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日本侵華究竟掠走多少中國文物？

日本侵華，對於中國的文化，特別是一些有價值的文物來說，是一次大的劫難。

無數珍寶文物和歷史資料被日本侵略者或偷，或搶，或毀。

「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考古」學者盜掘了中國大量古墓；「七七事變」後，日軍破壞了故宮無數文物；南京淪陷後，日軍更是進行了一場「文化大屠殺」。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不完全統計，有數百萬件甚至上千萬件的中國文物流落於世界上47個國家，其中最龐大的留落地，就是日本。

瘋狂盜掘

「九一八」前後的文物掠奪

日本掠奪中國的國寶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擾，但真正開始大規模地掠奪中國文物是在八國聯軍侵華時期。

1902年至1914年，日本曾先後三次派遣以凈土宗西本願寺派第22世門主大谷光瑞（他也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為首的中亞西亞探險隊深入中國境內，從事名為考古、實為盜竊歷史文物的活動。

「大谷探險隊」通過亂挖、亂掘和切割等破壞手段，大量竊取、掠奪中國地上地下文物寶藏。

其中較突出的是9具人體標本和5塊方磚形彩墨書墓志銘，以及公元500—640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媧交身）圖」。

他的手下還買通王圓籙道士，將敦煌藏經洞裡的古籍洗劫一空。

在樓蘭，「大谷探險隊」干將橘瑞超沿著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標，找到樓蘭古城，並從古城裡發現了震驚世界的《李柏文書》。

瘋狂盜掘使中國西北地區的文物古蹟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破壞與洗劫。

僅第三次「探險」，有記載表明：共竊取文物86箱，重達6731公斤，部分被盜運到日本的京都恩賜博物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日軍侵占的中國領土範圍內，一些日本考古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及個人隨之而來，他們早已不滿足於假借考古的名義在「滿蒙」和華北偷盜文物，而是有計劃有目標地在軍隊的保護下進行公開劫掠。

日軍侵占東北不久，便以「保護」為名派憲兵闖進瀋陽故宮，掠走清代文溯閣的《四庫全書》。

1933年，日本山中商會的老闆山中和北京分店經理高田勾結北京古玩奸商倪玉書，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石雕進行肢解、劫掠。

1935年，日本考古隊在遼祖耶律阿保機寢陵等地發掘的珍貴文物，如耶律阿保機夫婦的玉冊殘簡，也被盜運東京。

1936年起，原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等開始對中國南北響堂山、龍門石窟進行調査。

結果，他們從中國陸續取走了有關龍門、雲岡的石窟資料5600件，石刻資料8000件。

這些文物現在仍保存在該所東洋文獻中心。

明奪暗搶

北京淪陷後的文物劫難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所到之處，上至國家級的博物館、圖書館，下至私人藏室，均無一例外遭到野蠻洗劫與破壞。

北平淪陷後，首當其衝的就是故宮博物院。

故宮所存大量珍貴文物雖於「七七事變」前避敵南遷，但仍有一批珍貴文物沒來得及轉移。

1937年8月，日軍闖入故宮和頤和園，劫走大量珍貴文物。

1938年6月，日本憲警兩次藉口查禁抗日宣傳資料，闖進故宮博物院太廟圖書館搬走撕毀大批圖書資料，據統計有書籍242種，340冊，雜誌369種，10682冊。

這次查沒銷毀對故宮文獻資料庫藏是一個巨大打擊。

1942年8月，日偽當局還搜颳了故宮金缸上的金屑，並掠走故宮收藏的鐵炮1406尊，以熔鑄槍炮。

1945年3月，在京各家各戶和單位被強行徵收銅鐵，作為日軍造炮彈和子彈使用。

為確保整體安全起見，故宮不得不將一些散落於各院落無號的銅缸銅炮等2095斤交了出去。

但金品獻納委員會和日軍均對此不滿意，要求故宮必須捐獻更多。

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最終命令將不能斷明年代的銅缸54件以及2尊銅炮運走檢送。

在此之前的1944年6月，博物院所藏珍貴古籍11022冊又遭到日軍洗劫，隨後又從故宮先後掠走院內銅缸54尊、銅炮1尊、銅燈亭91座以熔鑄槍炮，並從位於故宮午門的北平歷史博物館內劫走珍貴文物1372件。

不過，這批文物剛運到天津，日軍即宣告投降。

後來，張庭濟等會同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運回這批文物，看到的情形是「有的已殘破、毀壞，共重4460公斤，較劫走時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個銅缸也不見蹤影」。

