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培養模式已不能適應社會對儒學人才的需求

當今推動儒學發展繁榮，一靠傳承，二靠創新；傳承與創新需要有長效機制：即把儒學納入現行教育體系，在高等學校設立儒學一級學科，吸引優秀人才以儒學的研究和教學為專業，付出數十年「術業有專攻」的努力，必有收穫；源源不斷地培養儒學人才，輸出儒學人才，使儒學發展事業後繼有人。

這就為儒學的發展繁榮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撐和保障。

今年6月在成都舉行的中國儒學學科建設暨儒學教材編纂座談會上，首次發出了把儒學設為一級學科的倡議，引起了學術界和教育界的重視和討論。

本刊特邀四位參加成都座談會並發出倡議的學者撰文申明其所願所見，以饗讀者。

顏炳罡，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

顏炳罡：中國儒學作為一級學科何以可能

儒學順應中華民族上古、三代文化的大流、主流發展而來，中國儒學作為一級學科何以可能是中國文化上下五千年連續性與統一性的重要保證與憑藉。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中指出：「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玄聖創典，素王述訓」，劉勰的說法承漢人觀點而來。

《漢書·藝文志》認為，易為大道之源，而易道經過了「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歷史演進過程。

三聖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卦、孔子作十翼，三古即上古、中古、近古。

劉勰認為，易道是中國人文教化的開始，伏羲畫卦是開始，孔子作「十翼」是終結與完成，孔子是中華文化的傳人。

我們認為，這一說法合乎歷史事實。

孔子只以中華文化的傳人自居，主觀上他並不想開創一個學派，即使客觀上他開創了儒家學派，這個學派也是為了傳承中華文化，所以，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原道》繼承了劉勰這一思想並作了進一步發揮。

他重新詮釋孔子「集大成」之意義，認為孔子是集伏羲、神農、黃帝、顓頊、堯、舜、三代之大成，而不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應該說章學誠在劉勰的基礎上，進一步釐清了孔子與上古、三代之關係，強化了孔子在中華文化大統與大流中的地位與意義。

無論是劉勰，還是章學誠，都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是根源於中華文化的文教傳統，它本身就是中華文化的根干，而不是枝蔓。

誠然，韓愈道統說似乎比劉勰、章學誠的原道影響更大，任何人都不能忽視。

韓愈認為，道統的道就是仁義之道。

這個道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傳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孔子，孔子傳孟軻，孟軻死後這個道就不得其傳了。

韓愈的道統始自堯、舜，與劉勰、章學誠的追至伏羲不同，韓愈的說法更多地強調「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的人文譜系，將道濃縮為仁義之道，以仁義作為根脈接續中華道之傳承。

而仁義是孔孟學說的核心價值觀，從價值觀意義上講，道統從堯、舜講起自然有它的道理。

韓愈的說法與劉勰、章學誠說法並不矛盾，而且可以相互印證。

仁義之道即人道，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是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趨向，是中華文明的精神象徵。

作為中國文化的主體、代表著中國文化根本精神與價值觀念的儒學，在現代體制化的大學中沒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這不是儒學的悲哀，而是中國大學的缺憾。

因而我們認為在現代教育體制內設立中國儒學一級學科對其進行專門的研究、傳承與學習，這是文化自信、教育自信的重要表現。

作為中華文明主體的儒學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又需要推陳出新，與時俱進，設立儒學一級學科是「傳」「守」「進」「新」的客觀保證。

習近平同志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

」中華文明說到底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文明樣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儒家核心價值是中華文明的DNA；在家盡孝，為國盡忠，是中華民族每一個分子所恪守的行為準則。

眼下，中國佛教有幾十家佛學院培養著佛教傳人，中國佛學院既有本科生的培養，也有研究生的培養；中國道教在北京、上海、浙江、四川等地都建有道教學院，道教學院既培養大學本科生，也培養著碩士研究生；而百餘家基督教神學院，更是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中心城市到鄉村，遍布神州大地。

佛學院還在培養佛教傳人，道教學院還在培養著道教傳人，神學院還在培養著基督教的神職人員，儒學傳人培養的場所在哪裡？近代中國，儒家的命運最為悲催，隨著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化，佛、道、耶、回等等都還保留著自己的道場，還在培養著薪火相傳，代代守護的人才，儒家在這場變革中卻成了無所棲身的孤魂野鬼。

我們認為，在中華民族重拾文化自信的今天，這種局面必須改變，否則文化自信就無從談起。

設儒學為一級學科，在有條件的高等院校進行儒學傳人和研究人才的培養，不是十分必要的嗎？！

學科設置自主權代表著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與自覺，而儒學設立一級科學應是中國人在當代教育領域文化自覺與自信的見證。

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有自己的教育自主權，而教育自主權必然包含著學科設置的自主權，那種跟在西洋學科設置的後頭亦步亦趨的時代應該結束了，中華民族在文化上自我主宰的時代應該到來。

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在學科設置上經歷一個由中而西，進而全盤西化的過程。

歷史上，中國傳統教育體系是儒家觀念下的教學與學科設置體系，中國古典教育是儒學教育的一統天下，儒家經典教育不僅貫穿國子學、太學，四門學、鄉校、書院、私塾等教育機構教學的始終，而且也是傳統專科教育如律學、書學、算學、醫學等等學科的價值支撐與理論基礎。

