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物里讀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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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頤
考古學的主要任務,是根據物質遺存來研究人類的古代歷史。
這就要求考古學必須是一門嚴謹求實的學科,所謂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還要以各種手段對這些材料辨偽存真,儘可能地還原人類古代社會的本來面目。
現代的考古學強調田野調查,是20世紀初從西方輸入的,它的前身是傳統的古器物學。
宋代金石學家呂大臨論古器物學之目標,曰:「探製作之原始,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此話於今亦足取。
考古學家李濟曾轉引呂大臨的這句話,將中國近千年停滯不前的古器物學歸因為沒有做到這三點,由於傳統秉持的文物賞玩的治學態度,「古器物」就化為「古玩」,「題跋」代替了「考訂」,「欣賞」掩蔽了「了解」,理性的不足帶來的後果,就好比一座地基不牢的建築物,很難持久地站立。
以前賢之言觀照,我們大概能理解博物大家孫機一直以來致力於普及物質文化研究之意旨。
「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成就,是我們這個東方大國五千年輝煌歷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基本國情,本應成為常識,本宜家喻戶曉。
」孫機出版《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時如是說道。
常識之缺,不僅未能家喻戶曉,就是連學者、專家也多有不明之處。
孫機的《從歷史中醒來》是他歷年來發表在各類期刊上的論文,相比《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學術性更強,目的正是為了打好古器物學的地基,經多方綜合比較,儘可能詳細周密地校勘,對古器物原始材料做了一番有價值的重新審訂。
古代物質文化範圍很廣,問題很多,千頭萬緒,難以細說。
斷定一件器物的時代,可以說是器物學家最需要用力的工作。
孫機在掌握傳世史籍資料、出土文物資料以及域外資料的基礎之上,縱橫比較,詳加分析,尤其注意考證具體器物中透露的年代特徵。
現在的造假水平太高,科技手段未必能驗明它的真身,人的學識素養和判斷力很重要。
比如,《關於一支『唐』鏤牙尺》。
這是上海博物館的藏品之一,它發表在初版的《中國古度量衡圖集》上時,定名為「唐鳥獸花卉紋黃牙撥鏤尺」。
該藏品紋飾的題材和圖案的布局和日本正倉院所藏唐代鏤牙尺相近。
孫機對此尺之唐代認定打了引號,表明了他的懷疑態度。
孫機認為,此尺紋路模糊,筆力不貫,鳳、獅、鹿、鶴等鳥獸刻紋形象窳弱,不符合唐代官制工藝品的水準。
那個鳥頭獸身四足雙翼的怪物在唐代文物中從未出現過,和吉林集安長川一號墓的一幅5世紀中葉高句麗畫師的壁畫倒很仿。
另外,此尺的雲紋、寶相花紋和一些花卉紋中多有破綻。
最明顯的,如正面第8格刻有荷花和喇叭花,唐代花卉習慣將荷花與荷葉一起描摹,而此尺卻不見荷葉而代之以喇叭花,顯得不倫不類。
舉此例,證考古之意義。
孫機所言,待專家商榷,學術之爭鳴、求真之態度,則是考古的根本。
考古學沒有金科玉律,它的發現日新月異,不僅可以辨偽,有時甚至要求我們重新審視歷史。
比如,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考古成就為夏商周三代文明找到了依據,然而,隨著70年代以來不斷出土的考古新發現,傳統上的中原地區之外的很多地方都發現了文明的起源。
這動搖了我們長期以來抱持的古史框架。
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就說過,「一枝花」代表不了「滿園春」,「星星火」比不得滿天星。
仰韶和龍山固然重要,但「中原」並非最先朝文明邁步之地。
無論從考古學發現,或是從傳統的民族系統,或是從中國各地的自然生態差異,此論在學界得到了廣泛認可。
至於本書中琳琅滿目的各種古文物:弓形器、玉具劍、床弩、日晷、梵鍾、秘器、鸚鵡杯、刺鵝錐……凡此種種的考略,皆可見孫機深厚的學術功底。
以我們所處之時代,搜集查證的條件比之古人便利了不知多少倍,藝術設計要求忠於歷史,然則螢屏上常見各種捏造紕漏,而學術界也常浮誇成風,這大約是孫機「嗆聲」之緣由吧。
比如,《諸葛亮拿的是「羽扇」嗎?》。
說到諸葛亮,人們頭腦中就會浮現談笑風生、羽扇輕搖的形象。
甚至把「搖羽毛扇的」作為了謀士或智囊的代名詞。
這種刻板印象以訛傳訛,其實是一種誤解。
孫機與我們細語分說,窮究追底,原來諸葛亮拿的應該是麈尾。
