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細讀：北美學界明清傳奇研究的新模式

隨著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cultural poetics)的興起，以及文學研究領域內的跨學科、跨文化轉向，20世紀末以來北美學界對中國古典戲曲文學的研究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變化。

我們曾在《英語學界中國古典戲曲研究的新動向(2007-2011)》一文中指出，某些海外研究者「已經將以往那種強調文學語言的獨特性、文本的獨立自主性，崇尚文學研究的客觀性，並帶有形式主義特點的『文本細讀』，發展為一種具有模式化特點的『文化細讀』。

」①事實上，這種「文化細讀」模式在北美學界的明清傳奇戲曲研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特點尤為鮮明，其優缺得失更亟待中國學者作進一步討論。

一 從「一劇之本」到「經典重讀」

重視劇本是西方戲劇研究的重要學術傳統，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亞里士多德《詩學》，而就西方漢學界的中國古典戲曲研究而言，重視經典戲曲文學文本的細讀也曾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北美學界有關古典戲曲文學創作、戲曲文學理論的研究在數量上呈現出整體下降的趨勢，但另一方面，綜合考察1998年至2012年的相關研究②，可以發現以主題、文體、修辭、互文等文學論題為研討對象的成果仍占很大比重，尤其是《牡丹亭》、《長生殿》、《桃花扇》、《燕子箋》等更一再地被人重新解讀。

如呂立亭(Tina Lu)的《個人、角色和思想：〈牡丹亭〉和〈桃花扇〉中的身份》(Persons，Roles，and Minds：Identity in 「Peony Pavilion」 and 「Peach Blosso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2001)、史愷悌(Catherine C.Swatek)的《場上〈牡丹亭〉——一部中國戲劇的400年生涯》(Peony Pavilion Onstage：Four Centuries in the Career of a Chinese Drama,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2)、周祖炎(Zhou Zuyan)的《明末清初文學中的雙性混同》(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Honolun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蔡九迪(Judith T.Zeitlin)的《虛幻的女主角：17世紀中國文學的鬼魂和性別》(The Phantom Heroine：Ghosts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袁書菲(Sophie Vollp)的《世俗的舞台：十七世紀中國戲劇》(Worldly Stage：Theatric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等等，這些研究不但得到海外漢學界的重視，在中文學界也引起一定的迴響。

值得思考的是，在「跨學科」已經成為英語學界古典戲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現象，傳統「名家名作」漸漸淡出海外學人視野的大背景中，為什麼卻有學者依然對經典劇本不斷地予以重讀，甚至隱約依然堅持著「劇本乃一劇之本」的傳統理念？

美國當代戲劇史家布羅凱特(Oscar G.Brockett)的一段話或許能為我們提供啟示。

布氏認為，「從古至今流傳下來一成不變的只有戲劇腳本，而劇場中的其他藝術，則只能從第二手的資料——如有關演出的描寫及個別場景的圖畫照片等等得知」③，而且「戲劇腳本是我們的價值觀與過去的價值觀間的一座橋樑。

我們要欣賞與了解另一時代的種種，非得知其中找出至今仍具有意義的意念與態度不可，否則我們不會受到感動的」。

④從這個角度看，細讀劇本文學往往也是西方學者進入中國古典戲曲這樣一個巨大的文化存在的最好途徑。

就文體性質而言，明清傳奇兼具演劇性(theatrical)與文學性(dramatic)，這是因為一方面，戲劇文學的寫作者都必須(至少在觀念中)預設「觀眾」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明清傳奇的創作者和批評者以「知識階層」為主體，都有將之作為案頭文學來表達或建構自我(self-representation)的趨向。

就故事內容而言，《牡丹亭》、《長生殿》和《桃花扇》編演的都並非時人陌生的題材，卻躋身於中國古代文學的經典之列，為人所熟稔的愛情故事題材經過作者的重寫之所以能煥發出天才之作的光彩，這與作品獨特的藝術審美形式有關。