清末，中國教育史第一次革命性變革即全國上下紛紛改書院為學堂，中國學科設置先是模仿日本，後是模仿歐美、蘇俄，再模仿歐美的過程，這一過程恰恰與由儒家價值觀念在教育領域的全覆蓋到儒家的全面退場同步，也與整個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相契合，不可否認，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

然而，人類歷史畢竟進入21世紀，在「地球村」時代里，每一個民族都會凸現「我」之所以為「我」的意義，中華民族已經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且成為「地球村」公民，同樣需要以文化作為民族自我認同的標記。

在學科設置領域，那種在西洋人後面亦步亦趨、生硬模仿時代應該隨著全球化的到來而被超越或揚棄，根據自身的文化特點、民族特性、精神氣質、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自己學科設置體系的時代應該到來。

然而，中國高等教育的現狀並不令人樂觀，百餘年來所形成的唯西人馬首是瞻的歷史慣性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如在西方人評價體系與價值坐標體系里，中國不少高校制定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竟然以外語講《論語》《莊子》等作為國際化辦學的標誌，我們認為這是中國高等教育不長進、不受世人尊重的重要原因！而作為中華文明主體的儒學在現在高等教育的學科系統里竟然沒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難道這種現狀合理嗎?

儒學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相對完善的學科系統，設儒學為一級學科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後漢書·文苑傳》：「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

孔子所陳四科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

韓愈、李翱認為四科是一個由低向高、由淺入深、邏輯嚴謹的學科系統。

「凡學聖人之道始於文，文通而後正人事，人事明而後得於言，言忘矣而後默識己之所行，是名德行，斯入聖人之奧矣。

」(韓愈《論語筆解》)孔門四科類似於儒學一級學科下的四個二級學科。

曾國藩將孔子「四科」視為為學之術。

他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經濟，曰辭章。

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

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

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者皆是也。

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雜著》卷四)「為學四術」其實就是四門學問系統即「義理之學」「辭章之學」「經濟之學」「政事之學」，這是前人經過多年的探索，概括、總結出來儒學的學科體系。

儒家非常重視文化傳承，文化傳承的手段是教與學，文化傳承依賴的載體則是儒家的經典系統。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著《春秋》，有人認為孔子是經學之鼻祖，是經學的建立者與開創者，我們認為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

孔子開創經學旨在以經載道，繼往聖，開來學，維繫華夏斯文於不墜。

經過孔子整理的「六經」，後來發展為六藝之教。

《禮記·經解》指出：「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荀子在《勸學》篇中指出：「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

」「《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在先秦儒家那裡，「六經」是個經典體系，也是教化體系。

在後世歷史演變中，從「五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隨著經典篇目的增多，儒家經學體系的內涵也在不斷走向深化。

經學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傳統，中國傳統的讀書人沒有不接受經學教育的。

民國建立，經學作為一個建制化的學科被強硬地肢解為三大塊，詩歸於文學，易歸於哲學，春秋等歸於史學，嚴重影響了經學學科的完整性、系統性。

根據儒學學科體系的特點，結合現代學科設置的有關經驗，我們認為，儒學作為一級學科，下面可以設若干個二級學科，如經學、義理學、政事學、明倫學、六藝學等等。

經學二級學科下設經學通論、中國經學史、尚書學、詩學、春秋學、易學、四書學等三級學科。

義理學二級學科下設義理學概論、中國義理學史、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現代新儒學、儒釋道三教比較研究、儒家義理學與西方哲學比較研究等三級學科。

政事學二級學科下設經世學、儒家家政學、儒家社區治理學、儒家治國方略、儒家天下學等為三級學科。

明倫學二級學科下設修身學、孝道學、儒家倫理學、儒家生態學等為三級學科。

六藝學二級學科下設中國武術、禮儀典章、琴棋書畫等為三級學科。

儒學學科本科學制四年，碩士研究生學制三年，博士研究生學制四年，完成學業，達到要求的學生分別授予儒學學士、儒學碩士、儒學博士學位。

有的學者指出，儒學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體系。

仿此，我們也可以說，儒學是即哲學即宗教，它不僅是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一套思想體系，更是一套生活方式、一種文明樣態。

舉凡中國傳統學問如天文、歷數、文學、史學、天文、教育、中醫中藥、建築等等，無不浸漫著儒學的因素，刻上儒家的印跡。

可以說，在現代高等教育學科體系里沒有一個一級學科能與儒學相對應或涵蓋儒學，因而設立儒學為一級學科勢在必行。

中華民族正走在偉大復興的路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復興作為支撐，而中華文化的復興必然包含著作為中華文化的主體、作為中國人最基本的價值觀、生活方式的儒家文化的復興。

中華文化的復興急需一大批既能薪火相傳、代代相護，又能與時俱進，推陳出新的儒學人才，需要一大批從事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學研究、教學的高端人才，中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孔廟、古老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東林書院、泰山書院、尼山書院、洙泗書院等等)需要一批管理者，民間社會急需一大批儒學的推廣者、宣傳者、踐行者、示範者，而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同樣需要一大批文化使者，中國高校現行的文、史、哲等對儒學學科分塊的、零片化的人才培養模式已遠遠不能適應社會對儒學人才的需要，設立儒學一級學科不僅理論上可行，而且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要求，是中國夢實現的重要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