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庫出版：找尋文化的根和魂

Library PublishingSearching for the Root and Soul of Culture

作者簡介：周百義，作者系湖北省編輯學會會長

原發信息：《出版參考》(京)2015年第20159期 第4-7頁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各地政府和出版界開始重視「文庫」的出版，從《楚學文庫》、《廣州大典》的編纂出版始，到目前為止，據初步統計已有十餘種之多。

對於中國出版界大規模的組織編纂「文庫」，特別是地方文獻的編纂出版，業內外有人提出質疑。

他們認為各地競相出版所謂的「文庫」，在某種程度上是政府推動的形象工程，是出版資源的重複與浪費，談不上是文化建設等等。

然而各地的出版主管部門和出版社，卻堅定地認為文庫的編纂出版意義重大，大有在各省蔚然成風之勢。

「文庫」者，多冊成套的圖書也。

縱觀圖書市場，以「文庫」冠名的圖書很多，如「語言學文庫」、「外國通俗文庫」等。

這些「文庫」，大多是某一類型圖書的匯集，或者是由某一家出版單位多年連續出版的圖書。

如中國出版集團組織編選的《中國文庫》，鳳凰集團編選的《鳳凰文庫》，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編選的《世紀文庫》等。

「文庫」圖書的出版，實際上始於19世紀初，德國的Reclam出版社即推出了口袋本的黃皮書「萬有文庫」。

日本出版界可能受此影響，岩波書店最先推出「岩波文庫」，爾後講談社有「講談社文庫」，角川書店有「角川文庫」等。

本文關注的範圍，主要是以編纂、整理古籍文獻為代表的大型叢書，兼及少量收錄今人著作的文庫本。

一、文庫出版的基本思想

中國編纂大型文庫的歷史悠久，從唐代的《藝文類聚》(1431種)，宋代的《太平御覽》(1690種)、《冊府元龜》(1000卷)，明代的《永樂大典》(11095冊)，到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6117部)、《四庫全書》(3505種，79327卷)。

隨著經濟發展，統治者對文化事業的重視，造紙、印刷技術的提高，圖書的編輯出版活動更加活躍，按照一定的編輯思想指導編排的大型類書和叢書便應運而生。

從編輯出版史的角度考察，這些大型的類書和叢書一般都是由統治者推動而成，如乾隆在表明纂修《四庫全書》的旨意時稱：「國家當文治休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搜羅大備，以光冊府，而裨藝林。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絕學。

」「嘉與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

」其實，統治者仍然沒有明說，但他們的出發點和初衷顯然是為了加強文化統治，但不可否認的是，「文庫」的纂修，對當世和後代的文化發展和學術研究卻起著重要的作用。

如郭伯恭在《四庫全書纂修考》中說：「海匯百川，綱舉條貫，萃四千餘年之文化，以成歷代典籍之大觀。

」學界普遍高度肯定由統治者推動編纂修訂的大型文獻彙編整理的典籍。

圖1 已出版的部分漢語《新疆文庫》

圖2 廣東人民出版社的《嶺南文庫》

圖3 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中原文化大典》

盛世修大典，太平纂鴻帙。

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才能具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編纂大型的叢書。

從全國各地以搜集、整理地方古籍文獻為主要任務的各種「文庫」出版情況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指導思想：

1.文化積累。

從各地「文庫」的編纂出版來看，收錄的範圍主要是歷代本省或本地區籍貫作者的著述，有時兼及外籍人士在本地遊宦寓居時的著述，或外籍人撰寫本地的重要著作。

這些著作一部分今人曾經點校並出版過，有些在當時曾經刻印過，有些仍是鈔本。

有些雖然曾經刻印過，但屬於孤本。

如果再不複製出版，有可能毀壞消失。

這些文獻有些存放在國內的各家圖書館，有些由於種種原因，散失在世界各地。

如《廣州大典》在編纂過程中，發現了張之洞主持《廣雅叢書》修纂時，留下的很多沒有來得及刻印的書稿。

還有清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時曾被抽毀、全毀的書籍，如釋函昰《瞎堂詩集》、釋今釋《徧行堂集》、屈大均《翁山詩外》、王邦畿《耳鳴集》、陳恭尹《獨漉堂集》等近30種文獻。

《荊楚文庫》編纂書目時，發現了一些珍貴的民間文書和近代史上重要的資料。

如十九世紀的海關史料，清末一些重要的工礦企業的史料等。

2.文化研究。

中國地域廣大，雖然都屬於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但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先後形成了不同地域獨具特色的文化，如齊魯文化、燕趙文化、荊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等。

