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錄像廳成長出來的一代人，已經成為當今文學的主力軍

村莊文學的衰落，縣城文學的開始——讀邵麗《掛職筆記》

文|袁復生

縣城是這些年裡，70、80作者都比較有興趣的題材。

很多年以前，很多文學家筆下的故事起源在於村莊，所謂田野牧歌時代，自然的細緻變化，令人神往的可口風物，加上甜膩的鄉愁、淳樸善良的古風、犧牲個體的偉大胸懷，再配置以民間宗教的異色，以及家族之間的種種耕讀傳家與靈光一閃的傳奇故事，偶爾還有一些人性的釋放，來一點瘋子、老光棍、神婆神漢，基本構成了我們村莊寫作的基本面。

我十幾歲開始系統閱讀沈從文、賈平凹，已經有了一個基本底色，再看大部分的鄉村寫作，覺得大部分格局狹小，敘事重複。

在這條線索之中，韓少功的見識最高，我最喜歡的是《山南水北》，因為他是返鄉，又在地，作為文化精英的思想自覺與融入本土的深度，平衡得非常好。

二十幾歲，我也在長沙讀過謝宗玉的《遍地藥香》，切入口非常精確，寫了他老家益陽的鄉野風光與生活艱苦。

還有舒飛廉的《草木一村》，文筆之精緻，修煉之純熟，承接古漢語的精髓之到位，堪為當代漢語節奏感與修辭的典範。

其中頗為異類的是山西作家曹乃謙，他的寫作凝練於痛苦，聚焦於家國的巨大痛點，即大饑荒時代的山西農村，但他的高明之處，不僅寫了食慾對於饑荒時代人們的折磨，也寫了性慾對於大匱乏的人群的磨損與絕望，他的《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我覺得是一部巨作，令人榮幸的是，他台灣版的著作還收錄了我對他的訪談作為後記。

但到了今天，村莊作為故事起源的寫作，已經很難激發出我們閱讀的荷爾蒙了，這不僅是因為村莊在消失，更大程度上是因為，村莊的文化觀念、生活形態、經濟模式已經城市化了，虛構的故事無法被放置到真實的境況之內去予以想像。

非虛構是一種途徑，所以我們看到了梁鴻的系列著作，越來越被重視，從《中國在梁莊》開始，她對村莊的注視已經將城市與村莊連接在一起了。

更多的作者乾脆放棄了村莊，為一個村立傳的野心，變得無足輕重。

縣城，成為了更多寫作者的起點，這與大部分農家子弟的教育路徑一致，更多的人們中學期間就進了縣城求學，高考之後再進入大城市閱歷。

此後接觸到了更大的世界。

在我的閱讀經驗中，縣城書寫比較頑強的是南京作家曹寇，他今年乾脆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在縣城》，曹寇的小說設置有一點特別，一個外地的陌生縣城，成為了百無聊賴的普通人設主角的逃逸之地，也沒有什麼由來地相約去旅行，這種旅行路線十分之平庸，但相對於更無聊的精神生活，也算是一種更新。

近年來最受評論界關注的70後作家阿乙，很多作品都是與縣城有關，比如《模範青年》寫的就是兩個縣城青年不同的命運分野，一個出走，一個慢慢融入到縣城，最後鬱鬱寡歡而死。

最近韓東拍攝的電影《在碼頭》，看資料也像是一個縣城故事。

章明導演的電影《郎在對門唱山歌》、《他們的名字叫紅》等都是縣城背景。

當然，同樣具有國際影響的導演賈樟柯，他的縣城故事或者說小城故事，更大範圍地觸動著人們的情緒點。

我相對熟悉的湖南作家，寫官場的多，但寫縣城官場的不多，但王躍文一直有一本被評論界相對輕視的長篇小說《蒼黃》，寫盡了一個縣城的政治生態與官員百味。

新近讀到朋友馬笑泉的新書《迷城》，故事素材很多也是來源於我十分熟悉的一個縣城，激發出了我很多的記憶。

前一段時間，在深圳高鐵站換乘，在羅湖商城的過道處，看到了一家擺攤售賣的過期雜誌與書籍的門店，竟然發現選書的品質都還不錯，尤其是人文社科與宗教類，最終我挑了一本《掛職筆記》的書。

作者邵麗，我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一看簡歷，也是著名的青年作家了，獲得過魯迅文學獎等各種獎項，還是河南省作家協會的主席。

但我買這本書主要的原因時看起來不像小說，像是關於在一個縣城掛職的非虛構作品。

這本書分為上下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以非虛構的形式出現的，作為掛職副縣長的「我」，見證與參與了各種故事的發展與發現，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有的是為了退休還是離休待遇多次上訪的縣委副書記周春江，也有為了多生一個孫子讓兒子違反計劃生育而提前退休的副縣長，還有開皮包公司跑項目的能人，還有現任縣委書記，還有被稱為劉縣長的縣委老司機，也有祖傳手藝的縣委食堂大廚。

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叫《第四十圈》，一樁屠戶齊光祿殺死一個派出所所長並肢解的故事，這個故事的手法之兇殘，舉縣震動，也成為鄰縣的反面教材。

這種傳播面極廣的案例，自然也就被不同的角度詮釋著，故事擁有了很多的版本，「我」通過對不同版本的了解，逐漸進入到了故事的核心，這裡面有兩代底層人物的創業、挫敗、努力東山再起，最後又渺茫失敗的故事，造就他們失敗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公權力的不當介入。

