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智慧 國學到底是門什麼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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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國學講壇高論如雲,話題多不勝計,但是可惜就差這麼一句未作熱議。
國學到底是門什麼學問?這不能說不是個大問題,而且是開宗明義的重大問題。
既然此題闕如,我們何妨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各家經典,無論儒、釋、道,坊間都有個說法:「傳經千萬言,真話一兩句」。
我的觀點和思路是:講國學最好不要從「國」字說起,從國字講就是從外延、從範圍說起。
國學領域太大了,現在還出了國門,三言兩語說不明白。
我們從「學」字講,就是從國學的內涵講起;抓住學科內在本質,國學領域就一目了然了。
因為從實質看,國學不過也是一門學問,一種治學方法;科學地說,是一門學科。
按照學科的觀點講國學,最主要的是明確學科範疇,就是哲人講的事物基本矛盾和矛盾的特殊性,是劃分學科的依據。
今天還可以運用科學發展觀提出的核心價值體系思考這個問題,那就是看學科的核心內容和學術方法。
如果把學科價值和範疇結合而論,那麼國學的主流價值體系就是儒家思想,核心內容就是儒家經典或經學;國學的核心學術方法,就是漢學或稱文獻考據學。
講國學只要抓住這兩個要領可矣。
一、國學的核心內容即儒家經典——經學(十三經)
先交代一個總思路。
國學核心內容說到底就是十三本經書,早在上古時代有幾本就在流傳;到春秋時孔子用來教導學生並加以修訂成為儒家經籍;西漢武帝獨尊儒術從而作為治國的經典;後來歷朝遵循為國家經典形成制度;到唐宋兩朝把經書增加到十三本,成為國學核心經典十三經。
簡言之,先秦經書—儒家經典—國家經典—國學核心十三經。
下面分階段說明。
1、先秦經書
先秦就是從上古直到秦朝,這時就流傳著幾本重要的典籍,稱之為經書或經;其文化價值非常形象,就像織布機上的經線,看不到頭,也見不到尾。
所謂源遠流長,一以貫之,經常而不變。
經書在先秦時代種類不少,社會地位最崇高的有五六部,稱為五經或六經:易經、書經、詩經、禮經、樂經,或者再加春秋(凡文中書籍一律未加書名號—注)。
經書篇幅不大,而且殘缺不全,但卻是距今三五千年的文字,歷史價值無與倫比,六經皆史,所以能取得經典地位。
2、春秋戰國儒家經典
儒家人所皆知,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時代由孔子創立的學派。
儒學的宗旨稱「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就是說儒家完全傳承了上古帝王治國保民傳統,遵循西周倡行的禮樂制度,是一個以繼承中華優秀文化為特色的學術流派,其立學的文獻依據自然離不開先秦六經。
孔子招授生徒施行教化,主講內容正是六經,為儒家的教科書。
史書記載孔子親手刪定六經之事,也絕非無根妄說;大凡做教師的都知道,六經這樣的上古文獻資料,不經過刪定修改怎麼能作講義使用呢?儒家主講六經,當然也把自己的思想和創新認識滲透到經典之中。
這樣一來,先秦五經、六經到春秋戰國就成為儒家經典了。
3、漢代國學經典地位確立
再說儒家經典怎麼變成國家大典。
秦建立統一王朝,漢承秦制,要鞏固發展封建制度,最初用道家黃老之治。
但是用老子無為而治,只能安民,怎麼能長期治國,古今哪個國家政權能盡搞無為而治。
漢武帝雄才大略,確實是古代帝王中最偉大的戰略家,有文略有武略。
武略不說了,諡號就叫武帝。
文略,或者說政綱政略,最大的一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言,用儒家大一統的思想和禮樂宗法制度,作為治國的政治思想和治世的哲學思想。
