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周原遺址考古獲重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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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起,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單位聯合組成周原考古隊,對周原遺址啟動了新一輪考古工作。

基於對周原都邑性聚落的理解,在以往考古調查勘探的基礎上,這兩年的工作按照兩個方向展開:一是在賀家北區域以鳳雛建築群為中心,進行較大面積的揭露,以期考察具體遺蹟的性質;二是以釐清周原遺址內的水網系統、城牆等大體量「框架性遺蹟」為目標,了解周原遺址的聚落結構和功能分區。

以上述工作為基礎,建立遺址內諸如城牆、建築、手工作坊、墓地等重要遺蹟之間的有機聯繫,探索都邑性遺址田野發掘的新方法。

截至2015年12月,在為期16個月的階段性工作中,針對鳳雛、賀家、禮村等周邊區域的重點普探工作已完成約200萬平方米。

通過考古勘探,大致摸清了該區域內夯土基址、城牆、壕溝、居址及墓葬等地下遺存的分布情況。

在此基礎上,對賀家北區域內的兩處夯土基址、一處普通「居址—墓葬區」、一座車馬坑和水網系統中的五處池渠遺蹟進行了發掘,取得豐碩的成果。

大型夯土基址

本次發掘共清理出兩座大型夯土基址,即鳳雛三號基址和四號基址。

三號基址北距1976年發掘的鳳雛甲組、乙組基址約40米。

夯土台基以上的原始地面都已被完全破壞。

現存夯土大多屬於基槽部分,因而柱網結構不清,只有原始地面較低的建築外圍和庭院部分保存較好。

三號基址主要部分的形狀呈「回」字形,四面為夯土台基,包括北面的主體台基、東西兩側的台基及南面門塾的台基。

中間為長方形的庭院。

另在東部偏北處有一向東凸出部分。

以南北邊緣的垂直平分線計算,方向約352°。

基址主要部分的東邊南北殘長48米,西邊殘長46米,北邊東西寬56米,南邊東西寬58.5米。

將凸出部分計算在內,基址總面積2810平方米,是已知規模最大的西周時期單體建築。

基址中間的庭院為長方形,保存相對較好,東西寬27.3~28米,南北長22.3~23.1米,低於四周夯土台基,落差達0.35米。

庭院四周都發現了散水遺蹟。

在庭院的中部偏西有一處長方形的鋪石遺蹟,南北長4.8~4.87米、東西寬4.0米,高出庭院的原始地面0.14米,方向與庭院相同,由較大的礫石塊鋪砌而成。

鋪石的北側正中樹立著一塊青灰色砂岩製成的長方體立石。

與三號基址的規模相應,出土了較多高等級的貴重物品,包括金箔、綠松石片、原始瓷器、漆器、玉器、海貝。

其中金箔、綠松石片、原始瓷殘片主要出土於凸出部東面的一批灰坑中;漆器出於凸出部東、北兩面的地層、灰坑;玉器絕大多數出土於庭院內。

根據地層關係和出土遺物特徵,可以判定鳳雛三號基址始建於西周早期,中期前後曾大面積失火,西周晚期徹底廢棄。

四號基址可能為三號基址的附屬部分,且面積較小,平面布局不清,從略。

普通「居址—墓葬區」

普通「居址—墓葬區」位於大型夯土基址區西南約200米處,在412平方米的發掘區內,共清理西周時期具有疊壓打破關係的遺蹟149處,包括中小型墓葬20座,灰坑124座,房址5座。

墓葬的時代貫穿整個西周時期,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東西向和南北向均有,普遍帶有腰坑,坑內殉狗,其獨特的葬制為研究周原遺址的族屬結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材料。

在發掘的20座西周墓葬中,以早中期之際的M11形制最大,保存最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