事實上，文學史上但凡經典之作，都能經受一項精準的考驗，那就是歷久彌新的「重讀」。

如不尊重作品作為文學本體的自足性，不從作品的藝術審美形式入手進行細讀與批評，就無從了解文學經典的藝術審美價值，也無法真正逼近語言形式之下深藏的思想內核。

所謂「經典重讀」，就是期待著從過去的文本中發掘出新的精神內涵，而這種精神內涵既是使得一部作品得以經典化的重要內因，同時也能引發後世讀者的共鳴，使得作品被一再重讀。

細究近年來北美的明清傳奇研究，其「重讀」所發掘的新意，聚焦在「性別(gender)」與「身份(identity)」兩大關鍵詞。

在性別詩學的強勢推動之下，21世紀不少中外學者均特別關注性別差異，尤其是關注權力話語對社會邊緣人的性別壓抑，關注被壓抑者反抗權威、追求自我真實存在的主體訴求。

晚明清初，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封建末世社會內部的萌芽帶來了社會組織內部各個階層急劇的沉浮、流動，名教理學思想與人文主義的時代精神發生激烈碰撞，這種特殊的社會文化氛圍如何造就男女的性別屬性及其差異？這種性別差異與性別抗爭如何隱含於這個時期的文學藝術尤其是傳奇戲曲之中？我們該如何傾聽與捕捉藏匿於晚明清初傳奇劇本背後作者的不同聲音(voices)？這些正是北美研究者關注的問題。

美國學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J.Greenblatt)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理論為我們理解北美學界的明清傳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切入視角。

格林布拉特是新歷史主義學派(new historicism)的代表人物、文化詩學(cultural poetics)的創立者，他將文學文本視為各種社會能量流通與交匯的場所，認為文學形成於社會歷史語境，同時也參與構建社會歷史，文學與歷史因此是一種互文性存在，作家在文本寫作中以虛構的人物、事件來演繹自我與他人的複雜關係，表現社會能量之合力對自我的規約，展示了個體對主流意識形態及各種異己因素進行反抗、顛覆繼而完成形塑的過程。

⑤正是因為或顯或隱地藉助了文化詩學的「自我形塑」理論，北美戲曲學人近年來高度關註明清劇作家在特定歷史文化時期如何確立身份、形塑自我的問題，著力發掘各種社會能量與作家個體「自我戲劇化」之間的深層次關聯。

按照「文化詩學」的理論，明清傳奇的文本呈現以及閱讀闡釋其實是一種具有整體綜合性的文化行為，是晚期中華帝國(late imperial China)內部多種社會能量複雜互動的過程。

一方面，來自上層統治者的權威話語總在對異己力量進行同化與打壓，另一方面，作家則試圖通過作品中「反權威」的角色塑造來挑戰主流、顛覆權威，與此同時，權力操控與文學顛覆之間又會試圖達成妥協與平衡，我們因此看到，傳奇劇本既內含有對權威話語權的反抗性，又時常表現出向儒家正典為代表的體制性話語的靠攏。

像湯顯祖、洪昇、孔尚任這樣偉大的劇作家並不是與世隔絕的天才，相反，他們身處明末清初的歷史劇變期，善於將流通於各種文學與非文學的文本中的「社會能量」凝聚於傳奇戲劇文本的審美客體，反映出彼時的社會歷史語境下各種政治勢力、經濟利益、精神信仰的複雜關係。

這些劇本承載著各種「社會能量」在案頭流傳、在舞台搬演，作為審美客體供讀者與觀眾消費，其所承載的「社會能量」又通過後者回流到歷史的當下。

北美學者重讀傳奇經典劇作，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試圖解答晚期中華帝國的文人如何在錯綜複雜的重重「意義」中確定「身份」、塑造「自我」？在多大程度上顛覆權威，又在多大程度上妥協於主流？

