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學睿智 勇於開拓 獎掖後學--韓偉

韓偉先生1960年畢業於西北大學考古專業，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從事考古發掘、研究及教學工作，為陝西乃至中國考古學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

作為韓偉先生的老部下、助手和學生，草就此文，以表追憶。

五十多年來，韓偉先生先後參加過唐代帝陵、何家村金銀器窖藏等重大考古調查、發掘、研究工作；主持過法門寺地宮的考古發掘研究工作；長期主持了秦都雍城、秦公陵園、秦公一號大墓、秦宗廟遺址等大型項目的考古勘查、鑽探和發掘研究工作。

可謂：學術眼光獨到、田野功夫精湛、考古發現眾多、著述豐厚。

1976年，剛剛接手雍城考古隊的韓先生在調查時聽鳳翔縣南指揮村民趙某說附近有一塊地不長莊稼，第二天早上就帶領探工前往鑽探，第一鏟就打出了五花夯土，發現了秦公一號大墓。

1982年鳳翔秦都雍城馬家莊宗廟遺址發掘剛剛結束，學兄趙從蒼、馬振智和筆者之一執筆的簡報尚未完稿，先生就將其論文《馬家莊秦宗廟建築制度研究》交給我們參考。

1983年夏的一天，先生早飯後從雍城乘長途汽車到扶風，和羅西章先生一起考察新出土的法門寺唐中宗下發入塔石碣，並操刀完成了《法門寺出土唐中宗下發入塔銘》一文，晚飯前又回到位於鳳翔縣南郊的雍城考古隊。

等等。

先生聰慧機敏、博聞強記，洋洋數千言，立馬可待；由此可見一斑。

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發現雍城南郊十三座秦公陵園之後，韓偉先生又將眼光轉移到秦都雍城。

他認為，秦公陵園雖然很重要，但還應是秦都雍城的附屬物；發現不了城牆、宮殿，掌握不了大致範圍和布局，雍城考古的階段性工作都不能算作結束。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公一號大墓發掘的同時，先生帶領我們一群當時還年輕的考古隊員，走村串戶、上坎下溝、在鳳翔方圓幾十公里的山山水水中尋尋覓覓。

時至1985年，雍城考古隊確定了雍城的具體地理位置，基本搞清了雍城城垣的大體形制和規模，大致了解了城內「雍太寢」、「雍高寢」、「雍受寢」三大宮殿區的時代及布局。

調查發現了「祈年宮」、「棫陽宮」等城郊宮殿，鑽探發現了馬家莊朝寢、宗廟等建築群遺址，發掘了姚家崗宮殿、馬家莊宗廟等遺址，出土了數以萬計的珍貴文物標本。

秦都雍城成為先秦諸國考古中發現最多、收穫最豐、資料掌握最完整的都城之一。

二十年多後，我們在分別主持周公廟、西漢帝陵大遺址考古工作時，禁不住對先生當年宏觀的學術視野多次稱道，予以折服。

藉助於雍城得天獨厚的地下文物資源和親手發掘的大量實物資料，韓偉先生先後撰寫、發表了《略論陝西春秋戰國秦墓》、《試論戰國秦的屈肢葬儀淵源及其意義》、《關於秦人族屬及文化淵源管見》、《馬家莊秦宗廟建築制度研究》、《秦公朝寢鑽探圖考釋》、《秦陵概論》等重要文章。

在考古界首次對關中春秋戰國秦墓進行分期；首次對秦公、王、帝陵進行分區、分期研究，首先發現、發掘並研究了秦人的宗廟；在考古界首先提出「秦人東來說」；並論述了「屈肢葬」的淵源和意義。

在致力於秦文化研究的同時，先生還以自己參加整理、發掘的何家村窖藏、法門寺地宮金銀器為基礎，廣泛搜集海內外出土、收藏的唐代金銀器，系統整理了唐代金銀器工藝、圖案，建立了唐代金銀器編年譜系；在國內首次出版了研究唐代金銀器的專著，被歐美學界譽為「國際性的中國金銀器研究專家」。