比如，第一代人是岳父牛墜子，他開始承包了豫金賓館，但經營火爆之際被主管單位忽然收回，自此過上了皮包公司老闆的奔波之路，不得不把因為婚禮意外流產被離婚的女兒，嫁給了屠戶齊光祿，齊光祿一家的故事悲苦，但最終在菜市場的肉鋪贏得了口碑與市場，這個時候縣城派出所所長的內弟，就上門開始接管這幾個肉鋪的經營權。

幾經周折，最終齊光祿的妻子也被勞教。

完全失敗的齊光祿進入了私人復仇的道路，這裡面有一個隱喻，齊光祿肢解派出所所長的刀法，是牛墜子教的，齊光祿不僅延續了牛墜子的失敗，也學會了他的成功的技能，但最終使用了這個技能完成了血腥復仇。

復仇成為縣城傳奇的主力素材，在另一篇《劉萬福案件》中，也是如此。

劉萬福手刃調戲自己老婆，強姦自己女兒的劉七。

但在故事即將結束時又有了反轉——張和平囑咐我說：「趙縣長，這事兒你要是寫成小說的話，也不能把劉七兒寫得那麼壞。

我前天去監獄看看大哥，他也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呢？」我很吃驚。

「其實劉七兒這個人也辦了不少好事，進村的路都是他修的，村裡建校沒錢也都是他捐的。

」嗯，我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的，最懂辯證法的是人民群眾，這話沒錯兒。

「劉七的爹也沒那麼壞，三年自然災害那些年，他私自讓老百姓在山上偷偷地種果樹養家禽家畜，也冒著殺頭的危險哩！」

如果是單純地寫復仇，那麼未免有點過於獵奇。

在《掛職筆記》中，有一個不起眼的細節，卻重重地把我打動了。

縣委食堂的大廚，有祖傳的絕活，他很喜歡亂搞男女關係，被有婦之夫打上門來，導致被開除，但從此整個縣委的招待費用大增，因為大家不願意去食堂吃飯了，只得再返聘他回來。

但有一天，大廚問「我」：趙縣長，你覺得今天的菜怎麼樣？「我」一如既往地說好。

大廚問，你不覺得今天的菜咸了嗎？「我」不由得一愣。

大廚說，我是故意加了一把鹽。

因為你總是說好，今天這麼咸你也不投訴我，說明你心裡根本就沒有我！像你這樣，還不如經常開罵我的領導。

他們罵我，那是因為在乎我的手藝。

「我」於是再一次一愣。

這個食堂的對話，有一定的戲劇性，衝突很不激烈，但卻直指人心，一個最普通的角色，他也有他自己非常得意的地方，渴望被尊重，被認同。

我們通常覺得縣城是一個平庸的世界，裡面人們也被狹窄的空間、重複的生活節奏所限制，缺乏個性，妥協自我，大家都很喪，不管是最普通的農民、職工，還是縣委書記，但邵麗通過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層面，試圖書寫那些為了自我而存在的人性的衝動與底色。

總體來說，上半部分的內容，幾乎每一篇都好看，故事也錯綜複雜，我們能看到的時代變化的痕跡，還有斑駁雜陳的人性。

這裡的縣城故事，真實感很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色彩與性格，這種大膽使用非虛構敘事的方式來寫作的小說，從容道來，但卻有足夠的力量吸引人的閱讀，促使人去思考。

在《掛職筆記》的世界裡，我似乎看到了一個極其平凡的沙灘上，一群命運並不成功，快樂指數也並不高的人們，他們對生活與命運的微小的抵抗，他們對自我的珍惜與在乎，被寫作者一點一滴挖掘出來，細細微微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這樣的呈現，恐怕也是縣城文學的一種魅力所在。

在這個從村莊到大都市的中轉站里，他時常被忽視，因為物質生活的不夠豐富，以及精神生活配套的缺乏，長期以來，這裡的故事沒有被人傾聽，這裡的聲音沒有被人記錄，關於這裡的表達，也帶著很強烈城市中心主義者的俯視，這種俯視就是隔膜的起源。

文學的某些價值，就是增強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力，而不是相反。

在我們以往的閱讀經驗中，很多村莊文學被強烈地理想國化，成為一種不負責任的想像，以及不切實際的美化，缺少了真實感，這樣的寫作看上去很文學，但實際上大大削弱了我們對世界真實的理解，也是對美好情感的一種損耗，這一類「村莊文學」的衰落，在所難免。

而縣城文學，進入了一個重新需要被審視的時候了，這不僅是因為隨著交通與信息流的增強，每個身處其中的人們自我表達的需求的提升，以及像我們這些「縣城之子」「網吧少年」逐漸開始了思考與探索。

「縣城」像是一個隱喻，意味著一種流動性與重複性的混合，也意味著一種平庸世俗生活對於個體的限制與滿足，曾經野心勃勃的是縣城，曾經幻聽幻視的也是縣城，曾經無奈嘆息的是縣城，曾經與眾不同的也是縣城，沒有一種生活是不可以被發現和被記錄的，縣城也是如此。

當我們放棄成見，去走進去，會發現，我們習以為常的景觀背後，自有另一層意味。

2017年12月13日星期三

於長沙梅溪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