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前行的中國考古學

新年伊始，回顧2016年的中國考古，有哪些驚喜等待著我們呢？是開啟探索黔中史前文明的貴州貴安新區牛坡洞遺址？是沉寂多年再次大放異彩的湖北石家河遺址？是為中華文明探源再次注入強心劑的遼寧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是可能會改寫人類用煤歷史的新疆吉仁台溝口遺址？抑或是為曹魏帝陵研究提供參考的河南洛陽西朱村曹魏墓？還是初具早期王國都邑雄姿的陝西神木石峁皇城台遺蹟？1月10日在京舉辦的「2016年中國六項考古新發現」為我們展示了精彩的2016年中國考古事業。

主講者與點評嘉賓

貴州貴安新區牛坡洞遺址：貴州史前文明的標杆

從2012年至2016年，經過五個年度的辛苦發掘，牛坡洞遺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遺址分為A、B、C三個洞，其中以A洞文化堆積最為豐厚，最具代表性，時代約從舊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延續到歷史時期。

在遺址中發現10餘處用火遺蹟、2處活動面、7座墓葬等。

出土了大量地層關係明確的遺物，包括石器、骨器、陶器等生活用具以及與加工打制石器有關的石料、斷塊、石核、石片等。

遺址的發掘首次在黔中地區建立了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年代序列。

遺址中發現的7座墓葬，填補了貴州地區史前洞穴遺址中不見墓葬的空白，為研究該地區史前人類體質提供了重要線索。

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尤其是復原出的完整陶器，為認識本地區文化面貌，以及與周邊不同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

遺址的發掘對認識貴州地區史前文化特徵和內涵，構建該地區史前文化，特別是洞穴遺址考古學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確立貴州在中國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討整個黔中地區的洞穴遺址、貴州史前史、雲貴高原地區的舊新石器時代過渡、史前人類行為模式、古代環境及其變遷和人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四期陶片

第三期細石核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王幼平教授點評：牛坡洞遺址的發掘主要取得的收穫有：第一，發現並發掘了一個連續的地層剖面，這是非常重要的，是建立文化發展序列的基礎。

第二，發現用火遺蹟、活動面、墓葬等遺蹟，出土了豐富的文化遺物，包括動植物的遺存，這些豐富的發現在同一平面上，存在共存關係，我們可以藉此分析當時人類的生活、生產方式等問題。

第三，這一遺址在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遺存的發現，尤其是技術特徵十分清楚的細小石器的發現，為石器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課題，為學界更好地理解人類史前文化發展的關鍵時刻打開了一個窗口。

第四，遺址所展示的文化連續發展的過程，展示了西南地區人類適應發展的過程與東部地區史前人類這一階段的發展是不同的途徑。

牛坡洞遺址的發現，是從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中期，從狩獵採集經濟到農業社會的一個個案，遺址所展示出來的連續性，可以清楚地透視其發展過程，為我們認識史前文化的發展過程提供了新的視角。

主講者與點評嘉賓

遼寧朝陽市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提供新的切入點

共清理墓葬87座，這是紅山文化一個單體冢內發現墓葬數量最多的一次。

首次在紅山文化積石冢上發現建築址，並有柱洞和礎石，推測建築具有祭祀功能。

墓地出土了各類重要遺物，僅玉器就出土140餘件，這是在一個紅山文化單體冢內出土玉器數量最多的一次，極大豐富了紅山文化的內涵。

發現的14件人像製品，是在紅山文化單體冢內出土人像製品數量最多的一次，既有陶塑像，又有石雕像，為探索紅山文化的意識形態提供了重要資料。

最為重要的是M12內墓主人胸部出土一件石鉞，在其兩腿之間出土了一件獸首形柄端飾，根據其擺放位置初步推測其應為同一套石鉞組件，這是首次在紅山文化墓葬內發現一套完整的帶柄端飾的石鉞，且與大型玉璧、玉豬龍一同出土，表明了墓主人對軍事權力的控制，增強了對紅山文化社會結構、社會性質的認識。

該墓地層位關係明確，完整的揭露出了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冢以及墓葬、祭祀遺蹟等營建過程。

