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博物館藏《釋量論》元至元間第三帝師達瑪巴拉大都刻本

2010年9月，當西藏自治區古籍保護中心專家及西藏博物館專家一同再次對天竺法稱所造《釋量論》進行多角度分析、論證時，有一個驚人的發現：這一文獻是一部極具寫本特徵的元刻本。

首頁頁眉上，西藏三大寺之一哲蚌寺藏書號昭然其上，更表明了由西藏博物館所藏的這一文獻與西藏自治區圖書館所藏薩迦⋅班智達所造《量理寶藏》原為同一地方所藏。

一個月前，天竺法稱所造《釋量論》在西藏自治區古籍普查登記工作中被首次發現。

因其葉面上無任何刊刻跡象，古籍工作者曾認其為13世紀寫本。

《釋量論》是繼西藏自治區圖書館藏元刻《因明正解藏論》之後發現的第二部元刻本。

兩部元刻本的發現，推翻了元代無刊印藏文文獻和明代以前無藏文印刷實物的舊說。

而且，無可爭議地證明，《釋量論》作為13世紀藏文刊印本，比藏文永樂版《大藏經》問世要早一個世紀。

法稱論師於公元六世紀末到七世紀初左右出生於南天竺一個婆羅門家庭，自小通達世間各種學問。

十六七歲時，他對佛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皈依佛門，師從陳那論師弟子智軍學習《集量論》。

法稱論師創造了著名的《因明七論》，準確、詳盡地解釋了陳那論師的因明觀點。

《因明七論》有三個根本論和四個支分論，三個根本的論典即《釋量論》、《定量論》、《理滴論》，四個支分論典即《因滴論》、《關係論》、《悟他論》、《諍理論》。

因明七論，是學習因明最權威的著作，尤其是《釋量論》，作為必學五部大論之一，在藏傳佛教中備受推崇和重視。

令人欣慰的是，法稱的著作及思想，雖然未能傳入漢地，但在藏地，通過薩迦⋅班智達、宗喀巴等大師的開顯，得到了十足的發展。

大師們解釋法稱因明的著作，在藏傳佛教各大寺院中傳講研習和繼承原有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發展了這門學科，使得法稱思想的精髓，在藏傳佛教中得到了充分展現。

正因為《釋量論》是因明學者必備的重要典籍，元代皇家在大都（今北京）施刊了500函。

扉畫中刻印的文殊像和法稱像具有元代典型的藏漢藝術風格，與吐蕃和宋代畫像風格迥然不同。

尾跋中明確記載該文獻由元第三帝師達瑪巴拉的倡議下刊刻而成。

繼蒙古闊端王與藏傳佛教薩迦派四祖貢噶堅贊（1182年—1251年）於1247年會晤於涼州之後，元時期繼續保持與薩迦派的密切關係。

並且，延續西夏時期奉藏傳佛教高僧為帝師之例，元世祖忽必烈奉薩迦五祖八思巴為帝師，掀起了元代歷任皇帝奉薩迦派高僧為帝師之風。

元代共出現十四位帝師，所稱第三帝師達瑪巴拉，即八思巴同母弟恰那多吉之遺腹子，生於1268年，13歲時八思巴去世，由他擔任薩迦座主。

1282年到大都，朝見忽必烈，被奉為帝師。

約於1286年授命回藏管理藏務，死於途中。

他在大都四年期間，召集藏、漢、印度、北庭名僧用梵文原本對勘藏漢文佛教大藏經典，歷時3年撰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為藏文《大藏經》的編定和刻印打下了基礎。

由此亦可判斷西藏博物館藏《釋量論》為1282-1286年間刊刻。

元代皇室成員施刊藏文古籍的再次面世，不僅體現了元朝禮遇藏傳佛教，並以藏傳佛教來治理西藏的國策，更充分說明了中央與西藏地方政權的密切關係。

（西藏自治區古籍保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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