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激盪起文明的碰撞與交融

橫亘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是世界文明進程中最為遼闊壯麗的一道風景。

絲綢之路是東西文明交流的橋樑， 孕育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 埃及文明、 花剌子模文明、 印度河文明、 中國文明等許多古代文明,祆教、 基督教、 佛教、 摩尼教、 伊斯蘭教等宗教的傳播， 極大影響了人類文化。

絲綢之路是民族融合凝聚的走廊， 促進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兩千多年過去了，絲綢之路對人類文明的奉獻及對歷史進程的推進依然令世人驚嘆和讚賞。

狹義的絲綢之路一般指陸上絲綢之路。

廣義上講又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陸上絲綢之路」 是連接中國腹地與歐洲諸地的陸上商業貿易通道， 形成於公元前2世紀與公元 1世紀間， 直至 16世紀仍保留使用， 是東西方之間經濟、政治、 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

它最初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

19世紀 70年代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之命名為 「絲綢之路」 後即被廣泛接受。

歷史上出使西域的張騫， 投筆從戎的班超， 永平求法的佛教東渡， 西天取經的玄奘， 他們的故事都與這條路有關。

這條長約 7000公里的漫漫長路是經過三百多年幾代人的努力而形成， 歷代多有維護及延用。

隨著時代發展， 絲綢之路成為古代中國與西方所有往來通道的統稱。

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發展， 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在「絲路」 沿線留下了無數璀璨瑰麗的藝術珍品， 這些珍寶承載著 「絲路」 沿線各地的歷史文化精髓。

兩千多年過去了， 絲綢之路對人類文明的奉獻以及對歷史進程的推進， 依然令世人驚嘆和讚賞。

儘可能全面地觀賞絲路沿線的文化遺存， 成為人們的希冀與期盼。

基於此， 「絲綢之路」 沿線博物館專業委員會推出並持續巡展六年的 「絲綢之路——大西北遺珍」 可謂是珍品薈萃， 為我們展示了絲路遺珍的歷史、 故事和情愫。

黑人百戲俑

人物圖絹地刺繡

尋找早期絲路交流的使者

歐亞大陸每個早期文明的起源過程， 都伴隨著與相鄰和相近地區的交流。

在與周邊文化發生交融的過程中， 我國的六盤山、 河西走廊、 天山南北成為古代中國最早與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帶， 生活在這裡的周、 秦、 戎、 匈奴和月氏等部族成為與西方交流的使者。

周、 秦先祖在涇水和渭水上游立業興邦、開疆拓土，使中原文化不斷向西推進。

到戰國時，秦長城西達臨洮，秦與河西走廊的交通已經通暢。

展覽中展出的甘肅出土的周秦青銅器成為多元文化交流的見證。

位於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的秦先公墓地被認為是秦始皇祖先的陵園——西垂陵園， 古墓群一帶也被認為是 《史記》 記載的秦人發祥地 「西犬丘」 所在地。

出土器物現分藏在甘肅、 北京、 上海多地的文博單位， 還有部分流失海外。

出土器物之一的垂鱗紋秦公銅鼎， 腹內壁有兩行六字銘文 「秦公作鑄用鼎」 ， 墓主人有秦文公、 襄公等之說。

絲路的開通

秦、漢王朝統一中國， 積聚了中原王朝的實力， 至漢武帝時， 採取聯合西遷的月氏夾擊匈奴的軍事手段， 公元前 138年至公元前 125年， 張騫肩負到西域尋求抗擊匈奴盟友的使命，艱難地輾轉於西域諸國， 雖未搬來救兵， 卻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況， 最終帶著西域諸國的信息回到長安。

至此，中原王朝開啟了動用國家力量打通西域通道、開拓絲綢之路的征程。

西漢政府為在抵禦匈奴的戰爭中取勝，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戰的騎兵軍團。

陝西咸陽東郊楊家灣漢墓，是漢高祖劉邦長陵的陪葬墓，出土彩繪兵馬俑2500餘件，其中騎兵俑更是按真身四分之一比例製作，造型逼真，步伍嚴整，表現了漢初軍陣的真實形象，是見證了漢政府的強大軍事實力。

是出土於武威雷台漢墓的銅奔馬及大批鑄造精緻、形制完整的青銅車馬儀仗俑。

奔馬昂首嘶鳴、舉足騰躍，踏于飛燕之上，是良馬神速的完美演繹。

正是憑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戰爭的連續勝利，西漢政府最終控制了河西走廊，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控制河西走廊後，西漢政府在西域設立使者校尉，建立中央政治統治。

此後，歷經東漢、魏晉南北朝、隋唐、西夏、元等政權，都對西域進行了有效控制並積極建設。

為保障商路暢通，中原王朝在絲路要衝設郵驛，布烽燧，建城障，天山南北蔥嶺內外，烽戍邏卒，萬里相繼。

從此，中西方的交流變得「持續」 ，並且「直接」 。

應馱白練到安西

漢及以後的中原王朝對西域的有效控制，使無數西域商旅將中國的絲綢、漆器、鐵器、瓷器帶至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東岸等地，開啟互通有無的東西方貿易及文化的交流。

