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死神逼迫出來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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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小彥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教授
藝術史學者、批評家、策展人黃專1958年出生於武漢，1982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後考入湖北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師從中國美術史家阮璞先生治中國古代畫論史。
畢業後不久，南下調到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擔任中國古代畫論與中國美術史學史的教學工作。
讀研期間，黃專以積極的態度介入中國當代藝術批評，參與編輯《美術思潮》雜誌，是「八五新潮美術運動」期間重要的藝術批評家。
也是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治藝術史的范景中老師，並與湖北畫院嚴善錞、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研究生邵宏及筆者建立了良好的學術聯繫。
在范景中的有力推動下，我們四人常常聚在一起，共同研討彼此都感興趣的波普的科學哲學和貢布里希的藝術史研究。
四人一方面積極介入其時正在興起的新潮美術運動，一方面則深入到中國古代美術史和藝術理論領域，撰寫了一批產生重要影響的論文。
黃專和嚴善錞當時對黃永砯、王文義等人的藝術做了深入探討，邵宏和我則把批判的鋒芒對準了流行的黑格爾式的中國美學。
因為觀點相近，合作密切，時人戲稱我們為「范幫」，又稱為中國「貢派」。
其實那時范景中周圍還有曹意強、楊思梁諸人，是一個緊密而活躍的學術圈子。
其時黃專和嚴善錞合作，嘗試把貢布里希研究藝術史的方法具體運用到中國古代美術史之中，其中的顯著成果是對明末董其昌的重新解讀。
在《文人畫的趣味、圖式與價值》一書中，兩人指出，不能把董其昌的「南北宗論」看成是一個歷史論述，而是要把這一論斷還原到他所面臨的真實情境當中，才能理解其中真義。
對董其昌來說，他其實是兩面作戰，一方面必須反對「偽逸品」，因為這一類作品正在使繪畫喪失其技術標準，淪落為江湖式的雜耍；另一方面他必須反對工緻的「院體畫」，以維護士人畫的價值觀念。
正是通過這樣一種情境還原的方法，兩人深刻地揭示了藝術獲得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之一，恰恰是價值與技術的悖論以及所形成的張力。
黃專的重要貢獻不僅表現在對中國古代美術史的獨特研究之中，他更廣為人知的是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尖銳觀察。
上世紀90年代初他寫作《誰來贊助歷史》，對可能出現的藝術市場有所期望的同時，也提出了初步警告。
他還著重指出，必須從「中國經驗」這樣一個本土化角度重新認識中國當代藝術。
上世紀90年代他開始介入策展。
1992年擔任「廣州油畫雙年展」的學術委員。
1996年，由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畫廊》雜誌主辦、黃專做總策展的「當代藝術邀請展」，準備在中國美術館和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美術館公開展出，後因故取消。
這是上世紀90年代最重要的展覽之一，幾乎所有重要的當代藝術家都參加了展覽。
這也是裝置藝術第一次在中國出現。
此後黃專主持並策劃了一系列重要的中國當代藝術展，如：1999年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辦的「超越未來：第三屆亞太地區當代藝術三年展(中國部分)」；2001年在深圳和香港舉辦的「城市俚語:珠江三角洲的當代藝術展」；2002年在廣州廣東美術館與巫鴻、王璜生一起策劃「重新解讀：首屆廣州三年展」。
此外，黃專還為當代重要的藝術家做個展，如「圖像就是力量：王廣義/張曉剛/方力均的藝術展」、「文化翻譯：谷文達《碑林-唐詩後著》」大型個展、「徵兆—汪建偉大型劇場作品展」、「視覺政治學：另一個王廣義」、「靜音：張培力個展」等。
2005年，黃專參與了OCAT（英文名稱為Contemporary Art Terminal）的籌建工作，並長期擔任藝術總監。
這是他最後十年的工作，卓有成效。
在他的努力下，OCAT成為中國當代藝術重要的平台，更有價值的是，這是一種來自民間的獨立機制。
15年前，黃專發現患有白血病。
幸運的是骨髓移植成功，他闖過了一道難關，但也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
也就是說，這十幾年來，他一直帶著病體頑強工作，直到人生的最後時刻。
2016年4月13日晚，黃專去世，終年58歲。
在他身後，藝術界的悼念如潮似浪。
其中，范景中的話感人肺腑：「在一個追星的時代，在一個學術凋零的時代，在一個知識氣氛悲抑的時代，黃專的奇蹟不僅體現在個體的生命上，也體現在他把『做一個樂觀主義者是我們的責任』的社會抱負上。
他是好教師，是好學者，培養出過優秀的學生，策划過了不起的畫展，他既古典又現代，既過沉思生活，又不排斥行動生活。
他從不會被狹獈的專業所縛，所作所為總是智慧的冒險，總是帶有哲思。
這是他的風格，是被死神逼迫出來的風格。
他深知死神的陰影不但一天都未離開而且日日逼近，但他從不後退，從不恐懼，即使肉身被死鐮割斷，精神也不會被打垮。
所以，他一定也常常向死神感恩，有一次我們談起這個話題，相與會心頷首。
的確，死神也讓他領悟了幸福，這種幸福不與死神對談是難以感受的，什麼是時間，什麼是生命，什麼是照見五蘊皆空，什麼是無有恐懼，無有顛倒夢想，一句話，什麼是生命的奇蹟，這是死神告訴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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