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編輯團隊的組建就可以看出其投入力度之大，比如，為編纂《關學文庫》，西北大學出版社（簡稱「西北大學社」）專門成立了文庫編輯部。

該編輯部共有6位在崗編輯，其中2位編審、4位年輕編輯（均為碩士生），此外還外聘了2位退休的編審。

西北大學社社長馬來介紹說：「8年的運行，包括組織、統籌、人力投入就是一筆不小的費用，當然我們也得到地方和國家的經費支持。

」《浙江文叢》於2011年成立「浙江文叢編輯出版中心」，在人員最多時共有10人。

10人中，共有博士2人、碩士7人、本科1人。

《湖湘文庫》則由湖南的13家出版社共同完成，其中嶽麓書社承擔了356冊的出版任務，占整個出版任務的一半。

嶽麓書社從事《湖湘文庫》的編輯在15人左右，主要由三部分人構成，一部分是該社的資深編輯；一部分是聘請高校、科研機構和出版社退休的老專家；一部分是該社的年輕編輯。

儘管投入如此巨大，但這些地方大型出版項目往往包含著極高的社會效益，整理出版具有極高的意義。

比如，《湖湘文庫》使湖湘文化的整理研究成為湖南經濟社會發展的持久動力，對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湖湘文庫》出版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數十家媒體先後予以報導，有10多個省份的出版機構造訪《湖湘文庫》編委會，學習湖南的編纂經驗，目前全國多個省份紛紛在編纂當地的地方文庫。

《關學文庫》則填補了關學自北宋創立至清末民初800年歷史文獻整理與學術研究的空白，呈現了條貫秩然的關學歷史面貌與思想學術特色，對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文本依憑和研究借鑑。

在出版後，獲得了「第二屆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關學文庫》的文獻整理部分獲得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圖書獎」。

其中的《南大吉集》等多位學人文獻都屬於搶救性整理出版，重慶圖書館僅存著《南大吉集》殘本的縮微膠捲；《李柏集》《李因篤集》《牛兆濂集》以及《韓邦奇集》中的《禹貢祥略》等均是稀世之手抄本；《張子全書》較已有版本多輯佚出十餘萬字。

找對銷售方法路徑，實現「雙效」合一

不少地方大型出版項目利用各種方法開發作品的經濟價值，實現了「雙效」合一。

以2015年10月出版發行的《關學文庫》為例，該套書目前在西北大學社的專業出版板塊的銷售份額中，約占總銷售量的三分之一。

出版一年多來，文獻整理系列（共26種圖書33冊，全套定價4260元）目前已銷售1300餘套，其中《張子全書》《南大吉集》《藍田呂氏集》的銷量突出，《藍田呂氏集》已銷售4000多冊；學術研究系列（共14種圖書，定價615元）目前已銷售4000套。

《關學文庫》

而今年3月第一期、500冊正式完工的《浙江文叢》，同樣是「雙效」合一的代表。

從2014年《浙江文叢》的第一本圖書上市，截止到目前，在兩年半的時間裡，《浙江文叢》已經實現發貨量1500萬冊，共計銷售碼洋2億元，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全社的發貨量中占到7-8%。

據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長壽勤澤透露，目前《浙江文叢》的製作成本已經回本。

從這些地方大型出版項目的銷售經驗來看，拆分銷售、制定合理定價、精準的渠道策略等是實現經濟效益的關鍵。

在定價策略方面，馬來介紹：「《關學文庫》全套共40種47冊，2320萬字，如果按照成本定價可能會訂到上萬元，但我們堅持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要求的訂價標準，顯示出項目成果定價的社會公益性，除圖書館採購外，也符合學者購買的訂價標準，大家不感覺貴，可能更有助於銷售，有利於圖書社會價值的實現。

」地方大型項目費時費力，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人力與財力。

如果要將這些價值通通計算進去，每本書的定價可能會高得令人咋舌。

想要在市場面前擁有話語權，合理的定價絕對是競爭的關鍵。

在拆分銷售方面，壽勤澤介紹，針對《浙江文叢》體量大、冊書多、作者知名度情況不一等特點，浙江古籍出版社制定了單本銷售為主、滾動性銷售的策略。

全套500冊圖書，如果按成套賣肯定存在很大的問題，所以浙江古籍出版社從圖書印數開始就準確把控，像《王陽明全集》（6卷）這類的圖書，起印量定在2000冊左右；而像其他一些作者知名度一般的圖書，基本會將印數控制在500-800冊左右，做到多批次、少印量，有效控制庫存。