從此之後,六經和儒學就有了國家意志,用作封建王朝統治的思想工具,成為國家學術經典了。
漢代六經研究和教育特設博士學官,博士不光是最高的學位,也是顯赫的官位,一國就立幾個或十幾個博士。
六經的學術研究也發展到歷史最高水平,特別是古今文經的學術之爭持續近二百多年,經典文化深入到學界和社會各個層面,中國思想史把漢代劃定為經學時代。
所以說從漢代起國學核心地位就確立了,核心內容就是儒家經典。
4、歷代官頒國學核心典籍—十三經
儒學經典體現國家統治意志,經書必須由封建王朝官方頒布。
當然歷朝政權根據時代變化和統治的需要,也在不斷改變經書編排方式;同時增加經典的種類數目,以維護自己的統治。
於是由西漢的六經,到東漢增加論語和孝經稱七經;唐太宗李世民時在漢代五經基礎上,再把禮經分為三禮,春秋分為三傳,稱為九經,統一校注頒行;到了唐後期又重新加進孝經和論語,直到唐文宗開成年間又增頒爾雅,以石刻形式傳為定本,共十二經,稱開成十二經;到了北宋太宗時,最後頒布了孟子,終成為流傳至今的十三經,現過了一千多年無所增減。
這就是國學核心內容,十三經: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歷史上經學家都是按十三經名目稱經數經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順便說宋代朱熹按自己的體系搞了四書五經,實際就是十三經。
但是四書五經這個概括確實不太清晰,不好數、又不容易記,讓人難免「數典忘祖」。
十三經雖然只是幾本書,有的只有一千多字,總數也就六、七十萬字而已。
但是歷代註解、研究十三經及相關的書籍卻是汗牛充棟,在中國古籍中占到四之一。
古代圖書分經、史、子、集四部,經部書最為神聖,即便是老子道德經、司馬遷史記都不能放在經部,只能稱為子部和史部經典而已。
國學核心內容就講到這裡。
二、國學核心學術(治學方法)—-文獻考據學
這裡也先交代一下思路:國學核心經典既是兩三千年上古文獻,後人怎麼知道這些經書的文意,怎麼傳繼下來,從而使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沒有中斷。
奧秘就在我們的經學有獨特的傳承方法,今天看來就是文獻考據的方法,我們也分為三個階段來認識:第一個階段,從漢代開始一直到隋唐,稱漢學或名物訓詁,就是解釋古代事物名詞的學問;第二個階段,從宋代開始到明代叫宋學,或義理之學,注重講經典道理的學問;第三個階段,清代叫考據學,用文字、音韻、訓詁(總稱小學)的方法考證經典,與漢代學術原理相同,故稱新漢學。
又因為清代大多數學者不接受宋明義理之學的方法,那麼國學核心學術方法就只有漢學和清代的新漢學,也就是一個漢學,即名物(訓詁)考據和文字(訓詁)考據的方法,現在一般稱文獻考據學。
核心學問也就這麼簡單,不妨也分而論之。
1、漢唐傳注和名物訓詁
首先說先秦的傳記釋經。
上古流傳下來的經典,到了先秦隨著歷史事物和語言的變化,一般人已經讀不懂、講不通了。
於是有些研究經典的人,通過當時還能見到的上古資料,對經典的文字、詞句、事實作解釋,這些解讀經典的文字稱為傳或記,如左傳、樂記等。
傳和記附在經書後面傳習,時間久了,有些傳記也取得和經書相同的經典地位,如春秋三傳、禮記、易經大傳十翼等等。
上古經典正是通過先秦傳記才保留了原生態和原始義,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前兩三千年就是依據經傳說起。
西方古史多靠神話傳承,我國也有神話傳說,但是作為信史我們靠的是經傳文獻。
再說經典到了漢代,又遇到新的學術難題。
一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家經典和學者損失最為慘重,經書文獻大量的散失錯亂;二是遺存的先秦經傳因時間又過了數百年,不僅經文讀不懂了,連解釋性的傳文有的也看不明白了;三是漢代經典除了用當時的文字書寫的文本,還不斷發掘出秦漢以前古文字本,稱為古文經。
