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濂談：帛書二則

湖南出土了超大量的竹木簡牘，又出土了罕見的帛書。

最著名的，要推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和1942年長沙子彈庫出土楚帛書。

按時序，子彈庫出土帛書要早三十多年。

那麼以知名度而言，應該是子彈庫帛書更有名，但實際情況正好反之。

馬王堆出土《戰國縱橫家書》

馬王堆帛書又名《戰國縱橫家書》，其文字內容記錄的是舌辯之士的鼻祖、戰國時佩六國相印的權謀縱橫家蘇秦的許多語錄書信，而子彈庫帛書的文字內容則是以四時十二月令為代表的宇宙生成內容和日月、四季、曆法、禁忌等問題。

而且還畫有十二個神怪，稱得上是圖文並茂的極罕見的文獻。

馬王堆帛書出土之時，中國學術環境惡劣，本來應該沒有多少人關心它的價值。

但正是在這一特殊時期，帛書的面世在百廢待興的時代，吸引了許多時間充裕又學問精深的歷史學家的關注。

更由於經歷幾千年歲月、保存於墓室的原物摺疊破損的現象嚴重，但有賴於其後拼接復原工作的順利和釋文的順利，學者們忽然發現這是一份失傳的極貴重的歷史記錄、甚至可以補《史記》之闕失的重要文獻。

著名學者唐蘭更有長文《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長沙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發表，點明這批文獻持久被收藏又被長期埋入地下，連漢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亦未見過，故爾《史記·蘇秦列傳》的許多謬誤，賴此才有改正的可能。

以唐蘭先生在學術界的威望，明確說這是當時第一手資料，判斷蘇秦的傳紀「在見到這部被埋沒了兩千一百多年的重要資料以後將需要重寫」，這樣的定位足以讓相關學術界人士感到興奮。

《戰國縱橫家書》共27章，前14章是關於蘇秦的談話錄和書信；後5篇為戰國其他文書；再後8章中，是摻雜蘇秦文書和其他相關文書。

據文字推斷，應是秦始皇立國後、焚書坑儒之前，「書同文」之前所輾轉抄錄。

許多文字字形還是戰國楚系文字的孑遺而非秦篆，此外，由於地處湖湘楚蠻之地，抄本中有關於零陵地名之述，因零陵距長沙不遠，在地域上也顯得合情合理。

對照整個篇目書跡，有10章又見於《戰國策》、8章見於《史記》；重複並計，有11章都是著錄過的文字，另有16章則未見記載，當屬佚文。

《史記》（司馬遷）、《戰國策》（劉向）皆為西漢時著作，那麼這批抄錄文字中有零星部分即是後來司馬遷劉向著書時據以參考者，而其他則未在引據之例。

但就《戰國縱橫家書》的全篇抄錄內容言，司馬遷和劉向應該也沒見過。

唐蘭先生的論文有此標題，足以引起大家好奇心，但確實是點出了這份帛書文件的珍貴之處。

尤其是司馬遷撰《蘇秦列傳》而未見此抄本之所據底本，遂致有多處重要謬誤，有了這個帛書文獻，《蘇秦傳》幾乎要大幅修改了。

而司馬遷之所以會謬誤，我推測這些文件都是私密的書信和談話記錄，當時應該是保存在蘇秦的追隨者和弟子手中，蘇秦死後文件逐漸流散，輾轉抄錄，「其事大泄」，開始傳播於世，其縱橫家翻雲覆雨的形象更清晰地顯露出來。

但並未都入司馬遷、劉向之眼。

更多參考的是早已流傳的蘇秦「合縱八篇」，這才有了後世司馬遷《史紀•蘇秦列傳》給予我們的一個基本印象。

於此有研究的，過去已經有楊寬、徐中舒等戰國史專家；現在長沙馬王堆帛書一出，更可以確保專題研究更深入了。

我最感興趣的視角，其實還不同於唐蘭、楊寬等歷史學家。

《戰國縱橫家書》是一個戰國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時的抄錄本。

那麼從書法史的角度看，春秋戰國當時的諸侯王宮或民間私學中，應該有專司抄書的「書吏」「書佐」「楷書手」一類的職位？我們所了解的是東漢官府有「書佐」、唐代六部設有「楷書手」，專司文字抄錄。

檢諸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也是抄錄而成。

楊寬先生認為它是「戰國縱橫家遊說詞的輯錄」、又指它是「秦漢之際編輯的一種縱橫家言的選本」，它當然不可能是蘇秦自己手書，而是有專司書寫、輯錄、選編的文字寫手。

在當時，他們應該就是「書法家」，是重要文字的傳播者。

至於是否落腳到蘇秦？是否「學長短」（語出《酷吏列傳》，今天叫搬弄是非親疏權謀）？是否涉及「長短縱橫之學」？那是歷史學家關注而書法家卻未必關注的事。

而仔細研究這篇《戰國縱橫家書》的書寫水平，筆畫結構，分行布白，卻是相當專業的姿態。

謂為戰國時的職業書法家，不為過也！

戰國時有沒有「書佐」？史無明載。

但據這篇帛書的篆隸交替的水平論，應該是專門家的手段，那麼自然應該信其有。

其實不僅僅是帛書，流傳至今世的竹木簡牘上有許多重要文獻，書法精微細密，非行家之手不辦。

那麼，「書於竹帛」之「書」，即使在上古時代沒有書法家時，也必是受過專門訓練的書寫高手——亦即相當於今日之書法家，而不會是籠統的民間庶民身份而已。

於是，一段時間裡關於「民間書法」的時髦語，或許也要經受再一次的檢驗了。

長沙子彈庫出土帛書

另一份重要文獻，是長沙子彈庫出土帛書。

弔詭的是，這件帛書從1942年出土以後，長期身居美國，在中國一直未有熱起來，也一直不是學術界的時尚話題，雖然它早於前述長沙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三十多年，但卻一直是沉寂孤獨。

