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料烽火起。

遊牧於西北部的匈奴覬覦中原，舉兵攻周。

宣王御駕親征，並命兮甲(先秦姓、氏、名、字的使用與今日不同，兮甲為貴族，兮是氏，甲是名，字伯吉父，後人亦稱尹吉甫。

為便於稱呼，本文統一稱為兮甲)隨同。

兮甲文武雙全，文可匯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武可帶兵攻伐，治軍有方。

匈奴好戰，初期周軍常敗，兮甲調整策略在成周駐紮，嚴明政令，並施壓南淮夷，徵收大量戰爭所需人力物力。

六月，兮甲率軍反攻，在陝西白水附近與匈奴決戰，大獲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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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後，宣王大喜，不僅賞賜豐厚，更命兮甲掌管成周及四方的交納糧賦。

戰亂時代，這可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任命，此舉不僅牽涉經濟利益，更是在人事、軍事方面的關鍵占位。

兮甲本人對此十分自豪，他決定鑄造一件青銅禮器記錄此事，以讓後世永念。

當時，青銅禮器承擔的是功德碑的功能，「盤」則是常用器型。

墨子所謂「書之竹帛，琢之盤盂」，其底較平而面積大，將重要銘功記事，刻鑄其上，便可在宗廟中永久保存。

這件順勢而為的青銅禮器便是「兮甲盤」，三月就已開造。

宣王在位四十五年，南征北伐，國力重複，是西周中興之主，兮甲貴為輔弼大臣(類似宰相)，可謂開啟了中興之局，而兮甲盤更被視為西周中興之象徵。

西周后，諸侯紛起，此盤一度銷聲匿跡。

直至南宋，張掄所著《紹興內府古器評》一書首次記錄此盤，已入藏宮廷。

南宋首都便是杭州，此乃兮甲盤與杭州的首結之緣。

2017年7月15日晚，兮甲盤將以估價待詢的形式現身位於杭州的西泠印社春拍現場，乃其與杭州的第三次結緣。

而兩份兮甲盤銘拓本亦將於17日亮相吉金嘉會·金石碑帖專場，二類呼應，甚是有緣。

業內對兮甲盤期望甚高，某青銅器藏家大膽預估其將成為國內首件過億元人民幣的青銅器：「兮甲盤是西周重器，是皇宮舊藏，本身造型雍容大氣，銘文不僅多達100多字，而且內容豐富，具備重要的史料價值，更重要的是，有明確的49年之前的出土紀錄，來源清晰，著錄豐厚，再加上近幾年大眾對青銅器普遍認知的提升，過億是有極大可能的。

」

商晚期青銅獸面紋「耳丁」卣

卣呈橢圓體，有蓋。

直口，鼓腹，高圈足。

通體雷紋錦地紋飾，由蓋至圈足置四條棱戢。

蓋高領，與器身以子母口扣合，頂飾蘑菇鈕，面飾獸面紋，蓋壁飾夔龍紋。

器頸飾夔龍以獸首相間，兩側置牛首提梁，梁鋬飾龍紋。

腹部飾巨目獸面紋，足牆飾夔龍紋。

蓋里及器內底均鑄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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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獻和青銅器銘文常有「秬鬯一卣」之說，秬鬯是以香草與黑黍釀製而成的酒，色黃而芳香，是皇家貴族賞賜有功的諸侯和祭祀神靈時用。

而卣便是盛放秬鬯的酒器，為古盛酒器中最重要的一類。

此器造型厚重穩健，鑄造精細莊嚴，紋飾飽滿，層次分明，是商代晚期青銅器典型的裝飾紋樣，甚為難得。

商晚期安陽青銅饕餮紋方尊

盛酒器。

截面呈長方形，敞口、束頸、斜肩、短腹、高圈足。

四角和四面中間置八道長條形扉棱，從圈足至口沿並出檐，頸部以扉棱為對稱設饕餮蕉葉紋，頸根置相對的夔鳳紋；肩部在相對的夔紋中間鑄有圓雕犧首、在四角鑄圓雕龍首形鳥；腹部主體飾龍角饕餮紋，兩側填夔紋，饕餮紋上有四小象鼻夔紋組成的窄紋帶；圈足頂每側中間有一小透孔，主體亦飾龍角饕餮紋，其上的紋帶由相對的夔鳳組成。

這些紋飾均為高浮雕，上飾陰線，下以雲雷紋襯地。

附一銅製內襯，署「癸亥春」（1923年）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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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器在中國青銅時代具有重要的意義，其數量遠較同類圓器稀少。

