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關市「魏晉墓」之定論遭市民質疑

嘉峪關市新城鎮與酒泉市肅州區果園鄉交界處的戈壁灘上，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果園-新城墓群」，分布著數千座古墓葬，因部分墓葬中出土大量壁畫磚而被譽為「地下畫廊」。

從上世紀70年代發掘至今，文物部門給墓葬冠以「魏晉墓」之名，然而，曾參與該古墓挖掘工作的嘉峪關市史志辦原主任吳生貴和其兒子經過數十年潛心研究，質疑「魏晉」一說並認定該墓葬是「漢代國家公墓」。

牧羊人發現「地下畫廊」

20世紀70年代初的一天，家住嘉峪關市新城鄉新城村三組的牧羊人張書信在戈壁灘無意發現古墓葬，並將那些壘築墓室的灰條磚拉回家壘築豬圈牆。

此後，張書信讓兒子去找時任嘉峪關市文教局副局長的焦炳琨進行匯報，焦炳琨立即組織有關人員到現場進行勘察，並迅速將情況向嘉峪關市政府進行了匯報。

此後不久，中國歷史博物館派專家和學者赴嘉峪關進行了實地勘察。

隨後，古墓葬的挖掘清理報告很快得到上級文物部門和政府的批准。

1972年4月21日，古墓清理小組開赴戈壁灘安營紮寨，開始挖掘清理，至當年5月7日完成第一次挖掘清理任務，清理了兩座古墓，發現了大量磚壁畫。

1972年4月起至1979年期間，文物部門先後對墓葬進行了7次大規模的發掘，揭開了「地下畫廊」的神秘面紗。

在發掘和清理的18座墓葬中，9座墓葬中的灰條磚是畫像磚。

1973年8月，5號墓出土的壁畫連同壘砌墓室的各種材料被完整搬遷至蘭州，在甘肅省博物館的一座地下陳列室復原陳列，專供研究和參考。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經過多次發掘清理，文物部門在嘉峪關市新城鄉和酒泉市肅州區果園鄉交界線近13平方公里的戈壁灘上，發現了同一時期的古墓葬1400多座。

這些古墓葬的形成時間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歷史，僅在清理的18座墓葬中就出土760多副畫磚，形式多為一磚一畫、半磚一畫或幾塊磚組成的連環畫，價值連城。

5號墓中出土的大型磚壁畫《出巡圖》長120厘米、高45厘米，是所有出土的隨葬文物中最珍貴的，5號墓出土的《驛使圖》，後來被當作中國郵政標誌的樣本。

專家和文物部門依據出土的陶片等文物和史料，分析認定墓葬群形成於魏晉時期。

由此，長期以來，這處墓葬群的「魏晉墓」一說便成定論，在嘉峪關市的旅遊宣傳資料和地標中，與這處墓葬群有關的名稱都冠以「魏晉」二字。

而且，文物專家分析認為，這些墓葬多以富豪家族聚族而葬。

文史愛好者父子質疑「魏晉墓」一說

「果園-新城墓群」是「魏晉墓」似乎已經被地方政府和文物部門蓋棺定論，可是，就有人對「魏晉墓」一說心存疑慮並潛心研究。

現年70歲的吳生貴是地地道道的嘉峪關市新城鄉人，也是「新城-果園墓葬」第一次發掘時的參與者，時任該市文教局文物幹事，由於工作關係，他對歷史情有獨鍾且有所研究，他覺得「果園-新城墓群」的「魏晉」一說有些牽強。

幾十年來，吳生貴始終沒有放棄這方面的研究。

1998年至2008年，吳生貴任該市史志辦公室負責人期間，查閱《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史籍，退休前後仍未放棄。

吳生貴之子吳曉棠現年47歲，雖供職該市醫院工會，但因受父親執著精神的影響，也與文史研究結下不解之緣，2003年至2005年期間，他在省委黨校攻讀研究生時，就專攻歷史，且在古錢幣研究收藏方面漸成名氣。

數十年來，吳生貴父子閱讀大量史籍，從中尋找依據進行分析，對「果園-新城墓群」產生的背景和古墓的形制、彩繪磚反映的內容、出土物品的斷代進行研究，終於在2014年年底因質疑「果園-新城墓群」之「魏晉」一說而寫論文數十篇，並得出結論：果園-新城墓群不是民間墓，是國家公墓；不是魏晉墓，而是漢墓。

吳生貴父子告訴記者，文物部門在發掘墓葬之初，因再沒有出土明確佐證年代的物品，僅是依據出土陶片上「甘露二年」的文字而認定是「魏晉十六國時期富豪家族聚族而葬的古墓群」。

可是，經他們查證，「甘露」是中國古代紀年用的年號，除在魏晉十六國時期出現過三次(一是三國時期曹魏的君主魏高貴鄉公曹髦的第二個年號,二是吳烏程侯孫皓年號，三是前秦宣昭帝苻堅年號)，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還出現過三次，一是漢宣帝的第六個年號，二是高昌的君主曲光的年號，三是遼東丹國皇帝耶律倍年號。