古文經與今文經文字上有差異,經典意義就引起爭議,成為我國歷史上專題學術爭鳴規模最大的一場激烈辯論。
正是這樣複雜的學術背景下,培育出中國特有的學問和研究方法,後世稱漢學,或經學、名物訓詁學;同時也造就了曠代的學術人才,後世稱漢儒、經師、漢學家等。
西漢經師以所治經傳及博士地位名世,經學大師輩出,個個如雷貫耳,令人五體投地者難計其數。
漢儒開創的經學時代,一直延續到南北朝以至於唐代。
漢唐傳承經典學術有兩點至關重要:漢儒為經典作注,不僅注經,而且注傳;後來魏晉南北朝經學家繼承這個原則和模式,為漢人的注文也作出註解。
到了唐代,又統一疏通魏晉所有的經、傳、注、以及注的注,同時還提出一個原則—疏不破注,就是唐代人在疏理經傳的注釋時,必須保留漢代學者的註解,表示對漢學的高度尊崇。
這樣一來,上古的經—先秦的傳—漢代的注—唐代的疏,真是代代相傳,環環相扣,一以貫之,經典的文字意義不走樣地傳承下來了。
還有一點值得銘記,漢儒注釋經傳,忠實於文獻實際,流傳至今的學術口號就是「實事求是」。
漢代學者開始對經傳涉及事物進行分類研究,從而把隨文而注的經典注釋,提升到名物訓詁的學術範疇。
在此基礎上,漢代編制出了我國第一部詞書,也是第一部百科全書爾雅;同時漢儒把經典文字,提升「通古今之異言」的學術深度,發展到語言學的高度,稱之為訓詁。
而且把解釋字形、字音、字義結合起來全面考釋,編制出我國第一部字典說文解字。
而今我們所用的字詞工具書,無論部頭大小,無一不是根據漢儒傳注文字,以及爾雅、說文為原始祖本編制。
漢代經學名物訓詁開闢的文化淵源,讓後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2、宋明的義理之學
從北宋到明朝是儒學高度理論化的時代,宋儒顯然不再安於經典的傳註解釋和文字訓詁,開始全面研究經傳的主旨、理論、價值體系等宏觀意義;同時也深入地探索篇章、文句、詞句深層次思想含義,即所謂的義理之學。
宋儒研究方法更重視主觀心理感受,所謂闡釋義理,兼談性命,形成完整的唯心主義哲理和方法體系。
從中國古代哲學發展史評說,宋明理學,頗有成就。
但是理學過分追求儒家等級政治價值體系,把三綱五常封建倫理拔高到天命人心的高度,推行到社會道德和思想修養層面;通過國家科舉和禮教手段強化封建統治,以致於理學成為泯滅民心人性的工具,世稱禮教殺人。
再加上義理之學的研究方法,後來完全陷入唯心主義的心學的死胡同,脫離現實又脫離經典,談玄蹈空,隨心所欲;經書一句話或一個字,動輒說解達數千成萬言。
理學終於走到自己的反面,為學者和世人所拋棄,只有哲學家仍然珍惜這一寶貴的思想遺產。
3、清代考據之學
明末清初國學核心學術發生以復古為革命的轉變,有人與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相比擬。
僅從幾個基本概念就知其意義了。
清代學術,自稱新漢學,學術方法直接上追漢代名物訓詁之學,以復興漢學為學術使命,其精神、魄力、情勢的確與歐洲文藝復興直追古希臘古羅馬相類似。
清代學術又稱樸學,以樸實學風與玄虛的理學相對抗。
清儒掃蕩宋明理學的氣派和策略是非常簡捷而有力,口號就是「舍經學沒理學」,即壓根就不承認宋明理學的經學地位。
清代學術如今多稱考據學,是梁啓超倡名的,比較符合近現代科學意義。
梁氏認為清儒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懷疑否定的批判精神,基本上就概括出了清代樸學的本質,即國學核心價值所在。
清代考據學的精核,即核心的核心,實在於小學,包括文字、音韻、訓詁三科,屬於語言文字學。
其中以音韻學成就最高,尤其是上古音研究領域,可謂前無古人,同時也給後人未留下更多創新的餘地。
清儒把漢代依靠傳注的名物訓詁,提升到「因聲求義」的以聲音通訓詁的高新水平。
聲音是語言文字的內核,歷代通過文獻文字考據的學術精核奧妙,清儒們找到了。
因為考證古代文獻文字最高境界,是要知道這個字出於什麼時代,發什麼音,從而因聲求義,再結合字的形音義和文獻背景作出考據結論。
