古，近年他又將研究觸角從中原、北方深入到了新疆地區。

他認為，在「絲綢之路」以前早就存在中西文化交流，雖然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更大一些，但總體是雙向互動的交流過程，中國文化西來說是站不住腳的。

韓建業教授在德國慕尼黑天鵝堡山腳下

澎湃新聞：您師從嚴文明先生，研究的關注點從中原史前考古到北方考古，而後又轉向西北、新疆地區的考古，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韓建業：我早年的研究與我在北京大學的求學經歷相關。

1989年我本科三年級時在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考古發掘實習，首次接觸到江漢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

碩士研究生時做豫東南龍山時代考古，1992年參與主持駐馬店楊莊等遺址的發掘，藉此提出龍山前後期之交豫南江漢的重大文化變遷可能是古史傳說中「禹征三苗」事件的反映，並完成《王灣三期文化研究》一文發表在《考古學報》上。

後來做北方地區研究是自1996年師從嚴文明先生攻讀博士學位開始，受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田廣金和郭素新老師邀請，嚴先生派我去內蒙古覆核整理涼城岱海地區多年發掘的新石器時代考古資料，編寫出版了《岱海考古》系列考古發掘報告，對內蒙古中南部以及整個北方地區文化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在這個基礎上完成的畢業論文《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獲全國百優博士論文提名，這在中國考古界還是首次。

2000年的時候，嚴文明先生推薦我參加了中國工程院的一個國家重大諮詢項目「西北地區水資源配置生態與環境建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我是在劉東生院士主持的西北地區自然環境演變課題組裡。

參加這個課題雖然收穫大，但做得匆忙，感覺對西北地區人地關係的梳理還不夠深入，於是2004年我就申請了國家社科項目「中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

做這個題目，先要把文化發展脈絡梳理清楚，但當做到新疆那邊我就看不太清楚了，於是我就先對已經發表的新疆史前考古材料全面梳理，向社科院考古所的陳戈老師請教，並於當年暑期在新疆進行了為期二十多天的調查，研究成果發表在2005年的《新疆文物》上。

由於《新疆文物》是內部刊物，嚴文明先生建議將這篇論文修改成書，於是就有了《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這本書被嚴先生稱為「第一部研究漢代以前新疆歷史的考古學著作」。

韓建業著《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

澎湃新聞：您認為邊疆地區考古與中原有何不同？是否有共通之處？

韓建業：中國地理環境相對獨立，而又廣大多樣，這造成中國文化統一性與多樣性並存的特點，或者有中心的多元一體。

嚴文明先生將史前中國文化格局形象地比喻成一朵盛開的重瓣花。

我在《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一書中對這一特點進行了細緻解讀。

邊疆考古與中原考古的異同，正如同重瓣花中花心與花瓣的區別，大同小異，有主有次，構成整體。

具體到西域新疆與中原考古的不同，至少有這樣幾點：

一是新疆為歐亞大陸三大文化圈交匯之地，而中原為東亞文化圈的核心。

按照考古學文化面貌的異同，可以將歐亞大陸史前時期大致分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原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以西亞為核心的西方文化圈，和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圈，新疆恰好處於三大文化圈交匯之地，不同文化、不同血緣的人群在這裡碰撞融合，使得新疆的考古學文化複雜多變，充滿戲劇性，歷來都受世界考古界密切關注。

世界眼光，開放協作，國家意識，是做好新疆考古的前提。

歐亞非大陸早期三大文化圈

二是新疆大部地區氣候乾燥，為有機質長久保存提供了條件，考古遺存埋藏狀況不同於中原。

比如著名的小河墓地，4000年前的棺木、乾屍、衣物、皮毛、草木、糧食等鮮亮如新，為我們復原古代社會的方方面面提供了極為細緻難得的物質資料。

如果是在中原地區，這樣絕大多數都為有機質物品、沒有一件陶器隨葬的墓地，或許就只剩幾塊人骨能夠保存下來，絕大部分信息都會蕩然無存。

所以新疆考古的成果，會對中原等地的考古學解釋提供重要啟示。

三是新疆考古工作相對滯後於中原，研究潛力巨大。

新疆考古開始的時期並不晚，但地域廣大，環境艱苦，考古人員相對很少，考古發現還存在不少空白，考古研究也遠滯後於中原等地。

比如中亞和中國甘青地區距今5500年以來在彩陶、符號等方面有某些共性，可能存在交流，馴化的綿羊、黃牛、小麥等可能也是通過中亞傳播到中國，可必由之路新疆南部地區卻缺少相關發現。

但另一方面，新疆在歐亞大陸三大文化圈交流、中西文明起源發展、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以及「一帶一路」等方面的研究中，又處於極為重要的地位。