因此，僅憑藉「甘露」年號而斷代為「魏晉時期」，不足為信。

吳生貴認為，「果園-新城墓群」的規模之大，至少在兩個歷史條件下才能形成，一是附近有大城市，二是發生過大規模戰爭。

但史料記載，魏晉時期酒泉地薄人稀，曹魏太和年間酒泉人口3273戶，西晉太康年間有4400戶，民間無法營建如此大規模的豪華墓葬群。

因此，他們認為這些古墓葬的形成，只能源於戰爭，而縱觀酒泉歷史，戰爭最密集的時段是在建郡之初的西漢，也就是漢匈戰爭，據此，他們認為古墓葬是漢代戰爭時期的國家公墓。

吳生貴父子就此列出十大理由：一、魏晉時期酒嘉地區地薄人稀、財力匱乏，民間無法營建如此豪華的墓葬群；二、個別墓葬沒有屍骨，僅置衣冠，不似民間葬法；三、墓葬規制統一，符合國家公墓條件；四、歷史上，酒嘉地區發生的大規模戰爭只有漢匈戰爭，具有建造國家公墓的時代背景；五、目前全國考古界公認屬於西漢的標準尺子有13把，其中4把長度為23.8厘米，新城-果園墓葬出土一把長為23.8厘米骨尺，符合西漢標準；六、魏晉時期宗教在西北盛行，而墓葬中沒有一塊畫像磚有宗教內容，說明其建造於宗教傳入當地之前；七、漢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推行雙牛耕，魏晉時期當地應以雙牛耕為主要耕作方式，畫像磚中的牛耕圖既有單牛耕又有雙牛耕，說明墓主人生活在征和四年前後的漢匈戰爭時期；八、墓葬中沒有出土紙張，說明墓葬形成於紙發明前，而非有了紙張的魏晉時期；九、馬鐙出現在四世紀後期的魏晉晚期，而壁畫中大量騎馬圖都沒有畫馬鐙，說明墓葬形成於馬鐙發明前；十、墓葬中出土古幣640枚，有半兩、五銖和貨泉等，從其形制看，都屬於漢貨幣範疇。

吳生貴父子認為，古墓中的「甘露二年」，應當是西漢宣帝甘露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2年，酒泉和嘉峪關的歷史據此可以追溯到西漢。

嘉市文物局：「一家之言，不予認可」

就「果園-新城墓群」的形成過程，吳曉棠認為，酒泉於漢武帝元鼎年間設郡，是漢朝廷打擊匈奴的兩個基地之一，發揮了供給、保障、中轉、駐屯等重要作用。

漢王朝多次討伐匈奴，為撫恤戰爭中死亡的官吏而出資在這裡建立公墓，按照國家政策而不斷把戰區官吏的屍骨運送到這裡安葬。

公墓建立使用的時間上限應是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占據酒泉至元鼎年間酒泉設郡時。

漢代國家公墓大規模興建在昭帝、宣帝時期，漢匈戰爭延續至東漢，公墓一直由國家管理，墓葬中還安葬了殉職於道途的過往使節和酒泉被匈奴攻殺的地方官吏。

吳曉棠告訴記者，「果園-新城墓群」是經過三百多年的開發積累而形成的，在現在的酒泉市肅州區果園鄉，嘉峪關市新城鎮鸛蒲村、中溝村西側、野麻灣村、長城村南側、毛莊子東側戈壁上都有分布。

2014年底，甘肅省文物局負責人到嘉峪關出差期間，吳曉棠面呈了部分研究材料，省文物局要求嘉峪關市文物局給以回復，市文物局2014年10月28日只向省文物局進行了答覆。

2月5日下午，記者從嘉峪關市文物局提供的答覆資料中看到，文物局認為吳生貴的觀點拓展了思路，但吳生貴對墓葬年代的判斷，未從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墓志銘等方面綜合研判，而是僅憑磚畫內容聯繫西漢歷史作出了結論。

吳生貴認定為「西漢時期國家公墓」，「從漢武帝元鼎年間至宣帝年間建成」，「世界上最大、最早的公墓群」，如此確切的推斷，其依據是什麼，並未說明。

嘉峪關市文物局列舉細節答覆：從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形狀、鎮墓瓶上文字、畫像磚上人物形象及反映的內容等多方面判定，果園-新城墓群的年代為魏晉至唐代，並非僅僅是魏晉時期，更不可能是西漢時期。

針對吳氏父子的研究情況，文物局指出漢軍擊匈奴未曾到過西亞，再者，果園-新城墓群有墓葬3000多座，並非1000多座的問題。

因此，文物局認為吳生貴父子的發現僅是一家之言，文物局不予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