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諦聽餘音，關於學術史、民國學術以及「國學」

猶豫再三，終於在朋友和編輯的鼓勵下，把二十年來紀念已經逝去的學者的二三十篇隨筆，重新編輯了個選集。

照例，交出文稿，就該寫序和定名，可是，用什麼為題？寫什麼作序？我卻很彷徨。

原來這些文章，大概有近十篇不曾編入各種集子，但也有十幾篇，曾經分別收入前些年出版的《考槃在澗》（1996）、《並不遙遠的歷史》（2000）、《本無畛域》（2010）幾本隨筆集裡。

現在回想，編那幾本集子的時候，我對學術界還算有信心，總覺得前輩學者餘蔭猶在，如果「發潛德之幽光」，沿著餘波或許仍可以溯流向上。

但編這本集子時，我的心境卻很蒼涼，覺得前輩的身影，連同一個時代的學風與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霧中漸漸消失，不由得想到的卻是「餘音」這個多少有些無奈的詞語。

儘管說，「餘音繞樑」也可以「三日不絕」，但是「三日之後」呢？因此現在我想到的，卻是「餘音」或成「絕響」，總會裊裊遠去。

趁著重新編輯出版之際，不妨說幾個縈繞心中已久的話題，也算是一個「坦白交代」。

這幾個話題，第一個是晚清民國學術究竟如何評價？第二個是有關傳統中國的文史研究，為什麼一定要把它叫「國學」？第三個是時代，以及獨立與自由的環境，對人文學者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些話題原本太沉重，並不適合在這種文字中表達，而且，下面說出來的話也太學究氣，不過骨鯁在喉，只好請讀者耐心地聽我絮叨。

據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一個「思想淡出，學問凸顯」的時代，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思想不好直接講，所以便只好熱衷談學術。

也正是從那時起，很多有關晚清民國學者的評論文章出來，我也從那時起，陸陸續續寫了一些有關學者的隨筆，到現在數下來，還不止這二三十篇。

這種對過往學術與前輩學者的緬懷、悼念和追憶，害得一些懷念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朋友以為是「思想落地，學術上天」。

其實仔細琢磨琢磨，就知道並不是那麼回事兒。

說是學術，背後還是思想甚至還有政治，準確地說，這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文化批評政治」思潮的延續。

在我看來，這些有關學者的隨筆，並不算是學術史，最多只能算「學術史別頁」。

儘管我寫了不少有關沈曾植、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文章，但我總覺得，把這些別有懷抱的隨筆看成學術史，其實多少有些誤會，真正的學術史，應當討論的是「學」。

比如，談王國維，應當討論的是他的古史之學、甲骨文字之學、蒙元遼金史地之學，而不是他在頤和園的自沉；談陳寅恪，應該討論的是他的那些預流之學問，比如中古歷史與宗教研究，而不是他在《王觀堂先生紀念碑》上說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至於周一良，學術史最好討論他的中古史、佛教史和日本史研究，而不是那本《畢竟是書生》。

不過話說回來，學者也和普通人一樣，身處社會，必然受到社會變動的影響。

特別是晚清民初以來，中國經歷「二千年未有之巨變」，原本「天不變道亦不變」，現在卻「瞠目不知時已變」。

國家與民族的動盪不安，把所有學者拋進巨浪顛簸之中，且不說帝制王朝與共和政體的交替，民族危亡與思想啟蒙的衝突，民族本位與世界主義的抉擇，就是業已習慣的舊傳統與洶湧而來的新潮流，賴以自負的舊學問與需要追逐的新知識，習慣面對的舊朋友和不得不面對的新貴胄，也已經把那個時代知識人的心靈撕得四分五裂。

因此，在這些學者身上，你也看到了時代的弔詭、潮流的變遷和思想的動盪，這些有關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變」與「不變」的經歷，成了我寫這些學者隨筆的主要內容，用有關沈曾植的那一篇文章中的話來說，就是學術史與思想史有些分不開。

那個時代，學術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識與政治在彼此糾纏，理智與情感在相對角力。