這就是清代學術的精核和高峰,現今研究者大約很少能摸到如此高度。
清代學術至乾隆嘉慶時期達到了全盛,所以又稱乾嘉考據學。
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國學時代。
舉國學者,無論在朝在野,大凡講學問,都在自覺不自覺地研究古代文獻,功德業績盡在古籍的辨偽、校勘、註疏、輯佚、整理之中。
清儒除全力精心治理經部文獻之外,同時把考據學的功力還用在整理史部、子部、集部的經典性著作,甚至包括天文、輿地、算學、醫書及典章制度都在考據整理之列,所謂遍注群書,無所不治。
大約到了清朝後期,古代文獻中有價值的著作,對後人來說已無可耕之田了。
清代考據學術流派紛呈,或以承襲漢代家法分流,或以清代師法別派,而門戶最清晰者多以地域標榜流派。
即從著名的乾嘉學派計起,其正統就有兩大流派:皖派戴震,吳派惠棟;另有浙東派、揚州派等,皆為不可一世的門派。
此外全國各地也多有特色流派,就像江河支脈細流遍布南北,而最終同匯東南江浙乾嘉學術大本營。
可為讚嘆的是清代學術流派,雖嚴守家法師法,而絕少門戶之見,鮮有相互攻訐之惡行,也無著作權之爭的學案。
相反常有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軌」之雅量,以齊名並享研究成果為趣聞美談。
那麼最後就有一個令人不解的問題:清代國學成就空前輝煌,如日中天,為什麼到晚清會一落千丈,後來的五四運動連孔聖人也打翻在地了?乾嘉學派大師輩出,燦若星光,清末民初乾嘉大師們的傳人和國學後裔又到哪裡去了?這是近代中國和世界歷史互動、人類社會形態整體轉型變革的大問題,不是本文要回答的問題了。
現在看來,古老的國學在近代很難應對新興而東漸的歐美學問,國學的徒子徒孫們不得不關注、學習、傳介西方強勢進步的思想和科學技術,都不同程度的吸納了國外西學的資料和研究方法;如北京大學等高校許多老前輩,大都成為國學與西學兼容並蓄的文史名家。
近現代之交,堅守清代學術所謂乾嘉考據嫡傳後殿者,當為上世紀初首開國學講席的章太炎,頗守古文學家法,主治經學,特重文字音韻訓詁。
今天要認定國學性質和核心價值,看看章太炎這位正統派的國學大師主張研究什麼,又怎麼去研究,答案就有了。
章太炎弟子解放後多分布在北師大、南大、武大、山東大學等地,似乎各有傳承,略見遺緒,偶稱章黃學派,其遺老遺少健在者還在傳承學問。
他們治國學,幾乎都是以說文解字為切入點;講授國學,也如章黃那樣言必稱說文,主攻核心學問的意識思路非常堅定明確。
學界公認還有清華園研究院王國維,繼承考據科學的研究方法並有所特創,為學界高度評價;清華研究院主持梁啓超,當然聲名最高,梁以今文經學鼓呼維新變法而名垂史冊。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海外華人中也興起所謂新儒學活動,在大陸影響畢竟有限。
然而國內外九十年代至今方興未艾的國學熱,值得充分關注;諸位有幸身在其中,成為新的見證人,且正在見證過程之中。
總之,國學是門什麼學問,概括為兩句話:國學是一門學科,也是一種治學的方法。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回到清儒正統派最後一位大師章太炎對國學的概括上來:「國學分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和文學。
」章氏這樣一個排列順序也透露出,國學的核心學術方法是小學,就是考據學;國學核心內容,就是經學;同時學科外延範圍,包括經史子集全部文獻。
全面地說,國學是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學術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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