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掠奪了中國多少文物

從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日本在兩次侵華戰爭期間劫掠的中國文物數量到底有多少？從中國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

要給出一個精確的數字，並將劫掠的文物全部一一羅列，似乎不太可能。

或許，這將是一個永遠無法揭開的謎，也是留給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永遠的痛。

畢竟，被日本公然劫掠、巧取豪奪、敲詐勒索等方式劫掠的文物浩如煙海，即使進行系統統計也難以完全囊括。

本網整理這些被掠奪的文物資料，簡要梳理出其中較為重要的文物並將其展示出來供網友參閱瀏覽。

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後，對於中國以怨報德，狂妄地宣稱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威於四方」，於是近鄰中國便成了其實現野心的最佳選擇。

在對中國的文化侵略方面，日本步西方列強後塵，而且顯得更為貪婪，一面肆意摧殘我國的文化事業，一面又不惜採用種種卑劣手段，大肆掠奪我國文物，為害尤烈，造成了中國文化遺產的巨大損失。

鳥居龍藏

在1928年以前，日本人在我國調查古代遺蹟遺址和盜竊文物的事例，不下幾十起。

例如：1905年東京大學的鳥居龍藏在遼東半島及東北地區進行調查和盜掘，一直延續到1911年。

京都帝國大學的濱田耕作盜掘了旅順刁家屯漢墓等。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濟南，在濟面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

5月11日，濟南淪陷。

日軍除了燒殺姦淫外，還強行將濟南附近臨淄縣龍泉寺的2尊北齊石佛、2尊北齊菩薩雕像和2塊石碑運到淄河店車站，準備在這裡裝上火車運往青島，再從青島裝船運往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會的老闆山中和北京分店經理高田勾結北京古玩奸商倪玉書，又做下一宗極其骯髒的買賣，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石雕進行肢解、劫掠。

1931年9月18日後，在日軍侵占的中國領土範圍內，一些日本考古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及個人隨之而來，進行「老古調查」和盜掘，有些盜掘甚至於是在日軍的直接保護下進行的。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領導的考古隊，盜掘了黑龍江寧安縣西南東京城鎮的原渤海國都城上京龍泉府遺址，其中宮殿遺址6處、古寺遺址1處，陵墓遺址1處及禁苑、外城遺址數處，劫走一批珍貴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駒進和愛帶領考古隊，以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名義，盜掘了元上都遺址(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於東京大學考古學研究室。

同年，黑田源次盜掘了撫順大官屯遼代瓷窯遺址，劫走大批遼瓷標本。

1937年12月，日軍侵占南京後，日本人的盜掘活動向我國南方發展。

筆者曾查閱到一份日文資料，1938年由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的《江南踏查》報告書，著者為松本倍廣。

在這份報告書的序中寫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為了適應時局的發展，急需快速向中國派員進行學術調查以及古文化遺變的發掘。

為此，1938年5月慶應義塾大黨派有了三個「學術旅行隊」，一隊由大山柏率領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隊由柴田常惠率領赴中國中部；第三隊是松本信廣等赴中國江浙地區。

該報告書詳細地記錄了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於1938年5月從東京出發，到達南京後，在日軍的護衛下，調查劫掠了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館，挖掘杭州附近古盪石虎山遺址以及吳興錢山漾遺址等活動。

報告書中附有松本「旅行隊」活動的照片，在發掘現場，日軍荷槍實彈站在周圍警式，如臨大敵，充分暴露了他們無視中國主權、肆意盜掘的醜惡嘴臉。

報告書的最後一部分是這次江南調查劫獲文物的目錄和實物照片，共計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貴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戰國蟠螭紋有蓋鼎、商周青銅戈、漢唐銅鏡、良渚文化黑陶杯、漢代陶奩、女陶俑、越窯青瓷四耳罐、蟻鼻錢、五銖錢泥范、太平天國「天朝南昌宣撫使韋」印等，這些珍貴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於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

以圖書為例，如北平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杭州浙江省圖書館等，這些圖書館收藏豐富，且多善本精抄，結果多遭劫掠。

如在南京，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軍動用了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員，抓來830名國人當苦力，劫掠南京圖書文獻。

參與其事的還有滿鐵調查部、東亞同文書院等處的工作人員。

被劫掠的單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省立國學圖書館等。

被劫走的圖書共計88萬冊，比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帝國圖書館藏書還多3萬冊。

這些圖書文獻，日軍用卡車搬運了310輛次才搬完，後來全部被劫走。

不但公家圖書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書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書家盧冀野、古筱軒等，他們收藏的名遺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燒毀。