二十世紀非常特別，充滿政治化的環境，使得知識分子的命運與處境也非常特別，這個時代，沒有退隱山林、沒有袖手旁觀、沒有騎牆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號「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一樣，時代逼著你不歸楊，則歸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靈台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在這兩句詩里，最讓我看重的就是「無計」二字，仿佛寫盡滿懷的無可奈何。

在《陰晴不定的日子》這篇隨筆中，我曾記述了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那天，王國維從容寫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然後自沉昆明湖的經過，在這裡不妨再接著看受命整理王國維後事的陳寅恪和吳宓。

十幾天之後的六月十四日，仍是在清華園，深夜，陳寅恪與吳宓長談，吳宓覺得，自己面對舊理想和新世界，就像左右雙手分牽二馬之韁，雙足分踏兩馬之背，「二馬分道而馳。

則宓將受車裂之刑」。

陳寅恪則安慰他說，這個時代的讀書人，必然面臨痛苦，「凡一國文化衰亡之時，高明之士自視為此文化之所寄託者，輒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

幾個月後，陳寅恪把這層意思寫在了紀念王國維的《輓詞》里，在小序中他說：「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

這本集子裡面寫到的人物，除了少數之外，大多人的學術生涯，都經歷過二十世紀上半葉，換句話說，好些人都可以稱為「民國人物」。

除了楊文會在民國前夕逝世之外，沈曾植以下，王國維、吳宓、陳寅恪、顧頡剛、潘光旦、羅常培，好些都是在民國學界最活躍的學者，就連周一良這個活到了二十一世紀的學者，他的學術黃金時代，也有一大半應當算在一九四九年以前。

這讓我不得不面對近來一個頗有爭議的熱門話題，就是如何評價民國學術（這裡，我把晚清也算進來，統稱「晚清民國」）。

評價實在很困難。

序文不是論文，還是說一些隨意的感想罷。

以前，楊聯陞先生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作「朝代間的比賽」，現在爭論晚清民國學術好還是不好，多半也是「朝代間的比賽」，無非是拿了本朝比前朝，或者是拿了前朝比本朝。

較長論短之際，不免有立場的差異，也有觀念的分歧，還有感情的偏好。

大凡相信「長江後浪推前浪」這種進步學術史觀，如果再加上捍衛本朝榮光的立場，自然可以羅列不少「前修未密，後出轉精」的例子來傲視前朝；大凡有些懷舊情感，如果再加上對現實學術情狀持悲觀態度，也往往會隔代遙祭，為學術另尋道統，拿了業已大浪淘沙後前賢留下的精品，為現在的學術截長續短。

學術史不能這樣「比賽」。

大凡比賽，以上駟對中駟、以中駟比下駟這樣的孫臏兵法常常出現，更何況人文領域也沒有辦法按「比賽成績」來排名次，頗有一些人喜歡弄「點將錄」或者「龍虎榜」，這只是把學界當作軍棋作沙盤推演，想像這是真槍實彈的廝殺，但這畢竟是「紙上談兵」，也絕不是真正的學術史。

我在一次研究生的學術史專題課上曾經說，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史要討論的有幾方面：第一，學術史要說明今天我們從事的「現代學術」，是怎樣從「傳統學術」中轉型而來的？也就是說，學術轉型是一個重點；第二，學術史要指出這一「學術轉型」的背景和動力是什麼？是域外刺激，是學術制度變化，是新資料新方法的推動，還是政治情勢、國家危機和國際環境的作用？第三，學術史還要說清楚一個時代學術研究的趨向、理論和方法，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改變的，什麼是顯著的主流，什麼是被壓抑的潛流？只有這樣，學術史才能夠給今天的學者指明，過去如何變成現在，現在又應當如何變成未來。

要是我說的沒錯，那麼，不妨平心靜氣諦觀這一段學術史。

因此，對於晚清民國學術的評價，可能就要看這樣幾個大關節。

第一個大關節是「學術轉型」和「典範轉移」。

公平地說，這個時代不僅在政治上遭遇「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學術上也堪稱從傳統到現代的「軸心時期」。

