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之路——絲綢之路與絲路貿易

文 / 馮培紅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 中國絲綢的西傳、中亞商品的東來、粟特胡商的漢化、西域貨幣在河西地區的流通，這些都引起了中亞諸國對東方中國的美好憧憬，出現了以粟特人、回回人為主的東向民族移動和入華定居，顯示了古代中國的高度文明與經濟發展的繁榮魅力。
  
  

一說起「絲綢之路」，人們的腦海里往往會浮現出這樣的一幅景象：一群高鼻深目的胡人商客，牽著數十峰駱駝組成的幾行駝隊，馱載著一捆捆卷好的絲綢及其他貨物，正在穿越茫茫的隔壁沙漠。

他們不憚艱險，長途跋涉，往返於遙遠的西域和繁華的中原之間，風塵僕僕，行色匆匆，為的就是通過長途的貿易販運，獲取巨額的利潤差價。

在這裡，想像中的浪漫與現實中的利益相交織，勾畫出了一幅絲路貿易的生動畫卷。

不過，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並非只指陸上的駝隊交易，還包括海上的航運貿易；絲路貿易也不只是中亞胡商的專利，還晃動著漢族商人的身影；絲綢之路上開展的不僅僅是經濟貿易，還有著政治交往、軍事征行、民族流動、宗教傳播、文化互動、技術流傳等豐富內容。

這是一條全面展開的東西方文明交流互動的道路，是一條綿歷了兩千餘年之久、橫貫歐亞大陸文明交流的時空隧道。

▲敦煌壁畫中的絲綢之路商旅圖。

絲綢古道上的各國絲綢

▲反映隋吏部侍郎裴矩在河西走廊招商活動的隋代圖畫。

這條東西交通大動脈早在紀元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但是「絲綢之路」一詞卻到19世紀才誕生，它是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的。

這條以中國盛產的絲綢而命名的東西方交通要道，毫無疑問地說明絲綢之路的起點是在中國，一般認為是在漢唐時代的都城長安或洛陽。

中國通過絲綢之路所開展的對外交流，除了主要面向西方世界外，還通往東亞的韓國、日本等國，有人將絲綢之路的最東點定為奈良，也不無道理，而最西點則到了地中海地區的羅馬。

這條絲綢之路橫貫整個亞歐大陸，全長近萬公里，其道路里程之長、經歷國度之多、持續時間之久、交流內容之豐，在古代東西方交通史上是無與倫比的。

輕盈飄動的絲綢質感、高檔奢侈的絲綢消費帶給人無比浪漫的遐想。

絲綢之路當然不是專營絲綢，但絲綢無疑是絲路貿易比較大宗和極具特色的商品。

大量絲綢製品從中國的南方及中原各地運至西北，再出口到中亞、西亞及歐洲，成為絲綢古道上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大特點。

敦煌文書多處記載該地有吳綾，吐魯番文書中有專門從事絲織品交易的「帛練行」，中有梓州小練、河南府生絁、蒲陝州絁等。

這些來自江南、四川、河南等地的絲織品，被長途販運到了西北絲綢之路上的敦煌、吐魯番。

文書還告訴我們，唐代官方設有負責向西域運送絲織品的「送帛練使」。

運送到敦煌、吐魯番的絲織品，除了在當地消費之外，更多的可能被遠售到中國以外的絲路沿線地區。

在吐魯番出土的《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中，從事絲綢買賣的胡商有康莫毗多、康顯願、何刀、白迦門朧、車不呂多等人，屬於中亞粟特昭武九姓及其他西域胡姓，他們的姓名中保留了明顯的胡風特徵。

在烏茲別克斯坦阿夫拉西阿卜遺址壁畫中，繪有手捧絲綢和蠶繭的中國商人；托勒密《地理志》一書記述了Serica（即絲國），指的就是盛產絲綢的中國。

很顯然，這些絲綢都是從東方的中國遠道販運西去的。

除了中國絲綢的西傳，我們同時也應注意，其他國家生產的絲織品也流通在絲綢之路上，通過出土文書與絲綢實物可以知道，唐代敦煌、吐魯番市場上有來自中亞的胡錦和波斯錦，以及來自朝鮮半島的高麗錦和朝霞錦。

因此，貫穿於整個絲綢之路上的絲綢貿易，是以銷售中國絲綢為主，同時兼有其他國家的絲織品相參與的經濟交流活動。

古代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貿易橋樑

絲綢是絲綢之路上最富特色的一類商品，但絲路貿易的商品種類極其繁多，無論是日常用品或是異域奇珍，可謂應有盡有，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接。

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列有人、家畜、野獸、飛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藥物、紡織品、顏料、工業用礦石、寶石、金屬製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書籍等18種，主要是從中亞等地傳入中國的。

據《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外來商品輯考》一文統計，這些外來商品分為胡粉、棉布、絲織品、鐵器、銀器、玉器、珠寶、竹器、毛織品、牲畜皮和牲畜、羚羊角、藥物、硇砂、草豉子、礬、瓜果、飲食、顏料、兵器等19類，大多也是從西域販運而來的。