這些文化的載體，主要是各種文獻和出土文物。

研究一地的文化，「考鏡源流」，必須要「辨章學術」。

那麼整理承載著文化信息的文獻，就顯得十分必要。

如《湖湘文庫》提出：系統地整理湖湘文獻，深入地研究湖湘歷史人文，傳承弘揚湖湘文化。

《浙江文叢》提出：在於積累，在於傳承，在於資政，在於育人，為先賢建一座豐碑，給後人留一筆財富。

《廣州大典》提出：旨在系統搜集整理和搶救保護廣州文獻典籍、傳播廣州歷史文化。

《荊楚文庫》提出：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歷代文獻，建立完整的研究湖北的資料系統，以深入認識湖北地域特色，傳承弘揚優秀的文化，促進湖北文化繁榮發展。

3.文化傳承。

積累和研究傳統文化，其主要目的還是要為今天的發展尋找精神營養和力量的支撐。

《廣州大典》提出，編纂這套書的目的，就是「尋找一個地區一座城市文化的根和魂」。

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在《荊楚文庫》編纂出版啟動大會上說，「『五個湖北』建設，其中的『文化建設』，就包括文化典籍整理研究。

」「戰略支點必須同時是文化的支點、文化的高地。

博大精深的荊楚文化是促進湖北發展的寶貴資源。

全面系統地整理研究、傳承創新荊楚文化，編纂出版《荊楚文庫》，是實現建成支點、走在前列奮鬥目標的一項重要基礎性工作。

」

二、文庫出版的組織實施情況

綜觀現代文庫出版的情況，從各地文庫的編纂體例來看，主要有如下特點：《湖湘文庫》、《荊楚文庫》、《新疆文庫》，除了收錄有史以來的地方文獻外，還包括今人對地方文化的研究性成果。

《浙江文叢》、《廣州大典》、《燕趙文庫》、《山西文華》，主要是對地方歷代文獻搜集、整理與出版。

而《中原文化大典》，按卷編排，分《總論》、《學術思想典》、《文學藝術典》《科學技術典》、《民俗典》、《教育典》、《文物典》、《人物典》、《著述典》、《大事記》共10個部分，體現其集成性和門類性，屬於類書的性質。

而《中國文庫》、《鳳凰文庫》、《世紀文庫》，無論古今，主要收錄有積累價值，20世紀以來出版的不同門類的著作。

從文庫編纂出版單位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形式：

1.一家出版社承擔。

如《浙江文叢》，全部由浙江古籍出版社負責編纂出版。

《齊魯文化大典》由齊魯書社一家負責編纂出版。

2.統一規劃，各家出版社承擔。

如《中國文庫》、《鳳凰文庫》、《世紀文庫》均由集團統一規劃，書目確定後，由原來負責編輯出版的出版社自行負責出版。

《中國文庫》除了中國出版集團下屬的出版社承擔主要任務外，還有其他入選圖書的出版社按照統一體例承接部分任務。

3.成立專門的機構負責規劃設計。

如《湖湘文庫》、《荊楚文庫》、《燕趙文庫》、《新疆文庫》都由政府指定專人負責，辦事機構一般放在出版局或者出版集團。

4.由出版單位之外的機構來組織實施。

如《廣州大典》由市委宣傳部和文化廳負責。

從策劃組織機構來看，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由省委主要領導擔任工作委員會和編纂委員會負責人的。

如《荊楚文庫》，由省委書記李鴻忠親自出任工作委員會和編纂委員會主任。

圖4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完成的《浙江文叢》

2.由省委主要領導任顧問，由退居二線的省級領導任編委會主任的。

如《湖湘文庫》由張春賢任顧問，原省政協副主席文選德擔任編輯出版委員會主任。

《燕趙文庫》由原省政協主席擔任編輯出版委員會主任。

3.由省委宣傳部負責人擔任文庫主編的。

如《嶺南文庫》，由歷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任主編。

《廣州大典》，由原宣傳部長，後擔任市長的陳建華任主編。

4.由出版社自行組織編纂出版，聘請有關專家擔任主編的。

如《楚學文庫》。

從文庫的編纂出版經費來看，以資助為主，自負盈虧為輔。

各地文庫的出版經費來源，一是由地方財政立項撥款，二是由國家出版基金資助，三是由出版社承擔少量的費用。

如《荊楚文庫》，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初步預算經費約2個億，但省財政廳表示只要工作需要，經費上不封頂。

僅2015年，就撥付了5000萬工作經費。

《湖湘文庫》共使用經費6000萬，其中省財政出資5000萬，中南傳媒出資1000萬。

《浙江文叢》出版省財政每年撥付500萬，共計2500萬元。

三、文庫出版熱的思考

通過對文庫出版的梳理與分析後，筆者認為文庫出版熱背後有幾點值得相關出版者注意的問題。

1.前期整體設計十分重要。

編纂出版文庫，歷時較長，參與者較多，開始一定要規劃好，文庫的編輯指導思想與體例確立，要充分徵求各方意見後再確定，不要中途變更，否則會體例不一，延誤時日。

如《嶺南文庫》的編纂者在談及「文庫」的得失時說：「鑒於定位在學術層面的《嶺南文庫》因編輯方針和體例所限，不能涵蓋一些具體而微的嶺南文化形態，故有必要營造新的合適載體以補不足。