從另一個角度看，文學經典(literary canon)的產生除了受到美學因素的支配，還與其文化傳統的特殊運作密切相關。

一部作品如何能被其所在的文化體系納入經典範疇，並獲得不朽的文學盛名？近二三十年來，「經典論」是西方文學批評的一個熱點，著名學者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一書指出，所謂「典範作品」就是眾多作家相互競爭之下最終被文學傳統本身選出的傑出者。

他在《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一書中還認為，所有作者都是在前代作家的影響與壓力下對其進行挑戰并力圖有所創新的。

正是受布魯姆的影響，北美的中國古典戲曲研究者非常熱衷探討這樣一些問題：晚明清初文人所面對的是怎樣一個充滿「影響的焦慮」的文學環境？這一時期的文人如何在唐人傳奇、元人雜劇乃至前代傳奇劇作家的影響和壓力下進行創新、出奇并力圖讓自己的作品躋身文學經典之列？哪些人是真正的經典作家，能讓後起者不斷奉為典範，對後世產生長久的影響？什麼是影響傳奇戲曲創作方向的主導性因素——是美學的因素重要，還是外在的權力運作更重要？

二 從「文本細讀」到「文化細讀」

「經典重讀」現象的背後，其實隱含著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以現代的、西化的方式來研究古老的、東方的對象，如何才可能儘量避免方法的隔膜以及由此導致的認識誤區？北美英語學界的中國古典戲曲研究一直秉承著「文本細讀」的傳統，而且，自20世紀末以來，他們的文本細讀更凸顯了「文化詩學」的轉向，是對傳統文學理論意義上的新批評派的「細讀」模式的全面超越，因此可以概括為「文化細讀」模式(cultural close reading)。

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是英美新批評派的一個核心概念。

新批評派將文學文本視為一個獨立的、封閉的、自主自足的「本體」，文本是文學批評唯一關注的對象。

通過細讀文本，分析文本運用的含混(ambiguity)、悖論(parody)、反諷(irony)、張力(tension)等四大修辭手段，來挖掘文學文本的豐富意蘊，特別是展示其隱含意義。

這種研究方法曾在西方學界受到廣泛重視。

但如同其他任何批評方法，文學細讀也有其研究的盲點，因而在20世紀60年代為文體學、敘事學等新形式主義流派所詬病，而80年代西方學術界的文化、政治批評轉向更使得細讀被認為是管中窺豹的過時做法，一度受到冷遇。

但是，隨著近十餘年來西方政治文化批評的激進氛圍有所緩解，研究者開始重新審視文學文本本身與審美的文學性因素的關聯問題，有學者指出：「『細讀』方法也在西方以『新形式主義』(new formalisms)的面貌逐漸復興。

『新形式主義』之『新』在於擺脫了傳統形式主義將文本與社會語境相隔離的局限性。

」⑥綜覽近年來北美英語學界的晚明清初傳奇研究，筆者以為，從某個角度看恰恰反映出「細讀」的復興，只是這種「細讀」並非新批評狹隘細讀的簡單回歸，而是將文本閱讀與互文閱讀、作品分析與語境關注結合起來，試圖通過文學性解讀達到社會性認識，挖掘文學因素和非文學因素共同作用下傳奇劇本呈現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我們可以看到，北美的中國古典戲曲研究者敢於直面作品，在堅持深入體察作品的審美特徵、語言體式的前提下，成功地把文本細讀與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的闡釋結合起來，做到了入乎其內，出乎其外。

他們這種從「文本細讀」到「文化細讀」的轉變，既反映了海外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動向，也與國內的某些研究相互呼應。

美國文學批評家希利斯·米勒認為：「自1979年以後，文學研究的中心有了一個重大的轉移，由文學『內在的』、修辭學研究轉向了文學『外在的』關係研究，並且開始研究文學在心理學、歷史或社會學語境中的位置。