為研究積石冢的修建過程提供了完整的材料，彌補了以往紅山文化積石冢發掘所欠缺的一些遺蹟現象，為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冢營建過程樹立了一個標杆；墓地布局、墓葬結構、出土遺物等對紅山文化埋葬習俗以及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

M12(西--東）

玉獸首形柄端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研究員點評：20世紀90年代以來，紅山文化一直欠缺新的考古發掘材料。

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的發掘，是紅山文化近年來最重要的發現，它填補了學術上的重要空白，是研究遼河流域文明和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材料。

半拉山紅山文化完整墓地的揭露，會解決紅山文化的相關疑問。

首先，M12墓主人的胸部出土一件石鉞，並與玉豬龍同時出土，且墓主人無頭，說明墓主人為非正常死亡，鉞是軍事權力的象徵，這對研究紅山文化社會權力的構成有重要意義；其次，10餘件陶、石人頭像的發現，再次證明了中國史前文化的豐富多彩。

人像風格不同，是否代表了不同的神？不同的用途？紅山文化人像的傳統，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最後，祭壇上面的建築發現，為我們探討紅山文化的意識形態等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

總之，遼寧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的發現為學術界研究紅山文化的社會變化、區域文化進程、玉器製作工藝、玉料來源、玉料資源控制等提供了新材料。

主講者與點評嘉賓

湖北天門市石家河新石器時代遺址：史前時期中國玉器加工工藝的高峰

新發現的譚家嶺古城面積約20萬平方米，這是我國發現距今5300年以前規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為認識石家河古城的形成過程提供了重要線索。

印信台祭祀遺址揭露出5個人工黃土台基、6組套缸遺蹟等祭祀遺存，其時代屬於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古城鼎盛時期的遺存，也是目前發現的長江中游地區規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場所，尤其是在台基2和台基3之間發現兩組由數十個紅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遺蹟，部分陶缸上新見一些刻劃符號。

這些為研究石家河古城的功能分區提供了重要內容。

最令人矚目的是，新發現的後石家河文化時期5座瓮棺中出土了240餘件異常精緻的玉器，造型獨特生動，有雙人連體頭像玉玦、虎座雙鷹玉飾、玉牌飾、虎形玉冠飾等，玉器表面精美的線刻圖案、複雜的透雕和細如針尖的鑽孔，普遍使用的圓雕、透雕、減地陽刻、淺浮雕線刻等工藝代表了史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玉器加工工藝的最高水平。

除此之外，對石家河古城外圍高崗、低地的系統勘探以及對三房灣遺址南部發掘所獲資料，有助於深入了解石家河遺址群的整體布局、結構和變遷。

印信台遺址陶缸遺存

W9出土的玉鷹和玉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何弩研究員點評：石家河遺址經歷了近二十年的沉寂之後，近年的一系列考古新發現，使這一遺址再大放異彩。

首先，可能屬於油子嶺文化晚期的譚家嶺古城的發現，出乎多數人的意料，同時為我們提出了疑問，它是否與石家河古城構成雙城模式呢？這一問題目前亟待解決。

其次，印信台祭祀遺址的發現為我們從祭壇的角度來解讀缸套缸的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

再次，譚家嶺翁棺葬出土玉器的精美程度和工藝水平超乎以往的發現，引人驚嘆，但這仍解決不了後石家河時代玉器崇拜的極端發達和人口的銳減、文化的衰退這一完全相反的現象，我們需要跳出這一範圍來觀察這一現象。

最後，通過石家河外圍的調查和發掘，如嚴家山的發掘等對我們了解石家河遺址群的整體布局與結構，改寫以往的認識有促進作用。

陝西神木縣石峁遺址皇城台遺蹟：初具早期王國都邑氣象的石頭城

皇城台是石峁遺址的核心區域，2016年發掘揭露出皇城台主要組成部分自東向西依次為廣場、瓮城、南北墩台、門道等。

皇城台門址與外城東門址的基本結構相似，且修建年代早於外城東門址，兩者應該存在承襲關係，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石峁城址三重城垣背後「設計理念」的繼承性。