時至今日，先生的許多研究成果仍然被學術界廣泛接受，大量引用；即使個別的觀點引起了專家們的爭議，如「法門寺唐密之謎」、「漢陽陵羅經石遺址太社說」等，但其字裡行間無疑閃爍著先生機敏思維、博學睿智之火花。

1994至2001年，韓偉先生擔任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

當時的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經費緊缺、項目不足，相當一部分人員無事可做，處於一種安定團結、蓄勢待發的局面。

先生從陝西歷史博物館一回所，馬上調整機構、調配人員，大刀闊斧進行改革。

一方面找米下鍋，將原有談判、鑽探、發掘、整理研究一條龍的隨工清理隊，改為業務辦公室，抽調多名專業人員，專門從事外聯、爭取基本建設考古鑽探、發掘項目。

隨著全國經濟建設的加速，短短一年多，考古發掘、研究項目及經費狀況發生了較大變化，改變了此前經費緊缺、項目不足、無事可做的局面。

另一方面「先治窩、後治坡」，先生親自出馬，跑文物局、土地局、規劃局、財政廳、發改委，多方爭取項目、經費。

成功地建辦公樓一座，住宅樓一座（四十九套），極大地改善了辦公、科研條件，基本上解決了當時考古所年輕人的住房問題。

先生在任期間，提出了考古研究所「名所、名人、名刊、名著」的發展目標。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先生親自修改制定了一套新的管理制度，以制度嚴格管理；為了達到這一目標，積極引進接受張天恩等高素質人才；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多方聯繫，派遣業務骨幹王瑋林、王社江、胡松梅、孫周勇等出國留學、進修；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先生多方奔走，遠涉重洋，與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香港等考古研究機構洽談合作，爭取資金，學習技術方法；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先生以專家身份，為各級領導講解，為社會解讀、宣傳普及考古研究成果和文化遺產知識。

不誇張的講，韓偉先生任所長的八年，培養了一支有較高素質的人才隊伍，並極大地改善了考古研究所的辦公、科研、住宿條件，《考古與文物》的質量和影響進一步提高擴大，也為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為最具實力的考古強所奠定了基礎。

韓偉先生對於陝西乃至中國考古學的另一貢獻是獎掖後學，扶助年輕學者。

先生好為人師、誨人不倦。

先後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供職的年輕學者，不管是不是他的直接部下和學生，從現已年逾花甲的張在明、劉莉、馬振智、葉進張天恩、焦南峰；到年過五旬的尹申平、王占奎、張建林、曹瑋、王保平、張蘊、桑少華以及王瑋林、田亞岐、段清波、王社江、胡松梅、李崗、孫周勇等中青年學者，多數受到過先生的教誨、鼓勵和鞭策。

先生的教誨多是一種逼人上馬的鞭策，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

1982年1月和9月，劉莉、馬振智、焦南峰和葉進先後來到雍城考古隊，成為韓偉先生的直接部下，參加秦公一號大墓、馬家莊宗廟遺址的發掘和雍城的考古調查。

同年12月，陝西省考古學會成立，先生要求我們四人完成三篇論文和兩篇簡報參加會議。

當時的我們剛剛畢業，或專業思想不牢固，或資料不熟悉，研究不入門，加之時間緊迫，實在不願意，一肚子怨氣。

但韓偉先生先是根據實際情況言簡意賅地分配了課題，然後直言快語、不假辭色的講了四個字：「必須完成」。

沒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干。

最終經先生的審閱修改，我們分別完成了《戰國秦動物紋瓦當的藝術源流》、《祈年、棫陽、年宮考》、《唐代婦女的公服與常服》三篇論文和《一九八二年鳳翔雍城秦漢遺址調查簡報》、《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群遺址發掘簡報》兩篇簡報。

手捧著新出版的《陝西省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和《文物》和《考古與文物》，看著印刷成鉛字的自己的專業處女作，心中的成就感油然而生，代替了先前的怨氣。

三十年過去了，對我們來講，能夠把考古發掘研究從謀生手段升華為真正的興趣愛好；能夠從剛剛畢業青澀稚嫩的學生成長為小有成績的考古工作者，包括韓偉先生在內的老一輩考古學家的教誨、鼓勵和鞭策是重要的動力和主要的外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