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學：黃河文明研究的創造性轉化

關愛和（河南大學黃河文明協同創新中心教授）

任何一個國家的大學，在努力躋身於世界經濟、社會、科技發展前沿的同時，都應該擔負起傳承與發展自己民族文化的責任。

在有著5000年文明歷史的中國，我們的大學更應具有這樣的文化自覺。

在國家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中，創新黃河文明知識體系，打造「黃河學」學科體系，努力推進「黃河學」學科化進程，在課程建設、教材建設、人才培養、公民文化教育與素質養成方面，全面發力，實現中華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我們文史工作者的重大責任。

黃河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一

人類的早期文明發祥地大多與河流相關。

5000年前，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恆河流域、黃河流域孕育的原生文明幾乎同時跨入成熟文明的門檻，而由黃河流域孕育的中華文明是唯一延續至今仍生機勃勃的偉大文明。

從遠古傳說時代到信史時代，中國原生文明呈現出以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為發育、發展的核心區域的基本態勢。

夏、商、周的歷史遺蹟，大多分布在黃河流域，黃河文明也因此成為中華文明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響力的主體文明。

依據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成果，以公元前2070年夏朝為起點，傳衍近5000年的黃河文明可劃分為早期中國、帝制中國與轉型中國三個歷史階段。

早期中國。

黃河中下游地區是形成早期中國最重要的區域。

20世紀初殷墟甲骨文的發現，使黃河中游建立的商朝成為中國最早的半信史時代。

甲骨文的識讀與考古發掘，以雙重方式印證了近600年歷史的商王朝和商王朝之前近500年歷史的夏王朝的存在。

現存歷史文獻中，「中國」二字最早出現在周武王時期的「何尊」銘文中。

夏、商、周三代將炎黃奉為祖先，而「三代」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成為各方諸侯紛紛追慕的「理想時代」。

商周以來的文字、城址、遺存、青銅、信仰、制度等文明要素是早期中華文明逐漸形成、日益成熟的主要標誌和重要基礎，這些都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黃河文明的原創性、真實性和先進性。

公元前5世紀前後，老子、孔子、莊子、孟子等思想先哲將中國帶入「軸心時代」，確立了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理念，鋪就了中華文明的文化底色和心理基礎，從而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精神源泉。

帝制中國。

秦統一與漢帝國的建立，使中國進入到一個疆域統一、制度統一、學術統一、信仰統一的時代。

自此，黃河流域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長期引領、主導著中華文明的發展方向。

秦漢以至宋代，帝國的都城多沿黃河而建，並孕育出極具時代特色的國家制度、經濟體制、宗法制度、社會習俗。

制度文明之外，精神與技術文明也獨樹一幟：漢賦、唐詩、宋詞等不朽的文學華章在此傳承，經學、玄學、佛學、理學等獨特思想體系在此傳衍，曆法、醫學、陶瓷、絲綢、造紙、印刷、建築等技藝爐火純青並遠播世界。

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價值觀念和民族性格，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思維方式與精神追求，中國帝制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秩序和信仰世界，都可以從黃河文明的長河中尋找到源與流。

轉型中國。

鴉片戰爭之後，處於遠東的中華帝國被西方國家強行拉進殖民侵略的夢魘之中。

經歷過百餘年的欺凌屈辱之後，中華民族在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的基礎上，逐漸以全面開放的心態，借鑑世界文明成果，堅持走好中國道路，以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的全面轉型發展，實現著以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為基本目標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以黃河文明為核心的中國精神，在支撐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方面，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黃河文明在轉型中國時期與外來文明的交流互動中，再次表現出從容寬厚、兼收並蓄、包容開放的品格，從而成為世界上延續不絕仍具有強大思想活力的原生文明。

二

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日益頻繁的時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上，打通歷史的文化血脈，構築民族的精神家園，建設文化大國強國，具有重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裡來的，要到哪裡去。

」以黃河文明研究為切入點，回答好「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構建「黃河學」學術體系與知識體系，培養致力於黃河文明傳承創新的學術團隊，推出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黃河文明研究成果，一直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河南大學黃河文明研究中心的根本任務。

中心建立20年來，始終堅持把打造中華文明源流探索、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學術重鎮，當作最重要的學術目標。

中心在把黃河文明劃分為早期中國、帝制中國、轉型中國三個研究觀察時段的基礎上，著力圍繞生態文明、政治文明、思想文明、世界文明比較四個研究方向創新黃河文明知識體系，構建「黃河學」學科體系。