「陸續推出的《浙江文叢》叢書，每本書有單獨的書號，可以獨立銷售。

對整個社裡的經營而言，這相當於一座可持續開掘的富礦。

」浙江文叢出版中心主任況正兵如是說。

在渠道策略方面，馬來介紹，《關學文庫》的銷售對象主要是大專院校的圖書館、專業學者以及黨政幹部。

同時針對陝西一些縣、鄉是關學人物鄉梓故里這一特點，西北大學社開始重點關注《關學文庫》在這些地區的銷售。

而《浙江文叢》在重視這些渠道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在訂貨會、館配會上的展銷。

這類文獻整體受眾面較窄，館配渠道絕對是不二之選。

壽勤澤表示，目前在春季館配會上，《浙江文叢》的訂貨碼洋在150-200萬元；在秋季館配會上，訂貨碼洋在300萬元左右，季節性、滾動性銷售。

出版過程困難重重，猶如西天取經

在地方文獻、文叢的出版過程中，因為耗時長、受眾面小、投入大等因素，存在著許多問題，如何挑選合適的文獻著作及其版本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關。

《浙江文叢》

《浙江文叢》地方文獻數量眾多，如何選擇最具經典性和代表性的著作成為擺在浙江古籍出版社面前的一個難題。

「我們選擇了相信專家的眼光。

」況正兵表示。

浙江古籍出版社通過羅列浙江歷史上有著作傳世的全部人物，做出初步目錄並諮詢專家學者的意見。

通過專家們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對書目進行甄選，最後確定了「大家全集」「名家專集」「浙江歷史文化經典著作」三個版塊，在學術上保證了叢書選目的科學嚴謹。

對於擁有800年歷史的關學來說，因為從未有人系統整理過關學文獻，文獻的搜集、輯佚是首先要面臨的問題。

馬來介紹，關學文獻整理涉及29位關學學人，他們在全國多地圖書館、資料室廣泛開展文獻搜集工作，陝西省圖書館以及省內渭南、大荔、三原等地縣方誌辦、圖書館、文化館都是文獻的來源地。

出版《湖湘文庫》時，在文獻整理的版本上，嶽麓書社下足了功夫。

通過編輯與有關方面的專家溝通，來確定最好的版本作為工作底本。

此外，對於有些書有不同的版本，版本雖有差異，但都有價值，嶽麓書社則選擇保留不同的版本。

如《賈誼集賈太傅新書》，《賈誼集》中包括《新書》56篇，但明代湖南學者何孟春有《賈太傅新書》，是作者所做的賈太傅新書訂注，該書為明代湘人研究《新書》的代表成果，所以嶽麓書社選擇將二書合刊，保留不同的版本。

另外，由誰來完成精選工作同樣非常重要，這一步不僅可以為各地出版社集聚優勢作者隊伍和專家資源，同時還可以培養出版社的編輯人才，為各社領導積累管理經驗方面起到作用。

在集聚作者隊伍方面，《浙江文叢》通過諮詢安平秋、廖可斌、陳平原等十位專家，將他們發展成為《浙江文叢》學術委員會的委員。

《關學文庫》則在開展點校整理時，聘請了多位資深編審，來進行工程量最大、難度最大，大多古籍整理已不再做但確實對讀者閱讀有實際意義的劃專名線工作。

嶽麓書社副社長馬美著表示，出版《湖湘文庫》使嶽麓書社團結了一大批優秀的作者，積蓄了寶貴的作者資源，同時也使得嶽麓書社明確了發展方向——深入挖掘湖湘文化、加強對《湖湘文庫》的深度加工。

在鍛鍊編輯方面，馬美著表示，「整理出版這麼多的古籍圖書，編輯隊伍得到了很大的鍛鍊，業務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而馬來也表示，「編輯過程是以老帶新的過程，審校的清樣上，密密碼碼的校改批註，記載著文庫艱難推進的每一步，它是年輕編輯訓練提高的活素材。

期間，出版社舉辦了多次文獻整理與版本學的講座，邀請資深的文獻整理專家和教師授課指導，並進行討論提高。

」浙江古籍出版社則通過尋找合適的整理者來保證了選目的基本質量：首先，編輯團隊發揮專業特長，了解學術動態，廣泛搜求某一領域較有影響力的學者，向其約稿；其次，如果該學者事務繁多未能親自參與，一般也會推薦師友中合適的人選；最後，因為約稿工作是陸續進行的，所以不斷會有新的作者加入進來。

在積累社領導管理能力方面，馬美著表示，在編纂《湖湘文庫》過程中，嶽麓書社通過不斷探索，尤其是各級領導的指導，讓他們豐富了管理經驗，為今後如何實施和管理大的項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可見，出版地方大型項目如同一條漫長的取經之路，其中不乏各式攔路虎，還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能夠帶來的長遠效益是可觀的。

地方大型項目出版不易，且出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