在故宮外，日軍更是到處破壞北京的名勝古蹟。

「七七事變」後，位於房山區的元代建築永壽禪寺多次遭到日軍的洗劫。

日軍甚至於1939年將雍和宮前3座牌樓的金絲楠木大柱更換成水泥柱，導致牌樓光輝頓減，而將換下的楠木柱運到日本，據說用其在名古屋建了幾座居室。

1938年夏秋，日本關東軍命令被抓來的中國勞工拆古北口長城，並將完整的城磚，有長方磚，還有三角形磚都裝上了火車，共運走3車皮。

據統計，抗戰時期日軍共損毀長城45公里，敵樓197座，瓮城2座。

《江南踏查》

南京的「文化大屠殺」

1938年1月，9名文化特務從上海趕來南京，先後檢查了除金陵大學等美國教會勢力範圍之外的、南京有可能收藏重要圖書和文獻的地方，如國民政府文官處、外交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紫金山天文台等70餘處。

接下來兩三個月，他們將從南京25個機關及其他處所搜掠來的散亂圖書文獻用卡車運往地質調查所。

據資料，被劫走的圖書共計88萬冊，比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帝國圖書館藏書還多3萬冊。

這些圖書文獻，日軍用卡車搬運了310輛次才搬完，後來全部被劫走。

其實，早在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之初，日本就成立了「中支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具體負責收集中國圖書的工作。

1937年12月，在軍特務部主持下，「滿鐵上海事務所」、「東亞同文書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三個單位的相關人員又組成「軍特務部中支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負責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圖書，並成為侵華戰爭期間日本掠奪中國圖書數量最多的機構。

1938年，該組織曾兩次派人到南京「整理」和掠奪圖書典籍，僅在南京一地，就掠奪圖書數十萬冊。

這被稱為發生在南京的「文化大屠殺」。

1938年，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了一份名叫《江南踏查》的報告書。

在這份報告書的序中寫道：昭和十二年（1937）南京陷落，為了適應時局的發展，急需快速向中國派員進行學術調查以及古文化遺變的發掘。

為此，1938年5月，慶應義塾大學向中國派出了三個「學術旅行隊」，一隊由大山柏率領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隊由柴田常惠率領赴中國中部；第三隊是松本信廣等赴中國江浙地區。

按該報告書，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等人於1938年5月從東京出發，到達南京後，在日軍的護衛下，先後調查劫掠了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館，挖掘了杭州附近古盪石虎山遺址以及吳興錢山漾遺址。

《江南踏查》報告書的最後一部分是這次江南調查劫獲文物的目錄和實物照片，共計129件，這些珍貴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於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

就圖書而言，如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杭州浙江省圖書館等多遭劫掠。

一些私人藏書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著名實業家、藏書家張元濟在上海創辦的東方圖書館被毀。

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前，該館藏書已逾50萬冊和收藏圖片、照片5萬餘枚，其中善本書就有3745種，共計35083冊；加上當時尚未整理的購自揚州何氏4萬冊藏書中的善本，善本書的總數達5萬冊，其中海內孤本和精品約500種共5000餘冊。

劫掠現場

戰火下的無恥掠奪

1937年年末，豐子愷在浙江桐鄉的故居緣緣堂被日軍炸毀，豐子愷在此處藏書達上萬冊，其中不僅有他自己的文稿、畫稿和手卷，還收藏了一些孤本珍本、經書寶卷和歷代名人字畫。

郁達夫的「風雨茅廬」也遭日軍炸毀。

杭州王氏東南藏書樓，藏書家王綬山不惜重金四處搜購，「其選擇之精為全國藏書之最」。

所藏1100種方誌中，有一二十種抄本或孤本，彌足珍貴。

杭州淪陷後，所藏皆遭日軍劫掠。

文化名人鄭振鐸所藏3000冊元、明版書在香港遭劫。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軍司令部從廣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經註疏》、《韓昌黎文集》、《歐陽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書11種。

1945年5月，日軍中支那派遣軍鏡字第6806部隊樓井信二，從一位原教育部官員家中，劫走鄭板橋書屏4幅、鄭板橋中堂花卉1幅及曾國藩所書對聯2副。

杭州王鯤徙收藏甚豐，僅著名文物就有東周長方鼎、梁代觀音石造像、秦鏡、漢鏡、端硯、香爐等多件在日軍占領期間被洗劫。

當時陷於南京的難民也目睹了日軍對古物掠奪破壞所造成的損失，難民郭歧在《陷都血淚錄》中寫道：仇英的山水畫，趙子昂的馬，董仲舒、陸潤庠的字畫，岳飛的親筆題字，八大山人的字畫，古版《西廂記》，古代官宦的瓷器及歷代的各種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傳世之寶，如今散亂於市，遭日軍搜羅劫掠。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劫掠的中國文物數量到底有多少？從中國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要給出一個精確的數字，似乎不太可能。

戰後，日本對其本國國民的戰爭賠償為4000億美元，其中包括戰犯都是很大受益者，但對被其侵略的國家和地區的戰爭賠償只有區區65億美元。

連日本一位名叫田中宏的社會學家也承認「我們的戰爭賠償政策對於外國人來說是不公正的，也是對歷史毫無悔悟之心的」。

（摘自《文史博覽》 南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