其關注的中心在於語言與上帝、自然、歷史、自我等諸如此類常常被認為屬於語言之外的事物之間的關係。

」⑦文學研究與其說是轉向，不如說是視野的進一步開闊或者多重視角的納入，因為「文學研究雖然同歷史、社會、自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這種聯繫，不應是語言學之外的力量和事實在文學內部的主題反映，而恰恰應是文學研究所能提供的、認證語言本質的最佳良機的方法。

」⑧社會、歷史、文化心理積澱在語言中，離開語言本質的細查，就無從考察這些非文學性要素。

雖然非文學性因素也在閱讀中體現為主體性，而且文學創作也確乎含有非文學性功能，但是如果長期忽視文學作品本身訴諸人的情感和審美體驗的功能，則必然導致文學性的異化。

對此，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陳思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要解決的是，文學名著的文本細讀究竟應該從文學性著眼還是從它的社會性著眼？我們有沒有可能提供一種方法，即透過文學性讀解以達到對社會性的認識，而不是回復到庸俗社會學的批評方法。

」⑨他試圖澄清文學細讀對當下文學史研究與教學的重要意義，反思細讀文本之於作為心靈審美的文學性因素的關係，呼籲學術界回歸到文學之為文學的本質上來，認為唯有重視文本細讀，方能充實文學理論的底氣，方能不蹈庸俗社會學批判的舊轍，方能探索透過文學性解讀達到社會文化性的認識。

這種認識與歐美文學文論研究者申丹近年來提倡的「整體細讀」觀不謀而合。

所謂整體細讀是宏觀閱讀與微觀閱讀的有機結合，二者互為觀照不可分離。

整體細讀堅持以文本為闡釋依據，但是打破闡釋框架的束縛，對(1)作品中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2)作品與語境；(3)作品與互文本這三方面進行考察。

⑩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挖掘出作品中至今仍未見天日的隱含文本，對作品進行更深度的或者全新視角的闡釋。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批評理路對海外的中國戲曲研究者尤其發揮了強勢的影響與滲透。

文化詩學作為新歷史主義的一種研究實踐和學術方法論，其藝術批評形式的核心是承認藝術與社會存在的相互滲透關係，換言之，即承認文學與歷史的互文存在，那麼我們就能夠「對文學文本世界中的社會存在以及社會存在之於文學的影響實行雙向調查」。

(11)這種認識的兩個暗含之意是：(1)文本、作家與讀者三個主體的相互關聯而非彼此隔絕；(2)文學文本的闡釋既擴展於作品所處的歷史文化語境，也植根於闡釋者所處的歷史時期與文化立場，因此闡釋只能是基於現代立場重建歷史語境。

按照這種看法，從來不存在絕對客觀的文學批評，我們能夠做到的是，儘可能返回並沉潛於作品、作家的特殊歷史文化語境和個人生命經驗中去，重抵彼時彼地的日用人倫、意識形態、文化氛圍，進行一種歷時的「互文性」闡釋。

也就是說，文化詩學的闡釋必須語境化。

細察近十餘年來北美學界的明清傳奇研究，他們在運用文化詩學的方法論時，較成功地將文學性審美與非文學性考察集中在明清傳奇的文本與文學的研究。

三 「文化細讀」環節與特點

由於「文化細讀」模式較好地解決了「內旋式」的文學文本閱讀與「外擴式」的宏觀互文閱讀的關係，北美學人的明清傳奇研究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視的成果。

參照陳思和、申丹等學者所提出的看法，這裡嘗試著對北美戲曲學人「文化細讀」的若干環節及其特點作出梳理與分析：

第一，研究者將西方現代形式主義冷靜、縝密的理論觸角與中國傳統的感悟式閱讀審美體驗結合，直面傳奇戲曲本身，將文本作為一個活的有機體放置在顯微鏡之下，其觀察雖然務求透過表層、深入肌理，但整體上並不脫離對文學經典永恆審美特性的鮮活體驗。

北美戲曲學人接受過嚴格的西方人文學科的學術訓練，熟悉各類文學批評流派的文論及研究方法。

他們在進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往往還受到過系統的自然科學領域內的數理訓練，在研究中善用推導與解析，顯得環環相扣、邏輯縝密。

