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石學高潮復起，遂有邁宋之績

漫談書法

書法，

是中國及深受中國文化影響過的周邊國家和地區，

特有的一種文字美的藝術表現形式，

是中國漢字特有的一種傳統藝術。

漢字書法為漢族獨創的表現藝術，

被譽為：無言的詩，

無行的舞；

無圖的畫，

無聲的樂等。

清代金石學的興起

與碑學觀念的確立

崔樹強

王國維在談到清代學術發展的大體走勢時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來之學新。

」這句話準確地概括了清代學術發展的基本特點。

西周《毛公鼎》

清初的學術思想也以博大開闊見長，這一時期的思想家大多有著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和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他們在批判總結古代哲學家思想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這一學術思潮中，始終貫穿著一種經世致用的思想，與晚明脫離實際的空疏學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清初諸家大多嚴厲批判甚至否定宋明理學的正統地位，並由批判理學引發出對經學的回歸。

由經學取代理學，為乾嘉時期的學風開啟了門戶。

乾嘉時期的學者，直接繼承了清初顧炎武的治學方法。

顧炎武學貫經史百家、典章名物、天文地理、音韻訓詁、河漕兵書等，無所不通。

稍後的閻若璩、胡渭、姚際恆等人繼承了清初思想家重視經學、反對空談的主張。

由此，清初學者「漢、宋兼采」的學術傾向逐漸被「尊漢抑宋」的觀念所替代。

所以，乾嘉考據學派，首先是一種觀念，其次才是一種方法。

新莽《萊子侯刻石》

作為乾嘉考據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金石學成就斐然。

一般認為，「金」是指青銅器及其銘文，「石」則指各種碑刻文字。

但金石學意義上的「金」「石」遠比此寬泛得多。

朱劍心認為，「金」是「以鐘鼎彝器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錢幣、鏡鑒等物，凡古銅器之有銘識或無銘識者皆屬之」；「石」是「以碑碣墓誌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經幢、柱礎、石闕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圖像者皆屬之」；那麼，「金石學」則是「研究中國歷代金石之名義、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圖像之體例、作風；上自經史考定、文章義例，下至藝術鑑賞之學也」。

由此可見，金石學對於相關學科至少有三個方面的作用：一、可以證經典之同異，稽諸史之謬誤，補載籍之缺佚，考文字之變遷。

二、金石文字對文章之存錄以及考索文章之淵源、體制、文詞之工拙皆關係甚巨。

三、金石文字書體之美、變化之多，尤為特色，已成為染翰之士研習摹拓之對象；而鼎彝石刻圖繪花紋之複雜優美，可以考索當時審美觀念之演進；璽印封泥古雅絕倫，為千百年篆刻家所師法，可見我國藝術活動與金石學可謂形影相隨。

西周《散氏盤》

中國古代金石學肇始於漢，魏晉至唐逐漸演進，到兩宋臻於極盛而中衰於元明，而到清代時又高潮復起，遂成顯學，有邁宋之績。

在整個中國金石學史上，宋清二代，雙峰屹立，宋代有開創之功，清代有集大成之果。

入清以後，百年之間，海內漸定，治樸學者甚眾，金石之學亦開始勃興。

而三代遺物，也在此時應世而出，出土於丘隴窟穴的金石達數十倍於往昔。

清代湧現了大批有重大貢獻的金石學者以及大量水平極高的金石著作。

乾隆以前，金石學研究尚不甚發達；乾隆以後，是金石學的鼎盛時期。

清代金石學者精於鑑別，考證嚴謹，研究範圍更廣泛，收集資料更豐富，考釋文字的水平也大為提高，尤其對石刻材料的整理匯集工作開展得普遍而深入，成就斐然。

乾嘉以後，考據學家特別重視金石文字，經常聚在一起或書信往來探討交流研究心得。

由於各地文物出土多，來源廣，充分滿足了學者研究和博古收藏者們的要求，許多販賣碑帖拓片的商人也加入其中，北京琉璃廠的古董字畫書肆也日漸興旺。

文人和學者出於研究的需要，封疆大吏也好古崇文，收藏家們廣收博採，富商巨賈也附庸風雅，一時間社會各階層都形成了收藏金石拓片的風氣，而治學之士，更是以金石為重。

他們首先對數量龐大的碑拓金石文字進行著錄整理，且搜羅範圍之廣，碑石數目之巨，已非前人可比。

西周《大盂鼎》

金石著作不僅有錄目之類，且有錄文之屬，但錄目、錄文本身並不是最終目的。

金石學家用大量的精力梳理碑目、詮錄碑文，為的是保存這些銘刻文字資料，以與經史相互印證。

所以，考證便成了金石著作的中心環節和核心內容。

清代金石學者在考證的規模、範圍以及精深細微方面已遠超宋人之上，但考證之法，多本宋代之成例，在繼承中發展。

作為一門獨立性很強的學科，金石學有它自身的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目的，金石研究對認識文字的演變和發展、碑文文體的分析有積極作用，包括金石形制介紹、時代真偽鑑定，甚至碑中某一年號、某一名字的詳盡考證在內的全部內容，都可以有助於證經和補史，而詮錄金石目錄和銘文、摹繪金石形製圖譜，對千載之後人們了解古代禮制以及金石存留散佚情況其功亦甚巨。

阮元《兩浙金石志》

同時，由於金石學所面對的主要是金石文字，金石學研究的很多觀念也直接影響到書法界，比如對金石銘刻文字書法藝術風格的品評賞析、它們之間歷史演進的脈絡以及不同銘刻文字書寫者的風格繼承關係等，這些觀念，逐漸引發了書法界對於書法史和書法審美批評觀念的深刻變革，直接導致了清代後期碑學觀念的確立和碑派書風的形成。

正如熊秉明所說：

「乾嘉間，金石學、考據學大興，鐘鼎碑版在知識分子間激發起來的，不僅是考古興趣，也有造形藝術的興趣。

而在這種造形興趣下還有民族意識的萌動。

已達一百年的清朝恐怖統治，迫使文人走入考據訓詁之學，但反抗的心並不因此絕滅，在鑽到古代金石訓詁牛角尖的同時，他們發現了古樸、遒健的藝術形象。

這些祖先遺留下來的痕跡含藏著壯茁悍強的生命，成為被壓制的民族自尊心的最好支持者。

這些雄強有力的形象睜開他們的眼睛，打動他們的心弦，給予了他們一個新的美的標準，有深遠的道德意義的標準，於是碑派書法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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