M11為東西向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方向255°,墓口長3.7、寬2米。

墓口距離地表深1.3米,打破西周時期的文化堆積和古代河床,故墓室填土中包含大量石塊。

葬具為一槨兩棺,外棺髹黑漆,而內棺髹紅漆。

槨室西側發現頭箱,頭箱中共出有銅器21件、陶器20件、原始瓷器6件。

銅容器包括圓鼎6、方鼎1、簋2、爵2、斝1、尊1、牛形尊1、觶1、卣1和斗1件,這是建國以來周原遺址出土青銅容器最多的墓葬之一。

經初步清理,在多件銅器上發現銘文。

銘文顯示,墓主人昔雞很有可能來自殷代的舉族(即所謂「析子孫」)。

武王克商之後,其國族尚在,但部分支族可能被遷至周原地區,因此這座墓葬具有較濃郁的商文化作風。

從墓葬規模和隨葬器物來看,昔雞與周王朝的高級貴族有交往。

兩件銅簋的銘文還顯示昔雞曾受周王后的派遣去見韓侯的夫人,並受到韓侯的賞賜,而銅卣和銅尊中的銘文則表明昔雞曾經受到侯的賞賜。

據此,昔雞應是小臣一類的職官。

該區清理的灰坑也從西周早期延續至晚期,按規模可分為大、中、小型三類,前兩類數量較多且占比相近。

其中H57為一座大型灰坑,堆積較為豐富。

墓葬和灰坑雖有相互打破關係,但墓葬附近較小範圍內幾乎不被同時期灰坑打破,而超出該範圍則常見同時期灰坑。

這可能是一種「居葬合一」的現象。

20座墓葬中16座帶有腰坑殉狗,表明該處普通「居址—墓葬區」所屬人群應是殷移民。

根據自西周中期偏早至西周晚期偏晚仍可見有腰坑殉狗者,可推測殷遺民在此地延續了較長時間。

車馬坑

車馬坑時代為西周中晚期,位於三號建築基址南側約50米。

形制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南北長4.3米,東西寬3.2米。

坑內南北向放置一車,車輈朝南,輪輿在北,推測駕四馬。

局部清理後發現,車輪牙為青銅澆鑄而成,由四節組成,直徑約1.6米。

車軎、車轄、衡飾上的紋飾皆為綠松石鑲嵌而成,這種做法以往罕見。

出於文物保護的需要,車馬坑未在田野作全面清理,而是整體打包吊裝回實驗室,以待更加精細的實驗室考古發掘。

在車馬坑的北面1.3米處發現了一座馬坑。

馬坑平面形狀為長方形,東西長2.64、南北寬2.3米。

坑內自西向東依次並排放置有四匹馬,頭向一致,均朝南。

該馬坑可能和銅車馬坑有密切關係。

水網系統

據以往調查中發現的池渠遺蹟為線索,在遺址中心區域進行了針對水網系統中的池渠遺蹟的大規模勘探。

目前已完成池渠遺蹟的勘探面積108萬平方米,新發現大淤土遺蹟1處、人工溝渠11條。

為弄清池渠遺蹟的形制與走向、建造和使用年代、堆積性狀等基本信息,對大淤土遺蹟和4條人工溝渠遺蹟進行了解剖發掘。

大淤土遺蹟位於鳳雛甲組基址以北約700米處,地處山前坡地的前緣。

東北-西南走向,長約2200米,最寬處逾500米,平均寬度約300米,總面積約66萬平方米。

中央淤土最深,約8.5米,四周較淺,為2~3米。

在淤土底部發現有西周時期夾砂聯襠鬲口沿殘片,說明了淤土遺蹟的年代上限不早於西周。

還發現了漢代灰坑疊壓且打破淤土的現象,因此淤土的年代下限應早於西漢。

另外,周原遺址西周遺存的北界恰好位於大淤土以南,而其北側為山前坡地,基本不見西周遺存。

據上,初步推斷該淤土遺蹟的年代極有可能處於西周時期。

G6位於大淤土的東側,西端可能與大淤土遺蹟的南緣東部相連,目前發現已向東延伸約1900米,地勢為東高西低,初步推測其流向應為自東向西。

該溝打破西周晚期地層,上下層都出土典型西周晚期陶片,初步判斷該溝的年代為西周晚期。

G4、G5位於大淤土的北側,北端起於西觀音山南側山麓,可能與此處的山泉相接。

兩溝東西相隔約40米,大致呈南北走向,近乎平行。

中途匯合後和南側大淤土相連,南北長約2100米。

溝內堆積有明顯的「清淤」跡象,尤其是東側的G5,能看到多次較大的「清淤」行為。

另外,兩條溝走向較直,且地勢較兩側稍高。

以上特徵為判定兩溝系人工所為提供了證據。

雖然兩條溝內未發現可斷代遺物,但藉助與大淤土遺蹟的相互關係,初步推測年代可能為西周時期。

根據勘探和試掘情況推測,大淤土遺蹟或為一處與人工有關的蓄水設施,其北側的G4、G5可提供穩定的水源。

考慮到G6自東向西的流向,其亦具有將東側水源引入的功能。

結合對「雲塘—齊鎮—召陳池渠」遺存的成果,可以初步認為周原遺址內存在著自然水系與人工水系、蓄水池與引水渠、乾渠與支渠等不同層次的水系遺存,共同構成了周原遺址的水網系統。

鳳雛三號基址是繼1976年鳳雛甲組基址發現後的又一次重大發現,也是迄今發掘的最大規模的西周單體建築遺存,進一步豐富了鳳雛建築群的內涵,其 「回」字形的平面布局是西周時期建築中的首次發現,為本已形式多樣的西周建築又增一新例,為研究西周時期建築形制發展演變規律提供了實例;基址庭院內的立石、鋪石遺蹟更是以往西周考古中未曾見到過的特殊遺存,依據文獻資料推測可能為一處「社祀」遺存。

殷墟、豐鎬、周原等都邑性遺址中都存在居址與墓葬延續時間相同,又互相打破的現象,同時也有單獨墓地存在的現象,這兩種現象共存於一個都邑性遺址內值得思考。

本次發掘資料必將推進對這兩種現象的理解,並有助於思考周原遺址的族屬分布與居葬形態。

三號夯土基址、普通「居址—墓葬區」及車馬坑,以及此前鳳雛甲組建築、董家窖藏的發現,顯示了整個西周時期賀家北區域在周原遺址內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隨著今後持續的考古工作,重要遺蹟之間的聯繫也將更加明確,會進一步促進對周原遺址聚落結構、鳳雛建築群性質等重要問題的研究。

周原遺址內水網系統的發現與確認,進一步強化了以往所發現的諸多重要遺蹟之間的有機聯繫;加深了以往對周原遺址聚落擴張過程與水源關係的認識;與豐鎬遺址的「昆明池」等池渠一起填補了周代都邑性遺址給水(池苑)系統的空白;最為重要的是,這一系列工作,尤其是以淤土遺存為線索,為旨在探尋聚落結構的田野作業提供了一條比較切實可行的途徑。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王占奎 雷興山 孫慶偉 宋江寧 李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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