皇城台出土了大量遺物。

其中數量可觀的陶瓦的發現，頗具重要意義。

它的出土還可能暗示著皇城台台頂存在著覆瓦的大型宮室類建築。

對皇城台西北角牆體進行的發掘，確認了其周邊台體是以層階狀石牆環繞。

目前已揭露的三階石牆上均有排列齊整的紝木孔洞，部分孔洞還有紝木外露。

這一在石牆中嵌入紝木的建築技術，一般認為是漢代才開始使用，石峁遺址的這次發現將改寫我們的傳統認知，對探討早期中國建築技術和建築史有重要價值。

另外，石范和早期銅器的發現對於探討早期冶金之路具有重要支撐意義。

皇城台地層關係及出土遺物表明，皇城台的始建年代應當不晚於龍山時代中期偏早。

可以說，公元前2300年前後，以石峁遺址為核心的北方地區「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形成，邁開中國北方地區走向早期國家的步伐。

石峁具備了早期王國都邑的基本特徵。

皇城台相對位置圖

皇城台西北護牆細部

北京大學考古學文博學院副院長張弛教授點評：石峁遺址從2011年試掘開始，到弄清其有外城、內城、皇城台三重結構，至2016年皇城台遺蹟的發掘，石峁城址逐漸成為中國史前第一城。

它的城址規模、時代都顯示著重要意義。

2016年的考古發掘明確了皇城台的結構，並通過對皇城台西北角牆體的發掘，確認其周邊台體是以9-11層的石牆環繞而成，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座石頭城是怎麼來的？同時石牆上大量紝木的用工量，應該不次於良渚文化莫角山宮殿區的用工量，以後應該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

另外皇城大道從皇城台、麻黃台到內城東門、再到外城東門這一有軸線意義的道路，對於認識城址的整體結構和規劃非常有價值。

石峁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的發現，是近年大家研究的熱點，遺址所在地是童恩正先生所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帶的關鍵區域，也是連接歐亞草原文化的關鍵地帶，從歐亞的眼光看待北方地區，石峁遺址是連接史前歐亞草原文化的重要節點，對石峁遺址的探討必將影響到對中原地區文化的研究。

新疆尼勒克縣吉仁台溝口青銅時代聚落遺址：改寫人類用煤歷史的發現

遺址發現了伊犁河谷青銅時代最大的聚落遺存。

遺址內的大型房址面積100-400平方米，分布相對獨立，中小型居址則較為集中，保存相對完整，填補了該地區青銅時代聚落考古的空白。

在房址堆積層和灰坑等單個遺蹟內發現大量煤塊及焚燒過的煤渣和煤灰，表明當時居民已將煤炭作為生活或生產燃料來使用了。

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煤的遺蹟，將煤的開發利用的歷史上推近千年；遺址內發現了目前新疆乃至中國較早的鑄銅陶范、風管、煉渣、爐灰等遺存，可以明確該遺址存在鑄銅活動，對中國冶金考古研究意義重大；遺址內發現的3件鐵塊年代較早，對研究冶金術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對遺址出土的各類遺物和相關遺址、墓葬的比對，該遺址屬於安德羅諾沃文化範疇，年代在公元前16-公元前12世紀左右。

吉仁台溝口遺址中文化層明顯可分為早晚兩期，並存在幾組青銅時代墓葬、早期鐵器時代墓葬打破遺址的現象，這為伊犁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類型的分期提供了依據。

吉仁台溝口遺址是目前伊犁地區發現最大、最早的青銅時代中期至晚期文化遺存，分布面積大，遺蹟現象和文化內涵豐富，較全面地反映了伊犁地區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具體面貌，是伊犁地區青銅時代考古的突破性發現，為研究當時社會組織結構、發展階段、文化演變等提供了重要資料。

遺址全貌

大型房址（F6）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李水城教授點評：遺址中一系列的重要考古發現，如煤炭的使用、鑄銅活動的確認等，都具有重要意義，其後續的研究價值是不可低估的。

強調這是遺址，不是墓葬，是因為新疆地區史前文化序列和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決需要依靠遺址，這一點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學界要強化和深化認識新疆地區的史前考古與文化，以彩陶為代表的農耕文化西進和以暗色壓印紋陶器為代表的畜牧業文化的南下構成了整個新疆地區史前文化交互的大舞台。

