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魚宴」與「頭鵝宴」

「捺缽」是遼代政治生活的一項特殊制度，被稱為流動的中央政權。

大遼皇帝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行宮，隨季節、氣候水草的變化而進行活動。

春捺缽也稱「春水」，意為春漁於水，從正月開始，約四月結束，主要進行釣魚、捕鵝活動，同時安撫女真各部的首領。

根據文獻記載，遼代帝王前後29次到此進行春捺缽，足見其意義重大。

史料記載，正月上旬，皇帝的車帳自遼上京出發，到達鴨子河濼以後，先在冰上搭起帳篷，鑿冰鉤魚。

鉤魚開始以前先派人於河上、下游截魚，以防逃散。

鉤得頭魚，即於大帳置酒設宴，皇帝命前來祝賀的女真各部酋長依次歌舞，上壽助興。

此為「頭魚宴」。

《遼史叢考》所記，契丹人冰下取魚有漁叉叉魚、釣杆釣魚、繩鉤擲魚，實際是將拉網作業與叉魚結合到一起，布網、收網在先，而叉魚則是同撈魚具有同等意義。

這裡冰下捕魚方法，現代冬捕仍在沿用，可見春捺缽捕魚技術已相當進步，尤其冰上造帳，開孔照明，周邊薄冰觀察等叉魚方法，著實富有智慧和創造力。

待冰雪消融，天鵝飛回，乃縱鷹捕鵝獵雁，晨出暮歸，從事弋獵。

其時皇帝冠巾時服，系玉束帶，於上風觀望。

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

天鵝受驚而起，左右圍騎舉旗猛揮。

皇帝得到頭鵝以後，首獻宗廟，祭祀祖先，然後群臣各獻酒果，縱飲作樂。

此為「頭鵝宴」。

因春水而生的捕魚和獵雁兩項內容，是春捺缽特有的，不同於其它漢王朝的地方。

如果以漢民族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看來，天子游幸、畋獵、漁獵，似乎是休息娛樂，甚至是荒廢政務的輕浮活動。

但從北方少數民族生存發展的邏輯來看，則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捺缽制度對遼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影響極為深遠。

春捺缽的主要政治內容是占卜獻廟；考察視察部族屬國並接受朝貢禮獻，在邊境地區，強化以軍事力量為主的主權、皇權；處理財政問題。

上述三項內容，主要體現在頭魚宴、頭鵝宴（會盟）、畋獵過程中的祭祖祭天等行為中。

首先，春捺缽的重要政治與軍事活動意義，在於鎮撫女真、室韋等屬國。

天子巡幸，包含了視察防務，檢閱、操練部隊，實際還有考察屬國對大遼忠誠、臣服程度等諸多意義。

在「鎮撫」屬國中，除了「鎮」的內容和含義之外，還有安「撫」，修好和增進感情的重要內容。

所以接受屬國朝貢，大會屬國，與屬國固盟，是春捺缽重要內容。

《遼史·本紀》，記載，公元1112年的正月和二月，兩個月中，正月，五國部長到捺缽地向遼天子朝貢；二月，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按照已經形成的制度和管理，都來到捺缽地朝拜。

說明捺缽地要有相對固定的時間、地點，捺缽期間接受朝貢是其中的一項固定的內容，必須信守約定。

「頭魚宴」、「頭鵝宴」及捕魚獵宴等頗有吸引力的活動，其目的則在於「化干戈為玉帛，換來北方的相對穩定」。

由此看來，「頭魚宴」與「頭鵝宴」，無異於當今的國宴，即宴請周邊藩屬國的元首。

而漁獵活動的過程，則等同於向屬國軍隊和武器裝備的軍演一類行為。

捺缽制度中的遊牧狩獵文化，也體現出少數民族威武、健勇的民族特色。

《遼史叢考》「遼史游幸表證補」中說：「遼代諸帝終年以捺缽為家，行止無定。

雖有五京，固非車駕之所在，政治之中心。

」這裡所說的車駕之所在，即天子之所在。

捺缽時，皇后、太后、皇子等也隨行其中。

所以，捺缽地不僅是公務機關，也是生活處所。

而且，除末代天祚帝外，所有的遼代天子都崩於行宮，這也是歷史上任何王朝都不曾有過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相對應的是，遼代的大部分帝王都即位於柩前，實際上也是行宮受命。

乾安春捺缽遺址群地處松嫩平原西部，地勢低洼，古代曾是遊牧之地。

遺址群由成片的土台基構成，共有四區，最大的台區位於花敖泡東南，距乾安縣城約7公里。

花敖泡曾經是個很大的圓形古湖，古湖岸高7米至8米。

現在湖泊水面僅分布在古湖底的西北部。

鳴字區春捺缽遺址位於古湖底的南部。

古湖周邊沒有樹木和農田，岸上村莊環布，樹木茂盛。

共發現土台基960餘處，土台分布有一定規律，最大土台近方形，面積約3000平方米，並發現有祭祀區。

大量土台基高低錯落，分布有序，與文獻記載的高台營帳式臨時居住、野炊、宴享、歌舞等敘述可相互印證。

由此也可想見當年契丹人「頭魚宴」與「頭鵝宴」規模之盛大。

春捺缽遺址群地處偏壤、環境優美，歷史文化積澱豐厚，而且保存完好。

「頭魚宴」與「頭鵝宴」則是大遼留給後人寶貴歷史文化遺產的縮影，乾安縣乃至松原市重要的文化旅遊資源，對地方的社會文化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