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金器大賞：兩漢期（上）

兩漢時期，金銀器逐漸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如果說漢代以前金銀器工藝尚依附於青銅器鑄造工藝的話，那麼到了兩漢，特別是東漢以後，金器工藝趨於成熟，脫離青銅工藝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自商周以來加工黃金所用的制箔、拔絲、鑄造等技法，仍繼續沿用，並發明了金粒焊綴工藝；製作規模和使用範圍遠遠超過前朝，無論是數量，還是品種，都已達到一個比較高超的水平；並出現許多裝飾繁複、技藝精湛的金銀器精品。

總體上漢代金器的發展羽翼漸豐，為唐代金器的興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82年正月初七，馬湖店村農民萬以全在挖水渠時，發掘出一件珍貴的青銅器和數十件黃金文物，這一發現便被稱為南窯莊窖藏。

在這眾多的金器中，有一隻長16厘米，寬17.8厘米，通高10.2厘米，重9000克，含金量為99%的金獸。

這隻閃閃發光的金獸空腹、厚壁，為澆鑄成形，是目前全國考古發現的古代黃金鑄器中最重的一件。

（西漢，金獸，江蘇省盱眙縣南窯莊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金獸蜷曲趴伏，瞪目俯耳，張口露齒，神態警覺，前爪伸於頜下，長尾從腹下穿過，斜置於左背。

頭大、尾長、身短而粗壯，似虎更類豹。

頸部鑄項圈3道，頭、頸間有一環鈕。

除項圈和眼部外，遍身鏨鑿斑點，大小相當，呈不規則的圓形，十分精美。

體內空，內壁刻有小篆「黃六」2字，為秦漢文字。

黃指質地為黃金，六為序數。

整個器物造型渾厚生動，與西漢、東漢石刻藝術作品的風格相似。

（西漢，金獸，江蘇省盱眙縣南窯莊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通常所見的金器大都是捶擊而成，而金獸卻是古代金屬鑄造工藝和金器捶擊工藝這兩種技法完美結合的產物，實屬罕見，彌足珍貴。

（西漢，金獸，江蘇省盱眙縣南窯莊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金獸究竟是什麼動物至今仍沒有一致的看法。

有人認為是老虎、有人認為是獅子、有人認為是豹子。

從其造型來看，應該更加接近豹子。

從與金獸、青銅圓壺共出的麟趾金，以及金獸的造型及其文字等看來，其窖藏的最後入藏年代在西漢時期。

但究竟是誰將它們匆匆掩埋依然無從得知。

（西漢，金獸，江蘇省盱眙縣南窯莊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關於金獸的用途，有人根據其仿照秦漢時期作為稱量標準的銅權製造的環鈕，以及內壁銘文「黃六」兩字，推斷應為國庫專用的衡器。

但是，更具說服力的論斷是，此金獸應為壓邪之器，故宜名為「鎮」。

盱眙金獸以巨量黃金鑄成，充分展現了其擁有者的巨大財富和熾人權焰。

金餅為西漢時期的黃金貨幣，其形如圓餅狀，底面微凹，正面隆起。

有滴鑄而就產生的不規則空洞，素麵有冰裂紋現象。

（西漢，金餅，江蘇省盱眙縣南窯莊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金餅在當時，一般不作流通使用，只是作為貯藏、賞賜、饋贈、進貢、贖罪等用途。

據《漢書·武帝紀》記載：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龍首，獲白麟以饋宗廟。

渥窪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

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裊蹄（裊是一種馬，裊蹄就是馬蹄）。

以協瑞焉。

』因以班賜諸侯王。

」。

由此可知，在武帝太始二年以前，西漢已經使用黃金鑄幣。

而在這一「祥瑞」之年，將金幣改鑄成麟趾和馬蹄的形狀，並也相應更名。

這種所謂的「麟趾金」和「馬蹄金」最主要的作用是賞賜諸侯王。

（西漢，麟趾金，江蘇省盱眙縣南窯莊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麟趾金正面為圓形，背面中空，周壁向上斜收，口小底大，形如圓足獸蹄。

（西漢，馬蹄金，江蘇省盱眙縣南窯莊窖藏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馬蹄金底面呈橢圓形，內凹，中空，狀如馬蹄。

麟趾金和馬蹄金在具體使用過程中仍需稱量，因此也是一種稱量貨幣。

這件金腰帶扣出土於楚王陵外墓道耳室的兵器堆中。

黃金鑄成，每副帶扣由一對形狀相同、圖案相對的金板構成。

扣面淺浮雕圖案，主體為猛獸咬斗紋，周邊為勾喙鳥首紋。

背面光素，四周具有邊框，中部為兩個橫向雙環紐。

每塊帶板的內下角有一略近三角形的小孔。

這樣完整精美的西漢「金腰帶扣」非常罕見。

（西漢，金腰帶扣，江蘇省徐州市獅子山楚王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這幅金帶扣雖與戰國時期北方匈奴墓地或窖藏中發現的同類器風格相似，但它並不是匈奴的遺物，而是漢地金銀工匠的作品，表明漢代和北方草原民族密切的交流和往來，在裝飾藝術上受到草原風格的影響。

筆、墨、紙、硯合稱「文房四寶」，這件鎏金鑲嵌獸形銅盒硯是珍罕的文房實用硯，構思奇特，工藝精湛，代表了漢代制硯工藝的最高成就。

（東漢，鎏金鑲嵌獸形帶硯銅盒，1970年江蘇省徐州市土山漢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銅盒硯長25厘米、寬14.8厘米、通高10.2厘米，通體鎏金並鑲嵌紅珊瑚、青金石、綠松石。