他們中很大一部分是海外華裔學者，不存在閱讀的語言障礙，即便母語不是中文的西方學者，中文亦具有相當高的水準，不僅可以用中文寫作，而且能夠翻譯古典戲曲文本並廣受好評。

通覽近年來北美戲曲學界的傳奇研究著述，其對文本本身研讀之精、之勤，堪為稱道。

如蔡九迪在《重身與分身——明末戲曲中的「魂旦」》一文中談到自己一直以來對《牡丹亭》進行反覆研讀，極其感動於湯顯祖何以能在他的時代創造出如此超前、如此反叛的女性形象，是怎樣的才情與心智才能完成這一文學成就？(12)此言出自一位西方學者，她以怎樣的虔誠和投入才能在閱讀中與相隔數百年的湯顯祖實現心靈的對撞、審美的溝通？如此鮮活的閱讀體驗亦令筆者動容。

第二，採用現代學術界影響廣泛的「互文」闡釋策略，穿越古今，深掘傳奇文學經典所蘊藏的經典與原型。

這裡的「經典」，應作引「經」據「典」來理解，指的是戲曲藝術對中國源遠流長、具有高度連續性的文化體系中最根本的意象進行援引、借用、移植和改造。

凡是被同一文化體系內的人世代引用並不斷加以闡發、豐富的文化意象都可以叫作經典。

從古希臘神話的酒神精神、俄狄浦斯情結到基督教文化的聖杯傳說等，都是西方文學藝術創作所無法脫離的經典，而「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哲學觀念以及「關關雎鳩」抑或「香草美人」的比興，則千百年來始終在中國文學藝術創造中散發光芒。

例如，宇文所安在《〈牡丹亭〉在〈桃花扇〉中的回歸》一文中分析了《桃花扇》中李香君對《牡丹亭》中杜麗娘的學習與模仿，通過細密的文本分析，指出李香君對文學經典「戲如人生」式的學習、體認和內化實際具有「人生如戲」的強烈反諷意味，她的失敗有著儒家社會內在的階級性根源。

(13)而沈靜在其博士論文「戲中戲」一節中從互文性切入，論述了《桃花扇》對《牡丹亭》、《燕子箋》以及《鳴鳳記》三部明代傳奇經典的拈借，並闡發了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這種隱喻結構蘊藏的悖謬與反諷。

(14)

「原型」則是指文學作品隱藏的一個潛在結構，也可稱之為原始母題。

明清傳奇萬般變化的情節，往往都脫離不了一個浪漫的才子佳人模式，很多西方古代戲劇亦如此。

而無論是紀君祥的《趙氏孤兒》還是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都存在一個父系等級制度中子報父仇的母題。

文本細讀實際上遵循如下流程：首先直觀觸摸文本，感知其鮮活的審美特質；然後深入分析修辭、敘事技巧，發現引語、隱喻、用典；最後進入文本核心底層，發掘其潛藏的文化人類學原型。

比如蔡九迪專辟一章對《長生殿》魂旦戲進行「細讀」，揭示出楊玉環魂旦形象的塑造實際上隱含了唐宋傳奇小說所開闢的「亡靈憶往」的歷史觀照模式，事實上這種「亡靈憶往」模式在清初的小說(如蒲松齡《聊齋志異》)與戲曲創作中皆得到了繼承與發展。

(15)

第三，運用文化詩學的視角，將深入文本內部肌理的細讀與文本之外的宏闊社會歷史文化語境考察結合起來，馳騁內外，揭示作品所折射的時代文化精神與作家主體性精神訴求，完成對一部傳奇作品的整體把握。

