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鴻:古典與當代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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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鴻(WuHung)
1945年生於北京,藝術史學者、作家、策展人。
1968年和1980年分獲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史學士與碩士學位,後前往美國,1987年獲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史與人類學博士學位。
巫鴻現任美國芝加哥大學藝術史系教授,並同時擔任芝加哥大學遠東中心總監和斯馬特藝術博物館(SmartMuseumofArt)策展顧問。
他策劃的展覽包括首屆廣州三年展(2002年)、「過去和未來之間:中國新影像展」(紐約,2004年;柏林,2006年)、第六屆光州雙年展(2006年)等。
已出版的中文著作有《禮儀中的美術》(2005年)、《時空中的美術》(2009年)、《重屏:中國繪畫中的媒材與再現》(2010年)等。
對於中國藝術界來說,3月或許是一個「美國時間」。
軍械庫藝術展的「焦點:中國」單元和紐約亞洲周的開幕,似乎讓我們感到中國藝術在美國的又一次升溫。
實際上,美國自二戰結束以後就逐漸成為海外研究中國藝術的重鎮之一,湧現了一批包括羅樾、蘇立文、高居翰、方聞、班宗華等人在內的學者,並曾一度形成了相應的譜系和流派。
而在如今更趨多樣化的美國學界,芝加哥大學的巫鴻教授可謂是最活躍的一個中國藝術學者。
他的研究領域跨越了古代與現當代的壁壘,以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貫穿始終並互為借鑑。
作為「美國時間」的備課,記者通過電話對在芝加哥的巫鴻教授進行了專訪。
請他介紹在海外進行中國藝術研究的基礎和方法,以及近期的趨勢和動向,也為我們驅散一些對於這一領域的誤解和偏見。
記者:如何在美國進行中國當代藝術的研究?
巫鴻:這方面的研究獲得更大進展是在1990年代末期。
當代藝術中,無論是做研究還是展覽,我都比較強調與藝術家本人的互動。
與古代藝術不同,當代藝術的藝術家不但活著,還在不斷變化,這就對藝術的研究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你不能無視他們的存在,不能只把他們簡化成藝術品,甚至是簡化成一些圖片。
所以從1980年代初開始我在哈佛大學做的一些展覽,都是和藝術家有關。
在國外開始介紹中國當代藝術的時候,往往把它作為一種政治、社會和後冷戰時期的現象來解釋,但是我自己總覺得中國當代藝術和每個藝術家是分不開的,對它的研究和介紹不能僅僅停留在一種集體性現象的基礎上。
記者:古代藝術方面的研究基礎是什麼?
巫鴻:這個問題就比較寬廣了,我原來在故宮博物院工作過,來美國之後先學的是人類學,學位是人類學和藝術史的雙學位。
所以我對當代藝術家的重視,和人類學的背景也有些關係。
在研究古代的時候,我也強調美術是一種人類行為,是人類與社會的聯繫,而不是一些死了的「東西」。
可以說這種對「人」的強調在我所有的美術研究里都很重要,我的著作和教學中也比較強調context,一般翻譯成「上下文」。
一件作品不是孤立的,它總屬於大大小小、性質各異的環境和圈子。
原境是無處不在的,包括我們把一件藝術品轉移到美術館了,看起來它是孤立了,但實際上它被賦予了一個新的上下文。
記者:如何銜接現當代和古代兩方面的研究?
巫鴻:做古代,做當代,它基本的問題並不是完全不一樣的,在美術史的研究中常常被與視覺性有關的問題聯繫起來。
我最近出版的幾本書傾向於把古代、近代和現代聯繫起來。
比如最近出版的《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明顯地是從古代到現代、再到當代。
這麼做下來,你對各個時代的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的理解都會加深——如果你不知道古代,你自然就不可能敲定什麼是現代。
所以對我來說這並不是兩個領域。
把「古、今」嚴格地分開是一種很僵化的美術史做法,並不符合歷史情況和真正的生活狀態。
記者:美國對於中國藝術研究的主流是什麼?
巫鴻:我覺得現在沒有什麼「主流」,如果一定要說現在的「主流」,那就是多樣化。
大約20年前,還有幾個比較清楚的研究重點和研究方法,比如書畫鑑定,或者以捲軸畫、青銅器為中心的對藝術風格、圖像志或社會學的研究,但它們之間的界限已經慢慢地被解構掉了,而新的領域和方法又不斷被引進和發展。
現在美國的中國美術史界裡,各個大學主要的教授裡面,有的做佛教美術,有的做青銅器,做墓葬研究的也很多,反而做書畫的已經不占多數了;還有越來越多地集中到現代和當代的部分。
所以依我看來,美國研究中國藝術目前最主要的傾向就是多元化、多樣化,方法上也是。
所以很難找出哪一個是主流——這個已經不存在了,它往往是被想像出來的東西。
記者:接下來的工作計劃?
巫鴻:現在有幾個項目在進行中,一個是5月份上海余德耀美術館的開幕展,它是完全的當代民營美術館的模式。
展覽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全球的,不分地域和時代;另一部分是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美術,特別是繪畫方面。
然後我也想在國外做一個大的展覽,好久沒有做了,有這個需要去重新審視一下中國當代藝術,關注一些年輕的藝術家。
最近還寫了一本關於中國當代藝術的書——《當代中國藝術史》(ContemporaryChineseArt:AHistory),基本總結了我對於中國當代美術史的敘事。
我很想繼續寫一些比較通行的書。
現在出版的很多圖冊往往很大、很漂亮,但是沒什麼人看。
我想寫一些中文書,能夠讓大家看過以後覺得當代藝術是還可以接受的、是很必要的。
比如《榮榮的東村》,很小一本,黑黑的,有人問我「怎麼印得像個地下刊物似的?」我感到不錯,沒有架子,像是個普及讀物。
這些書的可讀性比較強,沒有那些看不懂的詞彙。
我很想繼續寫作和出版這樣的書,同時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和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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