黃河生態文明研究。

黃河文明起源於農耕文明，在廣泛分布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文化遺址中所發現的家畜遺骸及農具、穀物遺存，證實著中原先民的生活方式。

有定居的農耕生活，然後有聚集的村落城市。

交流需要語言，記事需要文字；祛病需要草藥，種植需分四時……華夏的先民在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創造了物質與精神文明。

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哺育了中華兒女，也孕育了中華文明。

黃河流域的物種衍化、生態變遷、時空轉換就是一部流動的歷史。

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中，探尋黃河生態保護利用、人地關係和諧發展的根本途徑，讓黃河永續成為人類文明的載體，無疑應該成為黃河文明研究的重要課題。

黃河政治文明研究。

政治文明與制度文明是緊緊連在一起的。

早期中國「禪讓」制演變為「世襲」制、「小康」替代「大同」的過程，記錄著部落向國家演進的軌跡。

由秦漢開啟的帝制中國，建立了天下國家的體制。

支撐天下國家體制的精耕農業、商業流通網絡及文官制度，成為帝國文明最顯著的特徵。

鴉片戰爭中國被迫捲入世界體系後，中國人在落後挨打中形成強烈的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的意識，並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在面對人類共同歷史，進行文明對比之後，轉益多師，取長補短，建立了適應現代中國轉型發展的中國制度和中國道路。

黃河文明所承載、所創造的政治文明，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極其特別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黃河思想文明研究。

殷墟卜辭文字，已是成熟的文字系統。

它完整體現了漢字象形、形聲、指事、會意、假借、轉注的基本造字原則，其句法文法，也奠定了漢語表現的基礎。

在其他古老文明的承載體如楔形文字湮沒在歷史長河裡、成為死去的文字之後，漢字在不斷地豐富與發展中，一以貫之地成為中國思想文明的載體。

文字之外，商朝的城市、青銅技術與農業成就，成為商代文明的標誌及精神文化生成的基礎。

周朝代商朝而起，在前朝語言、儀禮、文化的基礎上，更注重禮制、祖先崇拜，形成周人特有的禮樂文明。

春秋戰國到秦完成統一的三四個世紀中，中國經歷了巨大的社會動盪、政治變革，也經歷了百家爭鳴的軸心時代，出現孔、孟、老、莊等一大批思想大師和思想流派，中國文化的核心得以形成。

秦漢建立之後，在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下，中華文明進入儒家文明的時代。

魏晉時期，佛道大盛，給中國人的現實生活與精神世界帶來極大的影響。

唐宋思想家融合儒、佛、道，傳承道統，重建儒學。

新儒學對中國價值體系重新調整定義，以新的倫理道德觀和理性認識論，指導宋代以後中國人的公共領域和個人生活。

近現代以來，中國思想文明在西風東漸的背景下得以重建，在經歷古今中外思想文明的融合與選擇後，重新站在思想文明大國的行列。

中國思想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思想，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思想，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想，家國一體、富民安邦的思想，對變革中的中國、動盪中的世界，都是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思想成果。

世界文明比較研究。

世界原生文明是多源的，其傳衍發展也必然是多元的。

公元前500年，曾是世界思想文明的軸心時代。

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猶太教先知，古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儒、墨、道、法諸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形成不同的文化傳統，至今影響著人類的生活。

古代文明不絕如縷的交往交流，在公元1500年後因為地理大發現而變得洶湧澎湃，不同文明遭遇碰撞，給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變，也引發了無休無止的衝突。

在世界文明的比較與互鑒中更深刻地了解「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在兼收並蓄的自信中更堅定「我到哪裡去」，應該成為黃河文明研究的重要內容。

黃河文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堅定現代中國發展道路最為深厚、最為核心、最為可靠的文化根基和歷史依據。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上，打通歷史的文化血脈，構築民族的精神家園，建設文化大國強國，具有重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通過黃河文明學術與知識體系的構建，深刻闡釋中華文明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揭示豐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礎，描述中華文明在與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發展成長的歷史過程，可以培養中華民族恢宏的氣度胸懷與精神品格。

我們同時呼籲：在國家實施的「雙一流」大學建設過程中，注重中國底蘊、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建設，將成為一項造福於千秋萬代的偉大事業。

《光明日報》（ 2017年10月2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