這其中還包涵了魏晉「麈談」的清談風尚,文化寓意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不同於《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溫潤平和的氣質,孫機在《從歷史中醒來》里時露崢嶸,甚或咄咄斥責。
即便讀書大家鄧雲鄉,孫機也有所批評。
《紅樓夢》第五三回《榮國府元宵開夜宴》中說:「賈母歪在榻上,和眾人說笑一回,又取出眼鏡向戲台上照一回。
」鄧雲鄉說這裡有個問題,「試想,賈母年紀大了,眼鏡匣子所裝,自然是老花鏡」,而「老花鏡是看近不看遠的」。
孫機對「試想」「自然」這類揣測的用語,對今人僅從想像出發而妄議的行為表示不滿。
他在《中國早期的眼鏡》這篇文章里搜集了各種文獻和實物資料,可以看出當時眼鏡的流行程度很高,雍正和乾隆就都配有很多眼鏡,富家老人往往備有老花鏡和近視眼鏡若干,在不同場合替換使用乃是常事。
很多影視劇讓人覺得太假,大概跟細節不到位有關。
一部好的歷史劇,肯定要在搭配的器物上花心思。
1987版的《紅樓夢》成為經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考證工夫到位。
曹雪芹寫王熙鳳出場時的打扮:「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
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綰著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帶著赤金盤螭瓔珞圈;裙邊繫著豆綠宮絛,雙橫比目玫瑰佩;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裉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
」這身裝扮盡顯「鳳辣子」的本色,很好地在劇中得到了還原。
每位演員的衣著、妝容、配飾,乃至小到捏在手心裡的手絹兒,都要細加考量,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
從細節做起,才可以把觀眾帶入氛圍,真正融入到影視劇身處的場景。
器物的本質是內化了的歷史。
大體說來,一種器物的形態表現,或可看做生物的演變,形態的變異是隨著器物的年歲依次顯露出來的,把歷史推進的軌道與器物變化的痕跡——兩者相依的關聯,明晰系統地揭示出來,實在是古器物學家很好的中心課題。
器物本身包涵著其中的相關觀念。
對於一件器物,儘量占有已知的事實,能把它的原始說出來,通過對器物本身的認識尋找它的解讀方式,對於這一器物以及歷史,才能擁有較全面的了解。
我們所追求的器物學,並非只強調物質本身,尤其對於史前史,能夠反映遠古時代光芒的證據,不僅是考古獲得的各種實物證據,還要算上依附在這些器物上的神話和傳說。
孫機以他的博聞強識,仔細考證古文物中所見之犀牛、貘、獵豹、金絲猴等形象,還辨析了長頸鹿與麒麟的異同,以及三足烏的傳說為何出爐,這是饒有趣味的古生態場景還原,這也證實了神話的轉化源於對現實的刻意化解。
中國神話史的一大研究目的,就是儘量分析出神話的本來面貌,還中國文化傳統以清流淵源。
神話對於原始社會來說,是世界觀和現實觀的基礎,為歷史演變的自我認知提供了基礎。
關於歷史向神話、經歷向記憶的轉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鷙鳥、神面與少昊》一文。
根據孫機引經據典的分析,圖騰制度不是人類原始社會的普遍存在,也不是為穩定族外對婚制而建立起的社會制度。
孫機認為,中國古代無須通過圖騰制也能理順婚姻關係。
不過,在婚姻制度之外,比如社群階層等方面,圖騰信仰是否形成了制度?我覺得,這個問題還需要文物學家的進一步研討。
《豆腐問題》《中國茶文化與日本茶道》等文章則對我們印象中的「悠久歷史」加以闡釋。
豆腐並非淮南王發明,這個訛傳是朱熹在《詠素食》詩歌中自注,翻遍宋代以前的典籍,都沒有淮南王創製豆腐的明確記載。
但這個說法在近年來的文物考古中卻被不斷肯定,因此孫機費了一番心力查證說明,破解這個傳說的不實。
茶的情況和豆腐類似,也只是假託神農發現,溯根追源,梳理《中國茶文化與日本茶道》,這一條「茶之路」上走過許多偉岸的身影,但它的源頭的確不可考了,或許就是布衣百姓勞作時的偶然發現,而我們現在要克服這種攀附名望的習慣。
《從歷史中醒來》全書總共五十篇,大半皆是正本清源、縱橫捭闔的質疑之作。
每件器物,都是一段凝固的歷史;每個傳說,都透露著歷史的線索。
器物屬於過去的時代,它的內容、意義以及身處的生活環境需要得到解釋,它所內涵的文化密碼需要學者們的可靠解析。
(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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