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福建省文物管理部門展開了首次全省範圍的文物普查工作。

以福建省文管會文物組為主的南平專區文物普查小組，在崇安縣普查時，發現了文獻中記載的這座古城址。

馬上對古城進行地面調查和勘察，發現有保存較完整的城牆。

1959年，福建省文管會再次派員進行複查，並進行試掘。

先後在城牆及牆內高坪邊沿開掘探方，共揭露面積864平方米，出土陶鐵銅等遺物391件及大量漢代陶瓦片，確定城村古城的年代應屬於漢代，並定名為「崇漢城村漢城遺址」。

196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城村漢城遺址為全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不過，考古新材料，是把雙刃劍。

一方面，由於新材料的發現，糾正了文獻記載的錯誤。

我們現在能確認城村古城的年代不是五代，而是漢代。

另一方面，由於新材料發現得不夠多，以及對新材料的認識不夠清晰，又產生出了不少新的爭議。

歸納起來，在城址的時代問題上就形成了三種意見：一、西漢中期至西漢末年；二、西漢後期至東漢說；三、秦晚期至東漢末期說。

在城址的性質問題上也形成了三種意見：一、漢滅東越之前可能是越繇王丑或東越王余善的宮殿，漢滅東越後，又成為某一越人君長所居之地；二、為漢滅東越後駐越的軍事據點，可能是東部都尉下屬駐所；三、前期是閩越冶都城，後期是漢置冶縣城。

要解決這些爭議，沒有其他的辦法，只有開展更多的考古工作。

到1980至1990年代，為了進一步了解「漢城遺址」的文化內涵，考古工作者對其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鑽探和多次重點發掘。

鑽探面積約200萬平方米，總發掘面積約20000平方米。

向世人展示出一座平面近似長方形，周長2896米，面積達48萬平方米的城址。

發掘揭露了一組面積達10000平方米的規模宏偉的宮殿建築群。

在城外，還發現了其他宮署、作坊等遺址。

這種規模的城址，以及城址中高等級的建築，毫無疑問說明，這是一座有「王城」性質的遺址。

同時，在如此大規模的發掘和鑽探後，發掘者根據地層學、器形學及歷史文獻的記載，對於遺址的年代和性質作了進一步的探討。

從遺址內所有建築都起建於生土，而所有建築材料都屬於漢代，可推斷上限不超過漢；從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和兩廣地區西漢前期墓葬中出土陶器進行比對，可以看出城址及周邊墓葬中所出土陶器的時代下限均不超過西漢中期。

而針對原來認為鐵器代表較高生產力水平，所以其年代應屬於西漢後期乃至東漢時期的論點，通過對其他地區材料的分析，認為西漢前期中國範圍內出現這些鐵器已不鮮見。

而針對原來學者認為王莽改制時改長安為常安，改長樂宮為常樂室，因此將「長樂萬歲」寫作「常樂萬歲」的瓦當時代應該是王莽時期的觀點，發掘者舉出早在王莽之前，以「常」代「長」已不鮮見的例子，對此進行了辯駁。

通過這些辨析，發掘者提出了崇安城村漢城的「時代應該是西漢前期及西漢中期的前段，其絕對年代的上限不超過漢高祖五年，下限則止於漢武帝元封元年」的觀點。

這一時代範圍，其實就是閩越國的時代範圍。

也就是說，崇安城村漢城一定是閩越國時期的一座王城。

這些觀點，在目前學術界大體得到了公認。

但是，要承認考古材料局限性的是，由於沒有發現明確的文字材料，這一城址，到底是無諸造的，丑造的，還是余善造的？學界尚無定論。

不過，無論如何，相比於「浙南派」的有此一說，「崇安漢城派」帶著過硬的證據向福州發起了挑戰：我是閩越王城，你呢？冶城的稱號，你還是乖乖地讓給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