此外，中央圖書館移藏香港馮平山圖書館中四庫全書等珍本也被劫運日本。

據1946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公布的數字，八年抗戰中，被日軍搶劫和焚毀的南京圖書，總計達1815箱、2859套、148619冊，其中不少是極為珍貴的古籍善本。

另一個令人心痛的例子是著名實業家、藏書家張元濟在上海創辦的東方圖書館被毀。

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前，該館藏書已逾50萬冊和收藏圖片、照片5萬餘枚，其中善本書就有3745種，共計35083冊；加上當時尚未整理的購自場州何氏4萬冊藏書中的善本，善本書的總數達5萬冊，其中海內孤本和精品約500種共5000餘冊。

關於中國圖書損失的數量，據國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統計，中國抗戰以來圖書損失至少在1000萬冊以上。

1943年前，美籍人士實地考察，估計中國損失書籍在1500萬冊以上。

其間，中國的博物館也大量被侵華日軍或炸毀或劫奪，如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兩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寶雞發掘所獲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盜300多件，日偽先後從故宮[微博]博物院運走銅缸66口，銅炮一尊，銅燈亭91件等。

更可惡的是，1942年偽北平市署搜刮故宮金缸的金屑，供日本侵略軍用，簡直達到肆無忌憚的地步。

博物館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對中國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

據1946年中國代表團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大會遞交的一份材料說：「全國博物館，戰前計有37所，工作人員110人。

戰爭起後，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文物珍品多遷至四川貴州各地妥藏。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亦遷四川李莊繼續籌備。

各省設立之博物館則以戰事影響，大多停辦。

1944年統計，全國僅存博物館18所。

」幸虧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不少文物珍品及時南遷，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設想！

日本侵華期間，經調查還有以下一些重要文物被劫的情況：

如原存於北京協和醫院實驗室中的「北京人」化石，在1942年日軍侵占期間突然失蹤，造成世界科學史上的重大損失。

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兩批珍貴文物被劫，一是由我國著名女考古學家曾昭橘在南京所藏的古物85件又一箱，其中有南齊刻石佛一尊(棲霞山齊塔寺內出)、山西趙城縣佛寺壁畫4塊、乾隆五彩瓷器等物8件；另一是日本在北平劫走由王振鐸保管的宋至清代瓷器、繡花屏風等古物88件。

日軍劫走收藏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大批公私文物，古物玉器金石約50餘種。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後，中國人民要求儘快追索被劫文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我國雖然索回部分被劫文物，但所索回的與實際被劫數字有天淵之別。

即使與國內調查後有案可據的數字，被劫書籍300萬冊，重要文物15245件相比，索回的也相差甚巨。

甲午後流入日本珍貴文物曝光 被掠奪15245件

專家學者指出，從甲午到抗戰勝利，正是中國遭受日本欺凌、劫掠最為嚴重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流入日本的中國文物，大都是通過劫掠、搶奪等非法、非正常途徑；其次，這些文物等級很高，均為高品級的珍稀文物。

甲午以後至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被日本劫奪的中國甲骨、石器、銅器、刻石、陶瓷、古玉、絲繡、書畫、寫經、拓本、雜物、古籍等類中國文物15245件。

百年戰亂 誰成為掠奪中國國寶最多的國家

中華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質財富讓眾列強心生覬覦。

自鴉片戰爭後的百餘年間，大批國寶級文物被掠奪，至今流失海外。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在世界上47個國家超過200家博物館中，就展示著160多萬件中國國寶，而散落在海外民間的中國國寶更是不計其數。

而日本是掠奪中國文物第一個也是最貪婪的那個國家。

日本開始掠奪中國的國寶始於明代的倭寇，算起來日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侵略中國的國家，大和民族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侵略中國的民族。

當然倭寇掠奪的文物數量不多，價值在當時也不算太大。

日本真正開始大規模的掠奪中國文物是在八國聯軍侵華時期，將司令部設在北海靜心齋，大肆搶掠北海文物，萬佛樓內大小1萬尊金佛被係數掠走。

清末民國之時中國一片混亂，加之尚無文物保護制度，導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

敦煌發現的4萬件古代文書，其中約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龍谷大學、大谷大學、天理大學、東京國立博物館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險隊的橘瑞超等人勾結道士王圓籙運到日本的。

中國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華戰爭時期，自1931年到1945年。

大半國土淪陷，除了中國的各種資源外，價值最大的就是中國文物。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政府統計被日本掠奪的文化財產共1879箱，360萬件，破壞的古蹟達到741處。