盒蓋與盒身以子母口相合，渾然一體為伏地神獸。

（東漢，鎏金鑲嵌獸形帶硯銅盒，1970年江蘇省徐州市土山漢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它首似龍形，雙目呈三角形，睜目凝視，兩眉突起，並飾雙角。

伏地匍匐、咧嘴露齒，其下頜前伸，巧妙地構成貯水墨池。

腹微鼓，扁平光滑的長方形石硯置身其中，石質為甘肅臨洮石，上置圓形研石一塊。

尾捲曲藏腹下。

背脊隆起，雙翼凸顯。

背部中心設一橋鈕，可繫繩，便於提揭。

（東漢，鎏金鑲嵌獸形帶硯銅盒，1970年江蘇省徐州市土山漢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銅盒硯的整體形狀貌似蟾蜍，是當時的神獸。

秦漢以來，古人對蟾蜍頗為敬畏，認為是鎮凶邪、助長生的吉祥物。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稱印是「執政所持信」，稱璽為「王者印」。

事實上，秦代之前，兩者並無分別，使用何種材質的印璽也沒有規定。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才規定皇帝所用稱「璽」，官私所用為「印」。

官印的質料往往隱含著嚴格地等級制度。

金、銀印只適用於皇太子、諸侯王、王后、列侯、大將軍等及其秩比二千石至中二千石的高級官員。

（漢代，「關內侯」金印，湖北省雲夢縣吳鋪鄉趙許村採集，湖北省博物館藏）

這枚金印印座正方形，烏龜形鈕，重125克，印文為陰刻隸書「關內侯印」四字。

「關內侯」最早是商鞅在秦國設立的爵位，漢承秦制，位列二十等爵之第十九等，地位很高。

在兩漢歷史上，江夏郡安陸縣（漢時雲夢屬安陸縣）人黃琬受封過關內侯。

《後漢書·黃婉傳》載：「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黃琬有撥亂之才，由是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郎中。

中平初，出為右扶風，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

時寇賊陸梁，州境凋殘，琬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

」因此，這枚金印的主人很可能就是黃琬或者是他爵位的繼承人。

《廣雅》曰：「鎮，重也」。

此套銅鎮為當時貴族坐席四角的壓席重物，不僅是精美的藝術品，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的一側面。

（漢代，鎏金臥虎形銅鎮，1982年陝西省西安市東郊三店村漢墓出土，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該器形為一臥虎，獸身蜷曲，一套四枚，大小，形制基本相同，表面鎏金，但鎏金層有脫落。

從工藝上看，先由模具的內外范製成器物圓雕形的輪廓，再進行鎏金處理，最後將其空腔內灌滿鉛，以增加其重量，實現壓制物體之功能。

唐代以前，古人以席鋪地，席地而坐。

然而，席在人們落座、起身、挪動時常會移動、傾斜，為避免此類問題，古人在蓆子的四角放置鎮，用來壓席，席鎮便應運而生。

（漢代，鎏金走虎嵌海螺銅鎮，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席鎮主要流行於秦漢魏晉時期，是古人生活中重要的器物。

武功地處關中平原西部，是大漢忠臣蘇武的故里。

建縣始於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王莽新朝天鳳二年（公元15年）改為新光縣，東漢初廢入眉縣，永平八年（公元前65年）復置武功縣。

（漢代，鎏金臥虎型銅鎮，1959年陝西省武功縣出土，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出土於武功的這件銅鎮為鑄造成型，外觀似虎，雖未對細節精雕細琢，但整體造型古拙生動，製作精湛，充滿了漢代質樸之風。

鎏金青銅器大約於西漢中期以後開始流行（尤其鎏金飲食器），出現這一現象並不是偶然的，乃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漢代，鎏金銅勺，1952年陝西省關中地區漢墓出土，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一方面西漢是個著名的多金王朝，文獻中關於黃金的記載比比皆是，為鎏金工藝的發展提供了物質保障；另一方面當時的上層統治者迷信神仙方士之言，如《史記》載李少君進言「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祈望通過「食金」以求「長生」。

鎏金飲食器，如這把鎏金銅勺就是很好的例證。

兩漢及兩漢以前鎏金銅器的發展與人們對金的認識和使用程度密切相關，作為黃金加工工藝的一種，鎏金（銅器）同金器一樣，被賦予了禮制或宗教方面的意義。

尤其是西漢武帝之後，鎏金銅器開始流行，不僅製作精美，而且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

（漢代，鎏金刻花銅器座，1982年陝西省西安市東郊三店村漢墓出土，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兩漢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存在時間較長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也為鎏金器的興盛提供了較穩定的社會基礎，使其流行於世俗社會。

犀牛現在是一種珍稀的野生動物，僅生存於南亞及非洲，我國境內現在已經沒有野生犀牛，但在歷史上，犀牛曾大量生存於我國境內。

由於「焚林而獵」和「犀甲軍裝」而對犀牛濫捕濫殺，到了西漢後期，犀牛在我國已經十分罕見了。

（漢代，鎏金銅犀牛，1964年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城遺址東賈村出土，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犀牛和古老的中華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不但是鎮水的瑞獸，也是人們圖騰崇拜的祥獸，還視其為避邪神物。

當時的人製作以犀牛為形象的器物，以求驅邪避災，迎福納祥。

這件鎏金銅犀牛造型小巧，工藝精湛，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注1：文中照片均為作者拍攝。

注2：文字內容參考展覽說明及相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