在伊犁河谷地區，這兩個文化的次序是交替的，從這一遺址不同時期的陶器特徵，可以看出新疆地區文化演進的次序。

遺址所在伊犁河谷對於探討穀物和鐵器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另外，遺址中用煤遺蹟和大型房屋的用途等問題都需要深入探討。

河南洛陽市西朱村曹魏墓：不封不樹、不設陵寢的曹魏高等級墓葬

墓葬地處萬安山北麓的緩坡上，西側距曹魏時期圜丘遺址約2.5公里。

墓葬未發現封土跡象和陵墓園建築，符合曹魏時期高等級墓葬不封不樹、不設陵寢的特點。

M1被盜嚴重，墓主人骨骼和棺槨嚴重腐朽，出土遺物主要有陶器、鐵器、銅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等共約500餘件，包括200餘件刻銘石牌。

石牌一面陰刻隸書文字，內容豐富，包括衣衾、葬儀、器用、陳設、文房用具、梳妝用具及飾品、食物、戲具、雜具、車馬等，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為復原墓葬的隨葬品組合和喪葬禮儀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根據刻銘石牌上具有明顯性別指向的服飾類文字記載和墓葬後室鐵質棺底支座的排列方式來看，M1可能為合葬墓。

根據墓葬的建築方式、建築材料、出土隨葬品特徵，尤其是刻銘石牌的尺寸和書寫內容、格式均與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銘石牌相似等特點，初步推斷M1應為高等級墓葬。

而此次勘探發現的M2，所處位置地勢高敞，墓葬規模已達帝陵級別，與M1及曹魏圜丘東西一線，因此初步推測M2可能為曹魏高平陵，M1為高平陵的合葬墓或陪葬墓，墓主身份不明。

曹魏帝陵的研究是目前中國古代陵寢制度研究的缺環，此次考古發現，為曹魏時期的陵寢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陵區的選址為理解曹魏時期都城、陵墓和祭祀遺址的關係提供了新的視角。

西朱村曹魏大墓位置

M1（東→西）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劉慶柱研究員點評：西朱村曹魏大墓西距曹魏時期的圜丘遺址僅有2.5公里，圜丘相當於北京的天壇，是祭天的地方，為何這兩座墓葬正對圜丘遺址？這在中國歷史上僅見的現象，墓葬選址中所蘊藏的天地觀念，可能對解決中國歷史上「天人合一」的觀念和道教形成史有重要價值。

M1的發現啟發我們對中國祭祀遺址的性質可以做進一步深入探討，對解決思想史的問題有重要意義。

會議現場

王巍所長總結髮言

論壇最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研究員作會議總結。

王巍所長表示，論壇的成功召開，離不開全國同行和媒體的支持。

論壇專門設置的專家點評和研討環節，已經成為學界與公眾溝通的橋樑，同時也是學界交流的平台。

此次參評的35項考古項目都很重要。

入圍的七個項目的學術價值絕不亞於入選的六個項目。

所以此次特意邀請了入圍項目代表參會，加強互相之間的交流。

另外，還專門設置了國外考古新發現項目，這是因為近年中國考古走出國門已經初具規模，以後我們每年會遴選出一個國外考古新發現項目與大家交流。

2016年度中國考古新發現的六大項目涵蓋面積很廣，從舊石器時代到歷史時期，從手工業考古到精神文化，相關方面都有涉及。

最後王巍所長強調，1.目前文化譜系仍然是基礎性的工作。

中國仍然有些地區在文化譜系方面是薄弱地區，所以貴州牛坡洞的發現有重要意義。

2.此次評選不考慮時代的均衡問題，只考慮學術價值問題，這是2016年入選項目中史前遺址比重最大的原因，同時也說明了探討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重要性。

3.多學科合作已經融入考古工作當中。

同時文物保護和展示利用也逐漸成為考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4.中國考古走出去戰略逐步實施。

我們要進一步加強規劃，系統嚴密地組織安排實施中國考古走出去，相信在國家的支持下，中國涉外考古能走得更遠更快。

（審稿：洪石 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