綜觀近年來北美戲曲學界的明清傳奇研究，堪稱是從「任何一個可以想像得出的角度」去解讀《牡丹亭》、《長生殿》、《桃花扇》等為代表的戲曲經典。

如蔡九迪的研究，她在細讀晚明清初有關女性鬼魂的傳奇與小說基礎之上，深入探討中國詩學傳統、醫學傳統、晚明清初歷史環境等對塑造「幽靈女主角」(魂旦)的影響，借用了醫學、人類學、神話學、心理學、考古學、美術等多學科的研究視角。

又如周祖炎的雙性混同研究，不僅以專章對中國儒釋道三大思想體系的性別哲學思考進行了細緻梳理，而且引入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原型」、「阿尼姆斯」和「阿尼瑪」等現代概念，為闡釋《牡丹亭》、《桃花扇》等劇作所傳達的雙性混同性別/人格理想提供了哲學的、宏闊的期待視野。

(16)

再如沈靜認為《桃花扇》中天然地蘊含了史與劇的互文聯繫，作為「戲中戲」的明代傳奇經典在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故事中被「語境化」(contextualize)、被「互文引用」(intertextualize)，其各自蘊含的道德旨趣促使孔尚任對明朝留下的歷史、文化、思想遺產進行價值評估，體現了劇作家對於戲劇是什麼以及戲劇怎樣作用於社會的探索和關注。

通過互文分析，沈靜試圖解答這樣一個問題：孔尚任如何看待戲劇參與建構個人生活與社會歷史的功能。

呂立亭在《個人、角色與思想：〈牡丹亭〉與〈桃花扇〉中的身份》中以湯顯祖《牡丹亭》和孔尚任《桃花扇》兩本傳奇經典為研究對象，探討二者探索「人何以為人」以及「人何以建構一己之身份」等古老哲學命題的不同方式。

人類始終是自我和社會多重塑造的複合體，因此「身份」的概念足以成為跨文化比較研究最基本的主題。

作者以文化詩學為理論框架，從跨文化比較的高度來探討中國文學對「身份建構」的表征手法與西方的異同。

袁書菲則在莎士比亞「世界即舞台」觀念的啟發下，將17世紀的中國社會構想為一個戲劇舞台，她提出了一個「戲劇旁觀(theatrical spectatorship)」的理論範疇，將戲劇身份與社會身份、舞台扮演與社會扮演、虛構與現實等概念並置。

在此基礎之上，作者考察了張岱在筆記中的演劇觀劇記載、《牡丹亭》中的「閨塾」與「勸農」情節、《桃花扇》中柳敬亭的角色塑造、王驥德的雜劇《男王后》中的同性戀主題以及清初以陳維崧為核心的文人團體與男旦名優徐紫雲的交往和相關詩文創作等，試圖釐清戲劇舞台和社會現實、戲劇參與者與戲劇觀摩者、戲劇旁觀與社會旁觀、身份假扮與身份辨識、文人話語與世俗話語等諸多二元對立概念間異常複雜的互動關係。

儘管北美戲曲學界的「文化細讀」為明清傳奇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值得重視或借鑑的新思路、新方法、新結論，但另一方面，也隱藏著值得中國學人進一步反思的弊端或缺憾。

事實上，有時他們的研究也會重蹈英美新批評狹隘的、封閉式的語言修辭細讀的覆轍，忽視明清傳奇整體的敘事模式與戲劇結構。

更主要的是，由於受到西方人文學科學術傳統與規範的深刻影響，不少研究者甚至包括一些聲名顯赫的漢學大家，也會時常預設一個流行的西方式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將之作為考察具體對象的理論框架或指南。

這種「理論先行」的研究方式既體現出西方人文學科重視框架、模式的傳統，顯示出「思辨的力量」，但應用到中國古典戲曲時，有時或許也會劍走偏鋒。

例如，伊維德以弗洛伊德的家庭情結理論來分析《牡丹亭》中的杜寶形象，認為應該將其視為不願青年男子奪去愛女之貞操的慈父，而並非社會禮教的頑固維護者。

(17)筆者以為，這或有牽強附會之弊。

又如周祖炎對《桃花扇》中桃花意象多重性的研究，特別是對唐寅《桃花庵歌》與孔尚任人生觀的「互文性」分析，認為《桃花庵歌》既是唐寅對名爭利斗的現實生活的主動棄絕，又體現了其縱情聲色的享樂主義人生觀，而孔尚任對唐寅詩畫的喜愛實際反映了他本人與唐寅類似的思想矛盾。