梁啓超《新史學》之後，原來的四部之學變成文史哲三分天下，西洋的各種理論和方法紛紛湧入，加上科舉廢除，新學堂、新知識、新式教科書，連同報紙雜誌，逐漸把傳統學問做了一個大改造，所以，中國哲學史截斷眾流，中國文學史改舊換新，中國古代史重新書寫，整個兒學術變了一個模樣。

現在你再回看我們自己現在從事的所謂「學術」，可不仍然在這一巨變的延長線上？

第二個大關節是「新發現」和「新解釋」。

一九二〇年代，王國維在《庫書樓記》《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署名抗父，但多數學者相信出自王國維本人手筆）和《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發見之新學問》（清華學校的演講）裡面，曾三次提醒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

為什麼？因為晚清民國恰恰是大發現的時代。

甲骨卜辭、敦煌文獻、居延漢簡、大內檔案（以及胡適指出的日本、韓國有關中國文獻）等，恰恰在這個時代被發現，說是偶然卻也是必然。

就像王國維說的，何以西晉汲郡竹書不能激盪起學術波瀾，而晚清民國的大發現卻把學術界搞得天翻地覆？就是因為這個時候新資料的重見天日，正巧遇見新學理的所向披靡，於是像化學反應一樣，激盪出無數新問題。

你可以歷數殷商史的重新解釋、中西交通的走向前沿、明清社會史的巨大發展，以及宗教研究的視野擴大等等，都和這些新發現的「發酵」有關。

至今學界頗有影響的考古學（對於早期中國城市、國家形成的歷史）、古典學（如走出疑古和簡帛之學）、敦煌學（包括抄本時代、圖像證史、中外關係、外來宗教、俗文學等等）、藝術史（對於古代建築、石窟、雕塑、圖像的研究）、社會史（從明清檔案中重寫明清社會）、「新清史」（通過滿文資料重新討論清史），甚至最近我提倡的「從周邊看中國」等等，也都是在追蹤晚清民國前賢的足跡而已。

第三個大關節要提到的是「自由環境」與「時局刺激」。

晚清民國的政治強人未嘗沒有王安石那種禁絕「異論相攪」的念頭，但晚清正處亂世，民國政府不強，加上從帝國而共和，總需要順應民主自由大勢，因此，對學術的控制相對松一些，這給晚清民國的學術帶來自由空間。

比如所謂「黃金十年」（1927-1937），章太炎、梁啓超影響猶在，胡適、顧頡剛正是當紅，陳寅恪、傅斯年成為主流，柳詒徵、繆鳳林也依然不弱，就連被胡適後來斥為「反動」的錢穆等人，也照樣進了大學當教授。

特別是，這半個世紀裡面，風雲詭譎，政局多變，加上從帝制到共和，既統一又分裂，剛啟蒙又救亡，時勢對於學術提出太多的問題，也刺激了太多的思想，因此，這個時代的學術，就有著傳統時代所沒有的內在緊張、豐富內涵和多元取向。

記得李零兄曾經諷刺「國學」乃是「國將不國之學」，這也許稍嫌苛刻，但是他確實說到了一個關鍵，就是在過去中國自詡天朝，自信國力與文化還無遠弗屆的時候，傳統文史無所謂「國學」。

重提「國學」，大概要到中國不得不從「天下」（帝國）轉型至「萬國」（現代國家），而且還面臨新的民族國家深刻危機的時候，那種嚴分「我者」與「他者」的界定，促使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學者借了日本國學（其實還應該注意明治二十年之後日本興起的「國粹主義」）之名，催生了現在的「國學」這個概念。

一九〇五年，鄧實接連寫了《國學原論》《國學微論》《國學通論》《國學今論》四篇文章，大力提倡「國學」這個稱呼，但就是鄧實自己，也說這只是仿照歐洲的古學復興，畢竟復古還是為了開新。