倒是在海外有不少人關心過。

戰國楚文字的研究家，從商承祚、陳夢家、饒宗頤開始到今天健在的李學勤等學術大家，可以構成一部楚帛書的學術史。

比如，曾為西泠印社社長的饒宗頤先生，即在1954年之初就發表了相關論文，形成系列成果。

而從改革開放以後的新時期算起，最早的研究為北大李零先生於1980年著述又於1985年出版面世的《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那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2017年，浙江大學為李零先生70壽辰開了個學術祝賀會，他在會上直接把子彈庫帛書釋為歷忌數術之書一一一四時、十二月令月神、曆法、禁忌，這些知識要了解掌握就不容易，遠不如馬王堆帛書的可以比勘人人熟知的《史記》《戰國策》又涉及蘇秦這樣一個陰謀家權術家縱橫家的話題人物，合縱連橫，諸侯爭戰，光是牽涉到的燕、齊、秦、魏、趙的國度與人物，就夠令人眼花繚亂的，堪稱處處都是新聞聚焦點。

而子彈庫楚帛書所涉的曆法、四季、十二月神以及禁忌，實在是讓普通庶民插不上嘴。

所以熱不起來、讓後三十年面世的馬王堆楚帛書占了先機，也是順理成章的。

但還不僅僅是這個原因。

1942年出土的子彈庫楚帛書，本來是遭盜墓賊之手。

古文字古史學家商承祚有雲「長沙盜墓甚熾」（《長沙發掘小記》），為一時風氣，盜墓群體中也不乏文物發掘技術的高手。

當時盜墓的四個農民，姓名都還有記錄。

叫任全生、漆孝忠、李光遠、胡德興。

這四個人後來都被收編為湖南省博物館考古部的技工。

而當時盜墓之人，俗稱「土夫子」，最喜銅器漆器木器，而於織物大約以為不值一提。

四個人隨手將此繒書附送而與幾件古董一併賣給了古玩商唐鑒泉，唐也不識貨，一次閒聊時提到有一疊織物，上有字跡。

傳到湖南大藏家蔡季襄耳朵里，蔡氏為一方豪紳，一見即判定為寶物，遂以3000元價值一併收買成功。

當時帛書被填在一個竹簍底下，摺疊為數層，還有許多帛書的碎片。

蔡遂將之拼接完整又洗盡泥污，大致恢復了本來面目。

子彈庫楚帛書之入蔡季襄之手，亦屬幸事。

在湖南長沙，蔡氏為屈指可數的豪紳，開綢緞莊、錢莊、典當鋪，嗜收藏文物，又因與著名藏書家葉德輝為親戚，切磋古物精通文史，鑑定能力極強，漸成湘省古董文物收藏之領軍。

但還不僅僅乎此。

他還對子彈庫楚帛書展開研究，於兩年後的1944年撰寫出版了《晚周繒書考證》，這是第一次公開的研究成果，迥非一個唯利是圖的古董文物商人所可比擬。

其後，帛書字跡漫漶不清一直困擾著他。

有人建議他赴上海尋求紅外線拍攝掃描，結果在上海遭美國人柯強以幫助拍攝為名騙借不還，迅速攜往美國，蔡季襄望洋興嘆，1946一1948年之間多方託人和寫信索討，均未成功。

1955年湖南省人大會議，他以列席代表身份揭露被騙經過。

來龍去脈，言之鑿鑿，為我們留下了一段無人知曉的文物流失隱情。

美國的流轉情況，並無詳細記錄。

但至少有兩則史料是可以據信的。

一是蔡季襄在1974年寫信給著名學者商承祚，希望打一場跨國官司，追回楚帛書。

時隔三十年，其時美國騙子柯強仍在世。

但時局不穩，無人問津，自然未果。

二是1982年，湖南省博物館高至喜赴美參加學術會議，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看到展出的子彈庫楚帛書，還量出尺寸為高38.5厘米x寬46.2厘米。

研究中國古文物外流史，目下成果不少，但能有子彈庫楚帛書這樣的傳奇經歷並不多，可算是一個十分珍貴的個案。

更有一個信息，是子彈庫楚帛書的最完整主體部分及一截殘片，已被收藏於美國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賽克勒曾出資捐贈北京大學建賽克勒美術館，曾言明一旦新館落成，即將給中國文物界一份大禮，即把子彈庫楚帛書捐回北大賽克勒美術館，但賽克勒先生不久去世，此後再無人提及此事矣！

據說另有一件14字子彈庫楚帛書殘片為商承祚所藏，估計在蔡季襄之前已遭分散流失，商承祚先生去世後由其家屬捐贈湖南省博物館。

最後再談談蔡季襄。

他後來進入湖南省文管會工作。

他的收藏最著名而耳熟能詳者，一是戰國帛畫《龍鳳人物圖》（又名夔鳳人物圖》）；二是《四羊方尊》，曾在抗戰時遭轟炸散成碎片，後來蔡氏主持塑形修復。

此外，長沙墓戰國筆也是他收藏並作復原的。

又他著作等身，著有《漢代貨幣圖考》、《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考》（2集）、《長沙仰天湖楚簡考釋》、《楚辭器物圖釋》（4集》、《略論楚文字的繼承、演變和使用》總計百萬言，原稿無法出版，差點被當廢紙賣掉，幸被湖南省博物館聞訊迅速洽商，竟以308元買回，一代學術竟有如此不遇不幸，聞之令人唏噓！

編輯 鄭成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