最早的方形禮器為商早期的大方鼎，如河南鄭州杜嶺所出的青銅方鼎（高100公分），見2013年合肥出版《商邑翼翼四方之極》，61頁。

有學者指出，「方鼎的鑄作難度比圓鼎更大，它所代表的社會等級也更高。

尤其是體量較大的方鼎，幾乎成為王權的象徵」，見前揭書60頁。

至晚商時期，高級貴族對方器愈發推崇，出現了包括方尊、方罍在內的一系列方器，作為其有別於一般貴族的權利和身份標誌。

本件方尊鑄造精湛，線條勁挺，極具張力，充分體現了商晚期青銅鑄造高超的藝術語言和技術水準。

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和湖南省博物館分別藏有一件和本器器形相近的商代方尊，惟紋飾有異，泉屋和湖南方尊器身和圈足上的主紋為分解式饕餮紋

西周史頌簋

至於認為史頌鼎、史頌簋的年代，郭沫若認為它們與頌鼎、頌簋，都作於恭王時期。

但是，頌器作於「王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而史頌器作於「王三年五月丁巳」，「甲戌」和「丁巳」兩個干支，不能在一個月份兼容，即不可能在同一王的「三年五月」，彼此應有若干年的時間差距。

所以陳夢家將頌器的年代定為夷王，當時頌器中的頌尚未任職史官，而將頌任史官的史頌器定在稍晚的厲王。

無論如何，頌器和史頌器都是年代比較明確的夷厲時期標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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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頌簋的形制和紋飾也表明其具有西周晚期的典型特徵。

我們在《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一書中，將頌簋和史頌簋都區分為簋類銅器中Ⅳ型三足簋的2式。

這種型式簋的主要特徵是：簋體的器口和蓋緣均飾一周竊曲紋，蓋頂捉手內有卷屈鳥紋，蓋面和器腹飾瓦紋；兩耳有垂珥，上部為雙角高聳間獸首；圈足則飾垂鱗紋；圈足以下再加獸首三足，足跟呈方台狀。

這種端莊瑰麗的銅簋是西周晚期前段約當厲王前後最典型的器形。

形制幾乎相同的有頌簋和不簋等，山西曲沃晉侯墓地中年代晚至西周末宣幽時期的62號、93號兩墓，所出竊曲紋簋也是這種形制。

另如師簋和伊簋與此基本一致，但兩耳有內卷的翅。

這組銅器出土的時間和地點，都不見於記載。

大約仍是陝西周原地區出土。

最早有清代乾隆年間御纂的《西清古鑒》著錄過一件史頌簋。

其餘諸器，則多為清末始有著錄，主要見於吳式芬的《攗古錄金文》（1895年）和吳大澄的《愙齋集古錄》（1896年）。

有的又曾見於劉喜海《清愛堂家藏鐘鼎彛器款法帖》（1838年）、吳榮光《筠清館金文》（1842年）、吳雲《兩罍軒彛器圖釋》（1872年）等書。

這些史頌簋，目前知道現存情況有：上海博物館和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各收藏一件器蓋齊備的全器，上海博物館又有一件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缺蓋的器。

《西清古鑒》的著錄，只有器物線圖和銘文拓片摹本，無法判斷相當於後世著錄的哪一件。

見於著錄，還有一器一蓋不知道下落。

另外，再有兩件器蓋齊備的全器，都不曾見於清代學者的著錄，一件見於美國紐約蘇富比拍賣行1998年圖冊，未曾發表銘文拓片，尚待考查；一件曾藏日本京都小川睦之輔家，見於梅原末治的《日本搜儲支那古銅精華》一書（1959年），後曾歸東京出光美術館。

見於該館編輯出版的《開館十五周年紀念展圖錄》等書，又被著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的《殷周金文集成》（編號04236）。

這樣，目前所知器蓋齊備的史頌簋，除蘇富比一件尚待考查外，共有三件，即上海博物館、日本書道博物館和原出光美術館各一件。

原出光美術館這件保存狀況甚好，彌足珍貴。

此次上拍的即為原出光美術館所藏者，其保存狀況甚好，器、蓋配套完整，可見彌足珍貴。

商晚期安陽青銅饕餮紋瓿

盛酒器。

瓿蓋的子口插入器口，六道長條形扉棱自圈足貫至隆鼓蓋面，中有花苞形鈕，蓋面飾三組倒置饕餮紋。

器束頸，飾兩周凸弦紋。

弧肩上置三個圓雕犧首，並以之為對稱兩側布夔紋。

腹部飾三個大饕餮紋兩側填夔紋。

圈足頂有三個透孔，紋帶由三組相向的夔紋組成饕餮紋。

紋飾均為浮雕，上加飾以陰線，下以細密雲雷紋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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瓿流行於商中期至殷墟早期，多飾以平面紋飾且不帶蓋。

本件瓿體量碩大、紋飾浮雕、帶蓋，誠為同類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西周晚期·青銅鳳鳥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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