(18)筆者以為，這或許又不免流於過度闡釋。

然而，儘管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弊端，總體說來，近十餘年來北美學界的明清傳奇研究仍遵循了這樣一條比較合理的研究路徑：一方面將明清傳奇作為文學研究的本體，充分尊重文本的「自主自足性」，以此為前提，用顯微鏡式的細讀來觀照文本，運用語言學、修辭學、敘事學、文體學、音韻學等把文學內部研究向微觀層面繼續拓展；另一方面，把外部研究向宏觀的文化層面延伸，把文學與哲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宗教學等交叉起來，參照當代文化研究的新理論、新思路和新材料，力圖深入描述與呈現傳奇戲曲所蘊含的中國文化自身的特徵、旨趣與底蘊。

筆者以為，在海外漢學日益成為中國當代學術重要的參照體系乃至學科資源的學術語境中，中國的本土學者實有必要更多地關注這一「文化細讀」模式，並予以批判性的再研討，既發現海外學人作為「他者」的洞見，亦細察其誤讀，從而促進海內外戲曲學界之間的平等對話，凸顯中國本土學者的文化自覺意識和文化主體意識。

作者簡介：何博，武漢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講師

標題注釋：本文為武漢大學70後團隊「海外漢學與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視野」建設項目成果之一。

注釋：

①見《戲曲研究》第86輯，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版。

②參看郭英德《中國古典戲曲研究英文論著目錄(1998-2008)》，《戲曲研究》第79、80輯；程芸、何博《英語學界中古典戲曲研究的新動向(2007-2011)》，《戲曲研究》第86輯。

③④(美)布羅凱特著，胡耀恆譯《世界戲劇藝術欣賞——世界戲劇史》，第5頁、第6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87年版。

⑤參閱Greenblatt，Stephen J.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陶水平《文學「文學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文本性」的雙向闡釋——試論格林布拉特文化詩學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江漢論壇》2007年第8期。

⑥申丹《整體細讀與經典短篇重釋》，《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⑦(美)希利斯·米勒《當前文學理論的功用》，載希利斯·米勒著，郭英劍等譯《重申解構主義》，第12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⑧(美)希利斯·米勒《當前文學理論的功用》，載希利斯·米勒著，郭英劍等譯《重申解構主義》，第122頁。

⑨陳思和《文本細讀在當代的意義及其方法》，《河北學刊》2004年第2期。

⑩參見申丹《整體細讀與深層意義——克萊恩〈一個戰爭片段〉的重新闡釋》，《外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整體細讀與經典短篇重釋》，《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11)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所編撰《文藝學與新歷史主義》，第8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12)見華瑋主編《湯顯祖與〈牡丹亭〉》，第511-536頁，「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5年版。

(13)文所安《〈牡丹亭〉在〈桃花扇〉中的回歸》，華瑋主編《湯顯祖與〈牡丹亭〉》，第497-510頁。

(14)Shen,Jin.The Use of Literature in Chuanqi Drama,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Louis,2000.

(15)Zeitlin,Judith T.The Phantom Heroine：Ghost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

(16)Zhou,Zuyan.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Honolun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

(17)在《「睡情誰見？」——杜麗娘、玫瑰公主和溺愛父親的煩惱》一文中，伊維德指出：「作者不是把他當作不留情面的管教者，而是當作溺愛女兒的父親來寫……他相信女兒純潔無邪，無法接受她已長大成人，並且對性充滿渴望」，參見華瑋主編《湯顯祖與〈牡丹亭〉》，第306頁。

(18)參閱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 一書的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