相信新疆考古會在近些年形成研究熱潮。

澎湃新聞：新疆內部不同地區的考古遺址之間有怎樣的聯繫，關聯性更強還是獨立性更明顯？

韓建業：新疆本身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內部各考古學文化之間存在更為密切的交流，文化統一性與多樣性並存。

考古學者已經在南北疆很多遺址採集到細石器、石核等遺物，不少當屬於幾萬年以來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存，但由於缺乏正式考古發掘，地層關係和年代都難以確定，更談不上討論他們之間的關係。

1萬多年以來中國中東部地區和西亞等地進入新石器時代，但新疆至今都沒有能夠確認的新石器時代遺存發現，推測既與當地新石器時代文化不夠發達有關，但也與考古工作的滯後有很大關係。

新疆考古學文化面貌比較清楚的是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

距今4000年左右新疆進入青銅時代，在東疆哈密地區是天山北路文化，絕大部分彩陶等與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近同，根基在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而部分圜底彩陶器和青銅器則更多體現與阿爾泰、西西伯利亞等地的聯繫；在阿勒泰及其附近地區是切木爾切克文化，與俄羅斯米努辛斯克等地的奧庫涅夫文化接近；在羅布泊及以西地區是古墓溝—小河文化，其圜底草編簍等似乎與阿爾泰地區的阿凡納謝沃文化、奧庫涅夫文化、切木爾切克文化等存在聯繫；在新疆西部地區則屬於安德羅諾沃文化系統分布區，面貌和哈薩克斯坦、西西伯利亞等地大同小異，而又有當地特點。

新疆這些青銅時代文化主體來源不同，但都應當存在和當地土著文化融合問題，而且這些文化相互之間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交流，表現出一定的共性，但交流的程度不高，地方性特點更顯著。

公元前3千紀後半葉土庫曼斯坦阿爾丁特佩遺址人形塑像及尖頂冠形符號

公元前3至1千紀中國西北地區史前時期的尖頂冠形符號

值得注意的是，距今3500年以後，在新疆大部地區文化、中亞楚斯特文化，在阿爾泰、俄羅斯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地區的卡拉蘇克文化，甚至甘青的齊家文化晚期等當中，普遍開始出現圜底陶罐，應當與相互的交流有關，阿勒泰地區的切木爾切克文化可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距今3000年左右進入早期鐵器時代，新疆天山南北地區被焉不拉克文化、蘇貝希文化、察吾乎溝口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等一系列大同小異的彩陶文化所占據，表明區域內部的文化整合比之前顯著提高，文化統一性加強，這當與來自東疆—甘青地區彩陶文化的西漸有關，而阿爾泰、西西伯利亞地區的斯基泰遊牧文化也對新疆文化產生較大影響。

距今2500年以後，新疆天山一線的陶壺類器物被阿爾泰、西西伯利亞地區遊牧文化普遍採用，而來自黃河長江流域的絲織品、銅鏡、漆器等也開始見於新疆、阿爾泰等地，而阿爾泰等地的格里芬、翻轉動物紋等廣泛見於包括新疆在內的中國北方。

可見文化間的互相交流更加頻繁，為之後絲綢之路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2千紀末葉以後新疆「高頸壺文化系統」典型陶器

澎湃新聞：作為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通道，新疆地區實現了許多物質文化的交流，比如絲綢之路、羊馬之路等，您的研究也關注到了彩陶之路、銅鐵之路，想請您從考古的角度來談談東西方文明在這裡產生的碰撞。

韓建業：「絲綢之路」指的是漢代伊始以絲綢為代表的中西方貿易通道，當然通過絲綢之路，中西方在思想、文化、語言、人群等方面也有廣泛交流，對中西方文明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但實際上中西文化交流並非以絲綢之路為開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至少始自晚更新世末期，並大致可分為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20000-11000年）、新石器時代（距今11000-5500年）、銅石並用時代—青銅時代早期（距今5500-4000年）、青銅時代—早期鐵器時代（距今4000-2200年）四個階段，分別以狩獵採集人群間、半農半狩獵採集人群間、農人間、牧人間的文化交流為代表。

約距今4000年後交流程度的極度加深和中國青銅時代文化的重要變革，當與氣候的乾旱化趨勢有關。

實際上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並無十分確定的「道路」，但從北到南大致有草原之路、草原—綠洲之路、綠洲之路、高原之路四條通道，以前三條通道最為重要。

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當為人群的移動和交融，貿易在其中所占比重可能很小，與絲綢之路有別。