在《古學復興論》中，他把自己的意圖和盤托出，表示這是藉助「國學」追溯根本，以古學換取「復興」（所以，有章太炎以及1912年馬裕藻、朱希祖發起「國學講習會」「國學會」，羅振玉和王國維1911年曾辦「國學叢刊」）。

可是，畢竟「古」不是「今」，現代學術已經與傳統文史很不一樣。

僅僅就史學而言，晚清民國以來，有關中國歷史觀點的最大變化，是「空間放大」（從中央正統王朝到涵蓋四裔之歷史）、「時間縮短」（把三皇五帝的傳說神話驅逐出去，讓考古發現來重建歷史）、「史料增多」（不僅諸多發現至今仍在繼續，歷史觀念變化也使得更多邊緣資料進入歷史書寫）和「問題複雜」（各種價值觀念、分析立場和評價角度，取代了傳統或正統的歷史觀念）。

這四大變化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人文學術世界，僅僅用「國學」來表達有關中國的學問，即使不是方枘圓鑿，至少也是「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這裡借用我過去一篇文章的題目）。

怎麼不合尺寸？從「國」這個字來說，現在所謂「國學」門徑很窄，似乎並不包括漢族之外即以前陳寅恪所說的「異族之史，殊方之文」。

如果說「國」就是漢族中國，是二十四史一以貫之下來的中原王朝，這當然還勉強好說（恐怕也難以涵括蒙元與滿清），但是，如果你還想維護滿蒙回藏漢苗的「五族（或六族）共和」的「中國」，這個習慣於追溯三皇五帝、捍衛周孔程朱之學、動輒要制禮作樂的「國學」，似乎就犯了「政治不正確」的錯誤；從「學」這個字來看，現在國學提倡者的所謂學問，恰恰和前面我提到的現代學術四個變化衝突。

按照傳統文化認知，中國文化總是在儒家文化範圍或正統王朝範圍，這就與「空間放大」不合；按照傳統歷史觀念，中國歷史得上溯三皇五帝，至少也得說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可是這就和「時間縮短」不合；按照傳統文獻範圍，那些敦煌文書、甲骨卜辭、大內檔案和居延漢簡之類，大概並不是習慣使用的資料，更不消說域外文獻、考古發掘、田野調查，顯然和「史料增多」也不吻合；至於捍衛儒家、理學主流文化，最多勉強納入佛教道教資源，在預設「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前提下進行學術研究，也完全不符合「問題複雜」的取向。

我出身古典文獻專業，原本以為，我在大學裡學的目錄、版本、校勘、文字音韻、訓詁六門，加上經、史、子、集四部，就應當基本是所謂「傳統學問」，該算為「國學」。

可沒想到，現在所謂「國學」，仿佛比這個「傳統學問」還要狹窄。

看某些人的國學觀念，似乎要回到漢代經學、宋代理學和清代考據學的時代，仿佛只有這樣才出身清白。

可是，這個時代其實已不是那個時代。

一九三〇年，陳寅恪給陳垣《敦煌劫餘錄》寫序的時候，接著王國維 「新學問由於新發現」那句話再次說到，「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他說，用新材料來研究新問題，這就是這個時代學術的新潮流。

做學術的人，如果能進入這個潮流，叫作預流，如果不會用新材料，不會研究新問題，你叫不入流。

其實，回頭看看那個時代的學術史就明白了。

這個時代出現的新學術潮流有三：第一是充分重視新發現、新資料的運用，我們看到當時的新材料，都刺激出了新問題；第二是突破傳統中國歷史的空間，尋找中國周邊各種殊族和異文，這就是前引陳寅恪所說的「異族之史，殊方之文」，尋找這樣的東西，從周邊來重新研究傳統中國；第三是中學與西學的匯通，就是把中國傳統學問和西方理論方法自覺地結合起來，形成新的研究途徑。