而流失民間的文物已經無法估計了。

流失海外的3萬枚甲骨片，就有1.3萬枚被掠至日本。

中國作為戰勝國，僅僅收回了從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萬餘冊古書以及張學良將軍收藏的絹制古畫58卷。

日軍全面侵華時期，對中國文物的摧毀更是影響深遠，日軍甚至於1939年將雍和宮前3座牌樓的金絲楠木大柱更換成水泥柱，導致牌樓光輝頓減，而將換下的楠木柱運到日本，據說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幾座居室，由此可見日軍對中國文物掠奪的一斑。

現代統計海外失落名畫已查錄的有2.3萬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

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9萬多件藏品中，包括上萬件中國文物，上自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畫，可謂無所不包。

目前在該館網站上亮相的中國國寶或重要文化財產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漢朝以前11件、魏晉南北朝時代21件、宋朝45件、元朝19件、明朝31件、清朝 16件)。

其中包括商代後期的石雕怪獸，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唐朝的海磯鏡，宋代米芾、朱熹、黃庭堅的真跡書法，明清時期的玉器、瓷器等。

只有極少數的文物註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贈，大多數則並未標明來歷。

馬遠的《洞山渡水圖》《寒江獨釣圖》，梁楷的《雪景山水圖》《李白行吟圖》《六祖截竹圖》、李迪的《紅白芙蓉圖》等等都是曠世名作。

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館中，中國的文物珍品也是數不勝數，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館幾乎都有中國藏品，數量應該在數十萬件。

《喪亂貼》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喪亂帖》。

因世人絕少得見原作而真假莫辨。

有專家指出，如果「書聖」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跡存世，非《喪亂帖》莫屬。

這件「寶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時代傳到日本的，雖然有人說是鑒真大師東渡時帶來的，但是並沒有確鑿證據。

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東京前田育德會，被列為日本國寶。

分別存放於日本不同博物館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蘭亭序》《十七帖》《集王聖教序》還有前涼時代的《李柏尺牘稿》是京都西本願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險隊上世紀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發掘出土的，由於是與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認為對了解王羲之書法的真實面目具有重要意義，現在收藏在京都龍谷大學學術情報中心大宮圖書館。

歐陽洵《化度寺碑》(翁方綱本)是唐拓孤本，現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學，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師碑》也是唐拓孤本，現在收藏在三井紀念美術館。

流失故事：據《日本侵華對文物的破壞》一書作者孟國翔介紹，戰後日本歸還了一部分戰時掠奪的文物，有158000多件，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較珍貴的，但這只是很少的部分。

此後由於多種因素我國沒有再繼續追討。

中華國寶：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又稱亞洲文物陳列館，1968年正式開放，設10個陳列室，分綜合陳列、中國藝術等部門，每年只輪換展出館藏品中的一小部分。

一號展廳是名為「中國雕刻」的特別展覽，26件南北朝與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來自陝西、山西、河北等地的石佛。

此外，東洋館一層還有一些特別專題，展示中國文物與東南亞文物之間的文化淵源，比如銅鼓、青花瓷。

東洋館的第二層可以說就是中國專館，一共五個陳列室，其中四個為中國考古，剩下一個是中國繪畫書法。

中國考古的第一陳列室是從新石器時代到漢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蓋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銅器等品種。

陶器部分，歷史脈絡清晰，縱向延伸完整。

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環、玉飾，二里頭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時期的饕餮紋佩玉、龍紋佩玉、玉龍、玉魚、玉鳥，戰國時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龍紋玉等。

「中國考古」的瓷器陳列室一共有33件從三國時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

尤其是元、明、清瓷器陳列，幾乎就是一部景德鎮陶瓷發展史。

此外，這裡還單獨辟出清代犀角、中國漆工等專題展覽。

《大報貼》

在中國繪畫書法陳列室中，就包括南宋李生《瀟湘臥遊圖卷》、南宋李迪《紅白芙蓉圖》、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圖》和元代因陀羅《禪機圖斷簡寒山拾得圖》等名作，其餘珍貴繪畫還包括南宋馬遠的《洞山渡水圖》，明代朱端的《寒江獨釣圖》，清代趙之謙的《花卉圖》等。

而書法作品則囊括了黃庭堅、朱熹、趙孟頫、八大山人、鄭燮等名家。

2006年3月13日，「書聖」王羲之傳世作品中最為精彩的《喪亂帖》，亮相上海博物館，這是由日本宮內廳皇室收藏、時隔1300多年後首次歸國「省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