交流涉及物質文化（技術、精神也只有通過物質載體體現）、語言和人種。

物質文化遺存方面包括器物（青銅器、鐵器、金銀器、陶器、石器、紡織品等，以及車、岩畫）、建築（土坯等）、墓葬、農作物家畜（粟、小麥、大麥、綿羊、山羊、馬、牛）等，或可稱這樣的中西交流之路為彩陶之路、銅鐵之路（青銅之路）、羊馬之路等。

史前彩陶之路示意圖

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在多數時候都是雙向互動的過程，外來人群及其文化在多數情況下都存在與當地人群及其文化碰撞與融合的問題。

無論是西方文明，還是中國文明，其主要的根基都在當地的石器時代文化，中西文化各有特色，難分優劣。

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雖然對早期歐亞大陸歷史進程大體同步的發展、對早期中西文明的起源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中西方文化的基礎。

極端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或者區域文化優越論、種族優越論都是站不住腳的。

澎湃新聞：所謂中西交流的通道，物質的交流之外，一定存在人的流動，您怎麼看西來人群和文化對於中華文明的影響？

韓建業：中西交流當然既有物質文化交流，也有人群的交流，但由於這些交流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自然漸進發生的，因此從西亞到中原這樣遠距離的文化聯繫，只能是間接的，並不存在直接的文化交流，更不用說人群的進入。

事實上，在漢代以前，從未發現歐洲人種進入哈密以東河西走廊的任何證據，歐洲人種與蒙古人種的交流主要在新疆和阿爾泰地區展開。

中國新疆和中西亞地區青銅時代中期人像的分布

但即便是遠距離的和間接的，西方文化因素的滲入也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看得見的影響。

距今5500年以來家養綿羊、黃牛、小麥、鋸齒紋彩陶、尖頂冠形符號、權杖頭等西方因素從中亞進入中國，使得中國北方和中原地區生業經濟更加多樣化、文化更加多樣化，增強了北方和中原地區人群對漸趨乾冷環境的適應能力，加強了在那個戰亂動盪年代的社會組織能力，刺激了距今5000年左右中國中東部向古國文明或者初級文明社會的邁進，為距今4000多年北方文化大規模南下，以及中原地區最終成為早期中國的堅強核心做出了貢獻。

距今4000年左右發源於西西伯利亞的辛塔什塔—安德羅諾沃文化系統人群乘著馬拉戰車、舉著青銅武器四處擴張，深刻影響到新疆地區，間接影響到甘青和內蒙古的齊家文化、四壩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等，並對中原地區二里頭青銅文明——晚期夏文明的興起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中國從此由古國階段進入王國階段，也就是有名義上天下共主「王」的成熟文明階段。

公元前2千紀前半葉新疆和西伯利亞辛塔什塔－安德羅諾沃文化遺物比較

然而，我並不贊成「中國文明西來」說，我更強調中西方文明一直有交流且互相有影響，中國文明物質和精神的絕大多數方面，都有著中國當地的文化基礎，西方文化因素的進入只起到多樣化和促進刺激的作用。

另外，從整體來說，距今4000年以前，西方文明對中國文明影響更大些；距今2500年以後，中國對西方的影響更大一些，總體是互相交流，互相促進。

澎湃新聞：2007年、2008年，您先後出版了關於新疆地區、西北地區考古的研究專著；而您最近的研究著作是2015年出版的《早期中國：中華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這兩個研究之間是否有關聯？邊疆考古的研究對於您思考早期文明問題有什麼影響嗎？

韓建業：2000年前後我就開始研究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但對西北地區還關注不夠。

我的主要觀點繼承嚴文明和張光直先生而來，強調早期中國的「多元一體」。

如何證明「多元一體」，就需要對全國範圍所有史前文化做一細緻梳理，弄清楚文化譜系、文化格局。

2004年以後介入新疆以及整個西北地區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我的研究視野，使得我更加全面、客觀地理解早期中國有了可能。

韓建業著《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

具體來說，我提出距今6000年左右正式形成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而西北地區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時代文化，無非是中原關中文化的拓展和變體，當然可以納入早期中國文化圈當中。

距今4000年左右開始新疆東部的彩陶文化來自甘青，而甘青彩陶文化的根基又在中原，從這個意義上，就可以將新疆東部納入二里頭—二里崗時代圈層結構早期中國的第四圈，也就是最外的一圈。

至於新疆大部地區，在晚商之前還不能納入中國文化圈，從西周以後才逐漸納入，漢代以後已經成了中國文化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當然，我這裡談的是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而非政治意義上的早期中國。

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是政治意義上的中國統一時維護統一、分裂時嚮往統一的重要基礎。

早期中國「有主體有中心的多元一體」特點，深刻影響到政治意義上中國的有中心多元一體特點，影響到近現代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基本特點。

那種用所謂單一民族國家模式來解釋、看待中國的觀點其實是一種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