」再如《湖湘文庫》，立項時為了體現整體性，對每種計劃列選的書目都進行了編號，後來因為種種原因不能實施，結果就造成了被動。

再如在古籍文獻的整理時是採取傳統的四分法，按經、史、子、集四部來歸類整理，還是按照類書的方法來歸類，還是按照「以人系書」的方法來整理，需要通盤考慮。

2.避免重複出版。

盛世修典，是承先啟後，發揚光大的善事，但省市之間，各單位之間，不要重複立項、重複出版。

在一個省內，文化積澱、文獻資料基本相同，如果省市之間，不同出版單位之間先後出版兩套基本相同的文獻，不僅浪費財力，也會浪費人力物力。

特別是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與本省的關係之間，要統籌考慮。

但是，有時考慮到各種不同文化的源流發展，有些重要的作者，可能在不同的文庫中都會涉及。

如楚國，其強盛時治理範圍包括現在的湖南、湖北、河南、山東，甚至安徽、江蘇的部分地區，如果探索荊楚文化的源與流，勢必要涉及這些地區。

但任何一個地區都有其核心區與非核心區之分，對於一些非收不可的作者，如老子、莊子，雖然他們的出生地現在屬於河南、安徽，但當時是楚國的領地，是楚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荊楚文庫》不能不收。

如楚辭，是荊楚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湖湘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雖然屈原的出生地是現在的湖北境內，但《湖湘文庫》也收錄了屈原的作品。

當然，有些不重要的作者，就儘量不再重複。

再如有些作者，出生地與以後生活、建功立業的地方不在一處，如何收錄，就要慎而又慎。

3.要突出各自的特色。

各省區出版「文庫」，不僅要全，要新，還要突出自己的特色。

如《新疆文庫》，其中60％屬於漢民族文獻，40％屬於少數民族文獻。

這是其他省市文庫目前所未有的特點。

如《山西文華》，突出當地古建築以及壁畫、彩塑、石刻等山西的文化特點。

如《湖湘文庫》，明清時期人才輩出，紅色文化獨樹一幟，突出這些特點，也就彰顯了湖湘文化的特色。

所以，各地在「文庫」的規劃時，就要考慮到如何在同中求異，如何在全中求新，如何做到精益求精。

4.全國通力合作，擇其善者而用之。

有些文獻資料，特別是重要的著作，建國七十年來已經陸續整理出版過，各省在出版本省區的鄉邦文獻時，如果沒有新的發現和新的觀點，為保證質量和節省時間計，可以與版權擁有方共同出版，或者通過購買版權來實現雙贏。

5.質量十分重要。

整理出版地方文獻，倡導者和整理者的初衷，都是抱著「上不負先賢，下無愧子孫」的願望，但古籍圖書的整理出版，需要專業人員，需要時間。

《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的編纂整理，均由當時碩儒大師出任總纂，皇家成立專門的機構，調動全國的資源為其所用，並有嚴格的獎懲制度，同時不急功近利，用時甚長。

如《永樂大典》從1388年到1408年，前後歷時20年方修繕完成。

《四庫全書》則耗時13年，《古今圖書集成》編輯歷時28年。

文庫的質量在各個環節都要注意把關。

一是確定選目時要甄別文獻真偽，防止以假亂真。

二是要精選版本，擇其善者而用之。

三是要選擇勝任者認真點校，利用不同版本互勘。

四是在編輯校對環節不可鬆懈。

6.整理與保護相結合。

在「文庫」的編纂出版中，對於古籍文獻是適應現代讀者的需要，加以點校好，還是保持原貌，儘量原汁原味呢？各地的做法不盡相同。

如《廣州大典》在整理文獻時，採取「不編、不選、不校、不點」，追求「原汁原味」的原則，但很多省的文庫為了方便今天的讀者閱讀，在編纂出版時採取點校和簡單加注的方法。

是保持原貌還是加工整理，筆者認為古籍文獻要在新時代發揮作用，應當與時俱進。

不過，二者各有側重，各有優劣。

7.運用現代化手段，發揮古籍文獻的作用。

文庫的規劃之初，就要考慮將古籍文獻數字化，一是便於保存，二是便於發揮作用。

文獻的數字化，一種製成PDF文件，通過關鍵字檢索，一種是通過重新排版，由專業人員建成資料庫。

通過加注索引，方便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