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香故人來 | 國學——俞曉群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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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有很長一段時間西風勁吹,直到90年代初,學術風向出現轉變,所謂「國學」有振興的苗頭。

那時我在遼寧教育出版社做副總編輯,曾經順應潮流,組建兩套叢書,即「國學叢書」與「中國地域文化叢書」。

那一段往事,也可以在我留存的記憶與信件中得到體現。

先說「國學叢書」。

我最初的創意是編一套「國粹叢書」。

1989年5月4日,我曾寫信給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周山,向他請教如何來做。

那時周山40歲出頭,專攻中國邏輯史,還寫小說、注說《周易》、撰寫專欄等,滿身才華。

此時周山正在為我們主編「東方人生五大難題」書系,他寫《東方情慾論》。

6月1日周山來信說:「文化遺產問題,大致可分為物態、禮態、心態三大類。

物態即與人們的衣、食、住、行相關的方面,如建築工藝、飲食、服飾三方面最為突出,也比較容易引起人們的興趣。

以建築為例,從縱向看,有幾千年絢麗的歷史,各有特點;從橫向看,建築物樣式、規格、圖案乃至色彩,都滲透著中國文化的精髓,也滲透著中國文化封建等級觀念的精神,大可一寫。

如服飾,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點,不同階層又有嚴格的界限,不僅反映在質量上,而且反映在工藝的圖案設計上,如帝王配飾物是龍,嬪妃是鳳,平民是獅、豹、兔等動物乃至蜻蜓、蝴蝶之類的昆蟲。

冠,更是分別階級的標誌,越規一步,便帶來殺身之禍。

總之,既有工藝欣賞,又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綜合展示,亦可一寫。

又如國人的飲食,其重點在『色』之上,可遠溯幾千年,堪為人類之最。

歷史博物館中陳列的早在數千年前的那些青銅器,大都是供上層階級吃喝之用的酒、食器皿,這些大大小小、千形萬狀的東西,無論吃的用具、吃的品級,還是食品的工藝,均可大書一番。

在禮態文化方面,中國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完善的封建政體,其權謀術數,習俗禮儀,均可一展。

尤其是中國那一套權、勢、術、數,在皇權神授的掩護下,至今雖千年而不衰。

至於心態文化方面,我以為最值得一書的是中國人的處世哲學。

人身依附觀念、均貧富觀念、中庸無為觀念等,深入骨髓,猶如武俠小說中描寫的高手之內功,綿綿不絕,絕非西士之霸道外功所能一時摧折。

周山來信,為我樹立信心。

恰逢這一年年底,我去北京見到《光明日報》評論部陶鎧、李春林和梁剛建三位,他們約我談組建「國學叢書」的設想,從而接續上面的想法。

1990年我們整整忙一年,組建「國學叢書」編輯部、編委會,開列首批書目。

到11月,李春林來信,寄來楚圖南題字「國學叢書」,還有廣告詞:「承繼前賢未竟志業,展現傳統學術風貌。

」以及一段「編輯旨趣」:「華夏學術一向以博大精深著稱於世。

降及近代,國家民族多難,祖國學術文化得以一脈未墜,全賴有學見之前輩學人參酌新知,發奮研治。

『國學叢書』願承繼前賢未竟志業,融匯近代以降國學研究成果,以深入淺出形式,介紹國學基礎知識,展現傳統學術固有風貌及其在當代世界學術中之價值意義,期以成為高層次普及讀物。

」還有第一批書目《國學今論》(張岱年等)《宋明理學》(陳來)《讖緯論略》(鍾肇鵬)《天學真原》(江曉原)等。

另外「國學叢書」編輯部成員中有葛兆光,他當時已有專著《禪宗與中國文化》問世,名聲很大,是那一代文化青年的偶像。

老葛做事極為細心,他在這年12月18日來信寫道:「曉群兄好,最近我與幾個『國學叢書』作者都通了信,總的看來情況很好。

我想提個建議,請遼教社於新年前給每個作者寄一張賀卡,一來聯絡感情,二來起個督促作用。

再說「中國地域文化叢書」。

這套叢書,最初也是通過讀者來信提出來的。

那是在1990年1月5日,新疆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賓來信,他說看到遼教社的圖書廣告,提出兩個選題建議:

其一,「是否可建起一個有關『伊斯蘭世界』的子書系?對外開放的含義當不僅指西方而言,中近東國家在本世紀末和下世紀初極有可能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最主要的對象之一。

且這一地區在經濟、文化等諸方面均有自己的突出特點,尤其是在對待『文化衝突』上有多種不同類型的超前經驗;況且,就宗教和文化而言,中近東地區同我國西部地區有著密切的歷史聯繫,出一些這個研究題目下的著作,無疑同樣具有借鑑意義。

隨信附上一份寫作提綱,系我院從事西亞、伊斯蘭世界研究的一位同事的寫作計劃,題為《走出沙漠》,不知可否列入『當代大學書林』?」

其二,「建議擬定『中國地域文化研究』叢書,組織各地學者,對學術界目前劃分出的中國地域文化類型分別作出理論上的歸納和闡述。

如果說,周谷城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化史叢書』是對文化發展過程(包括各地域的、民族的、學科類別的等)的實證研究,匡亞明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家評轉》叢書(一百種)是以精英文化為線索、理清中國文化發展承先啟後的思想脈絡的話,那麼擬定中的『地域文化研究』叢書,則可以從歷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民俗的角度,對中華文化開展類型學研究,它將側重於理論上的闡述,不妨視為上述著作的姊妹篇,無疑在推動我國文化學、文化人類學研究的開展上,將取得公認的好評。

此議倘若被採納,本人願效微薄之力,承擔有關新疆文化的選題。

(此題可有兩個思路:一個是對我國地域文化歷史類型的研究,這種類型要確定時代的下限,如『新疆文化論』可改為『西域文化論』;另一個思路是按現今的地域文化類型劃分,做縱貫古今的研究。

後一思路似乎具有更為明顯的現實意義。

)」

1990年2月13日我給劉賓去信,感謝他來信中的建議,同時希望他能主編「中國五大地域文化」書系。

劉賓覆信說,他同意寫《西域文化》,但主編之事,卻以「身居邊陲,聯繫諸多不便」為由推辭。

但他還是列了一個「地域文化書系」的書目,供我們參考,即中原(或華夏)、西域、齊魯、湘楚(或江漢楚)、巴蜀、閩粵(或嶺南)、吳越(或江浙)、關東等。

信中還附有他的一篇長文《評「歷史文化共同體論」》(新疆日報1990年3月9日)。

有了上述討論,我向《光明日報》李春林請教。

春林對「地域文化」項目大加讚賞,他建議我去找《文史知識》編委胡友鳴,因為當時該刊正在做「地域文化」專刊。

同時春林還向我們推薦幾位作者。

老胡北大畢業,是葛兆光同班同學,學識深厚,個性十足。

他參與整套書的策劃工作,推薦許多作者,自己還創作一部《台灣文化》。

應該說,雖然我斗膽掛名這套叢書主編,而胡友鳴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編。

有他的策劃,有《文史知識》豐厚的資源,才有「中國地域文化叢書」後來的發展和成功。

1991年,「中國地域文化叢書」開始陸續出版。

書前有我與沈放合寫的「編者札記」;每本書封面上引一段二十四史《地理志》上的話,也是沈放的創意。

沈放還對我說:「我們應該以此為基礎,再搞一部文獻性質的大書《中國地域文化》,16開本,精裝;以一個個地域為章節,統一體例,統一風格,力求經典化。

那時我們再寫一篇十萬字的『編者札記』,總結這一段工作。

我將想法告訴老胡,他來信說:「地域文化叢書出合集事,我考慮了一下。

按目前組稿的情況,部分重合的現象恐難以避免。

另外,還有一些比較相近,這都較難處理。

似還得考慮數目上的好看,或曰習慣。

暫拉一下:齊魯、荊楚(包括近代湖湘)、吳越、巴蜀、中州、三秦、三晉(秦晉似較接近)、關東、嶺南(廣東、廣西、越南北部——這是一般概念)、西域、燕趙(似可將北京作為其中的一個重點)、草原、滇黔(雲南、貴州,以介紹少數民族文化為主)、閩贛、青藏、兩淮(含徽州)、台灣……另外,過去書目上有『桂文化』,與我們都是四個字的書名不相稱。

桂有『八桂』之稱,若還來得及,請添一字,則更完美些。

」後來工作忙亂,這本合集一直未能啟動。

新媒體編輯:張藝凡

責任編輯:王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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