早在新石器時期中期，中國便開始了養蠶、取絲、織綢，商代就有了複雜的織機和織造手藝。

漢代的養蠶繅絲業已十分發達，都城長安設織室管理紡、織、染手工業，刺繡工藝有飛躍的進步。

「絲綢之路——大西北遺珍」展出的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人物圖絹地刺繡，似為初學練習用，紅色絹地上還留有墨線畫稿的痕跡，很有古樸風格。

漢代絲織品顏色鮮艷，花紋多樣，做工極為精緻。

製成的絲質衣被、鞋襪、手套等通過「絲綢之路」大量輸出到西方各國。

尼雅遺址是漢晉時期精絕國故址，地處絲綢之路南道交通必經之地，保存下來較多華麗的織錦綺絹衣物、毛織衣裝和生活用品，其中包括繡有漢字紋樣的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 「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雞鳴枕等文物。

到唐朝絲織技術更加精巧，主要有絹、綾、錦、羅、紗、綺等。

著名的高昌故城是「絲綢之路」北路的重要交通樞紐，阿斯塔那古墓群是古代高昌王國城鄉官民的公共墓地，出土的琥珀色地狩獵紋印花絹、朱紅地對馬紋錦都是典型的唐錦。

宋元及以後，絲綢一直都是中國傳入西方的主要商品，西方人一度以穿著中國絲綢為富有和榮譽的象徵。

駝鈴聲響 絲路悠長

沿著絲綢之路，長安和羅馬被商人傳遞式地連接在了一起，東西方頻繁往來，貿易空前活躍，在中亞及中國西北絲路沿線出土了大量東西方各國貨幣。

貴霜錢幣是公元 1至 3世紀中亞貴霜王朝所鑄造使用的錢幣， 早期文字與圖案設計並重， 晚期則以圖案為主； 波斯薩珊王朝是魏晉時期與中國交往最為頻繁的絲路古國， 王朝每更換國王， 就要另鑄新王半身像的新錢幣， 因此錢幣上的各個王的皇冠互不相同， 其錢幣使用了近四百年。

還有東羅馬金幣等。

這些貨幣的出土， 為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提供了佐證。

駝鈴聲響，絲路悠長，無數胡商將西方的駿馬、獅子、鴕鳥和胡桃、苜蓿、葡萄、石榴等帶到東方。

往來於絲綢之路的商旅通常稱之為「胡商」 ，包括索格底亞那及其周邊的吐火羅地區、波斯、印度、突厥、回鵲等中亞、西亞以及東南亞的商人。

20世紀以來，陸續出土了很多有關胡商的實物資料，如胡商俑和胡商圖，其形象明顯地表現出深目高鼻、絡腮鬍須等特徵。

他們把西方物質文化中的精萃轉運到東方，有珍稀雅致的玻璃器皿、長安當壚的胡姬、宮廷貴婦人裝扮用的香料等，深深影響著中原的社會生活。

歌舞互通 佛教東傳

西漢及其以後的政權對絲綢之路盡力維護，東西方文化間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力，服飾、宗教、藝術等都通過這條交流之路流布於世界。

「絲綢之路——大西北遺珍」中展出的大量漢代陶俑、木俑及畫像磚石中的女性形象，大多為細腰裊裊，輕盈欲飛，或長袖曼舞，或吹竽撫琴。

隋唐時期女性熱情開放，大膽吸收西域服飾華麗誇張、美艷絕倫的特點，無論服飾、髮飾、面飾都造型多樣，融合多種外來元素。

來自西域的「胡騰舞」「胡旋舞」「柘枝舞」「龜茲樂」等傳入漢地，糅合大量漢地樂舞元素，形成「西涼樂」「霓裳羽衣」等新的樂舞形式，廣受歡迎。

流傳到唐代，從宮廷到民間、從地方到軍隊、從街頭到府邸雜院，到處都是胡音、胡騎與胡妝。

胡樂胡舞與中原傳統樂舞相互融合後形成的樂舞成為當時流行樂舞的主流。

絲綢之路的開闢，為西方宗教東來和東方儒學等思想的西漸提供了空間。

由西域傳入中原的宗教主要有佛教、瑣羅亞斯德教、猶太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天主教等，尤以佛教為盛，廟宇和洞窟隨處可見，中外宗教大師精研教義，中國成為國際著名佛教中心。

印度佛教由中亞信徒自絲路傳布西北地區，很多西域高僧在絲路沿線譯經傳法，佛教在傳播過程中完成了中國化的嬗變。

這些宗教文化的相互傳播極大地豐富了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的精神信仰，影響和改變著地區文化及生活面貌。

走過千年滄桑，絲綢之路激盪起的文明碰撞與交融，將動態多元的區域文化板塊融入世界文明演化的長卷中，在衝突與抉擇中融合兼蓄，形成了一條民族融合的走廊，書寫了世界文明最精彩的華章。

「絲綢之路——大西北遺珍」聯合展覽巡展六年來得到了業界和觀眾的認可。

由「絲綢之路」沿線博物館專業委員會組織的融合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等內容的「尋路中國——絲綢之路系列聯合展覽」的探索卻始終在繼續。

挖掘絲路文化及影響力，推動「絲綢之路」作為當代文化展示的主題，把古代「絲綢之路」建成今天的復興發展與和諧之路，始終是我們關注和追尋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