唐朝的玄奘穿越絲綢之路促進了文明的交流和物產的互通。

這兩種論著主要依據的傳世史籍和敦煌文書，對外來商品的記載極為分散零碎，而吐魯番文書則有集中的展現，如《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記錄了絲、金、銀、銅、香、藥、硇砂、石蜜、鬱金根等交易商品，《唐天寶二載（743）交河郡市估案》匯集了來自各個地方的商品，如上文提到的梓州小練、河南府生絁、蒲陝州絁等絲織品，以及來自江南的常州布、四川的益州半臂、東海或朝鮮半島的昆布、熱帶地區的犀角及各色香藥、突厥敦馬、波斯敦父駝、印度的菴磨勒等。

這些商品種類眾多，分布範圍極廣，幾乎遍及整個亞洲，都薈萃於吐魯番這個絲綢之路上的綠洲城市中。

通過敦煌、吐魯番文書所記錄的貿易商品的縮影，完全可以折射出古代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國際貿易的盛況實景。

正因為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商品是如此的種類多樣，所以姜伯勤把它又稱作白銀之路、香藥之路、珠寶之路、琉璃之路、法寶之路，以及其他學者早就提到的玉石之路、陶瓷之路等。

這些不同稱呼的名詞充分表明，古代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內涵是極其豐富的。

絲綢之路上的商業和文化

伴隨著絲路商品的交易買賣，各色商人的身影也活躍在絲綢之路上，其中最典型的是來自中亞地區的胡商，如早期的粟特人和晚期的回回人。

魏義天所著《粟特商人史》一書概略地揭示了他們四處經商的情況，其中東向入華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據《舊唐書·西戎傳》記載，粟特康國人「善商賈，爭分銖之利。

男子年二十，即遠之旁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

敦煌莫高窟第45窟南壁所繪觀音經變中，有一幅胡商遇盜圖，高鼻深目的胡商們牽著馱載貨物的毛驢，在途中遭到了手持長劍漢人形象的強盜劫掠。

敦煌長城烽燧遺址出土的粟特文信札告訴我們，粟特胡商在從撒馬爾罕到洛陽乃至更東的絲綢之路沿線道路上，尤其是以武威為中心的河西走廊，構築起了體系完備的商業據點和網絡。

由於中亞兩河流域地處絲綢之路的中間環節，粟特胡商從事的主要是中轉貿易，比如在十六國前涼「張軌時，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西胡即西域的粟特胡人，他們將拂菻（即拜占庭）製造的金胡瓶轉賣到了河西走廊。

又如，高昌國王麴文泰給唐高祖進獻了一對拂菻狗，「高六寸，長尺余，性甚慧」，也應是粟特胡商從拜占庭轉售到高昌，再由高昌王進貢給唐朝。

楊貴妃養了一隻康國猧子，有一次唐玄宗與人下棋，眼見就要輸局，楊貴妃遂放出猧子，攪亂了棋局，玄宗的面子得以挽回。

這隻康國猧子「性甚慧」，當即拂菻狗，之所以又稱為康國猧子，是因為粟特康國人在從事拂菻狗的中轉貿易而得名。

相對於身影活躍的胡商而言，也有不少漢族商人在絲綢之路上從事貿易。

由於絲綢之路國際貿易活動的盛行，在絲路沿線中國境內各地出土了許多拜占庭金幣和波斯銀幣，而在中亞地區也發現了中國製造的銅錢。

據《隋書·食貨志》記載，在北周時期，「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

北周統治下的河西走廊，之所以流通拜占庭金幣和波斯銀幣等外幣，就是因為有大量的粟特胡商在這裡從事商貿活動。

早在十六國時期，就有許多粟特人來到河西經商，公元439年北魏攻克北涼國都武威後全部被俘，過了十多年後才被粟特國王贖回。

與河西走廊相毗鄰的西域高昌國，吐魯番文書中經常出現銀錢使用的記錄，應該就是波斯銀幣或其仿製品。

這些絲路貨幣的歷史記載和出土實物，是古代東西方絲路貿易的重要實證。

漢唐時代，粟特胡商不斷東向入華，由起初從事商業活動，到後來定居生活，在中國娶妻生子，經過長年累月的繁衍發展，使得這些遠離中亞本土的粟特人或其後裔在中國定居下來，出現了像敦煌的從化鄉、吐魯番的崇化鄉等著名聚落。

由於逐漸接受了漢化，融入到中國社會中，成為中央政府統治下的編戶百姓，得到了漢地社會的高度認可，在以河西走廊為中心的絲路沿線地區形成了屬於自己的家族郡望，如武威安氏、曹氏、石氏和建康史氏等，被列進唐人編寫的《元和姓纂》和《新集天下郡望氏族譜》中。

如前所言，絲綢之路並不只是一條經濟貿易之路，還包含政治、軍事、民族、宗教、文化、技術等多方面的交流內容，具有非常豐富的內涵。

古代中國的高度文明與經濟繁榮在絲綢之路上產生的無限魅力，使得中亞諸國對東方中國產生了美好憧憬，出現了以粟特人、回回人為主的東向民族移動和入華定居。

古代絲綢之路上的經濟貿易活動與良性互動交流，對今天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仍具有積極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