陳寅恪曾總結過三句話，這三句話雖然是說王國維，但也歸納了當時學術的新方向：第一句話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也就是用地下考古發現的各種實物和現在傳世文獻上的文字材料來相互證明；第二個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就是外族的文獻和中國的史書互補，像研究遼金元、西北史地就要通過這個方法；第三個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就是用外來的新觀念、新理論跟我們中國本身所有的材料來互相證明，這樣可以在舊話題中開出新思路。

這是「國學」？記得季羨林先生為了彌補「國學」這個概念的問題，很勉強地提出了「大國學」，雖然用心良苦，其實徒費苦心。

四

在紀念各位前輩學者的這個選集中，我特意收入兩篇「附錄」。

「附錄一」是《運化細推知有味》，講現代的佛教史研究。

其實，我的話中話就是「時勢比人強」。

學術史的進與退，學者的幸與不幸，一個領域的平庸和不平庸，不完全在那幾個天才。

近來，人們特別喜歡「天才總是成群地來」這句話，但是天才成群出現，其實主要還是因為時代。

我最近去一趟法國，看了好些個博物館，深感十四至十六世紀的義大利和法國，出現那麼多藝術天才，留下這麼多藝術珍品，真的不全是他們的天資、聰明和努力，可能翡冷翠、威尼斯的環境、十字軍東征之後的世界變大，和弗朗索瓦一世等愛好文藝君主的眷顧，也許倒是成就他們一代才華的關鍵。

所以，在這篇隨筆中我談佛教史研究，就說「那個時代佛教研究中能出這麼一些著作與學者，文獻的大發現、新舊學的交融和學院式研究的獨立恐怕就是極重要的三個因緣」。

同樣，如果現在讓我回顧學術史，我仍然要再度強調，沒有這些因素，學術無法輝煌，如果這個時代依然像王安石設想的要用權力「一道德，同風俗」，如果這個時代仍然像雍乾之時「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那麼，哪怕天才成群地來，也一定會成群地死。

章太炎曾說清代「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為什麼？因為「多忌，故歌詩文史楛，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

畢竟時勢造英雄，就像歐洲文藝復興一樣，只有重新發現並藉助古代希臘羅馬經典超越中世紀神學，讓各種新時代與新觀念的進入學術，推動宗教改革與各種獨立大學的興起，才能夠讓歐洲進入「近代」。

那麼「人」呢？難道在學術史上，只能人坐等「時勢」嗎？當然也不全是。

只是這種需要積累涵泳才能做出成就的人文學術，既需要「荒江野老」的沉潛，也需要「代代相傳」的滋養。

毫無疑問，時代已經變化，知識人已經從帝制時期的文人士大夫，變成了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學問也從傳統的經典文史知識，轉型為現代學院的文史哲研究，但那種讀書思考的傳統，應當始終像基因一樣傳續，總不能每代都白手起家，重起爐灶。

坦率地說，中國學界現在缺的是從容，不缺的是生猛，太少些「新詩改罷自長吟」的沉潛，太多了「倚馬立就」的急就章。

其實，學術往往是馬拉松或接力賽，不是百米短跑。

所以，我選了另外一篇《世家考》作為「附錄二」，其實，我的意思也只是說，只有政治與制度創造了一個「放得下平靜的書桌」的環境，這個環境，一方面讓社會稍稍減少一些庸俗實用、唯利是圖的風氣，讓人們延續那種重視教育、重視人文的傳統，一方面允許學者擁有「一種擁有自己的真理，不與流俗和光同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並且把這種精神看得無比重要，也許，這個學界才能變好，現代的學術超越晚清民國時代才有可能。

二〇一一年夏天。

一次訪談中，面對記者提問，我突然想到梁漱溟的一句話「這個世界會好嗎」。

這句話曾被訪問他的美國學者艾愷用作書的標題，至今這個標題仍像「警世鐘」一樣震撼人心。

因此，我也隨口說了一句，「這個學界會好嗎？」這句話被記者用在了訪談的結尾，成了我自己反思學術史之後的痛苦追問。

說真的，好多年了，這個問題仍然在我心裡反覆出現，只要你關注學術史，就不得不關注這個問題，重新追問這個問題。

但悲哀的是，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