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王堆學」園地中耕耘

——寫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出版之際

3號墓簽牌

今年是長沙馬王堆漢墓發掘完成四十周年，《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近日出版了。

該書共七冊，其中整理圖版和原始圖版三冊，釋文和注釋四冊。

這是馬王堆漢墓簡帛資料第一次全部集中公開面世，也是馬王堆漢墓簡帛資料的圖版第一次全部以高清全彩的形式示人。

20世紀70年代初發掘的長沙馬王堆漢墓，是轟動世界的考古發現。

三座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為世界展現了一幅漢初社會全方位的真實圖景，其價值無論如何高估都不為過。

馬王堆3號墓出土的簡牘帛書，是馬王堆出土文物中的重中之重。

這些書除了少部分有傳本或近似內容流傳下來外，大部分都不曾見過，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從3號墓的簡牘帛書出土之日起，學術界就開始了對這些簡牘帛書多角度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叄）、（肆）是這一研究的集大成者。

即使用今天的學術水平來衡量，這三本書的學術質量也是相當高的，尤其在利用傳世典籍與帛書對讀參照方面，在沒有任何電子檢索的條件下，全靠手工翻查和對古書的熟悉，能做到與今天用電子檢索的結果相近的切合度和準確度，更凸顯了前輩學者紮實的功力。

但是除了這三本書，馬王堆簡帛還有不少內容沒有公布或在其他著作中零星公布，另因照相和印刷條件的限制，也留下了不少缺憾。

近20多年來，馬王堆漢墓簡帛資料整理和出版滯後，有很多「馬王堆學」的研究者和愛好者不斷呼籲儘早整理公布全部資料。

有鑒於此，2008年，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中華書局聯合組織研究人員分別對50多種簡牘帛書進行整理，包括拼對殘片，新寫釋文，撰寫說明和注釋等工作。

六年整理工作的結果，就是這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作為該書整理工作的主要參與者，我想把整理撰寫工作中的點滴收穫和通過整理工作產生的兩點感受寫在下邊，供對此書感興趣的讀者參考。

拼綴後的馬王堆帛書

整理工作的一些收穫

3號墓的帛書邊角部分腐蝕粘連嚴重，出土後就像是一塊「泥磚」。

因提取竹簡時的一次失誤，對帛書造成了一定的損傷，加上揭裱拼合及移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自然斷裂等原因，使得帛書殘斷嚴重，「千窗百孔」，有些小碎片比小指頭還小，裱在一張紙上有幾百個之多。

整理帛書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碎片的拼綴，其中包括新綴和對舊綴錯誤的改綴。

拼綴碎片，要熟悉所要拼綴的帛書的內容、字體，需要對殘字筆畫的大小、正側，對筆畫的走向，墨色的濃淡等因素觀察細微。

這次的重新整理工作，幾乎每篇帛書都有新綴或對舊綴錯誤的改綴，僅陳劍負責的《周易》部分，就新綴、改綴、綴入補足130多片，這使得新釋文更為全面準確。

此外，這次的重新整理利用彩色照片，在釋字上有了很大的提升，新釋和改正舊釋錯誤的地方也很多。

在句讀、通假等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進。

3號墓帛書因折迭並長期泡水，使得字跡向上、向下或透過帛向上或向下沾染浸潤，分別產生了「倒印文」「反印文」和「滲印文」。

此次整理，對這一點給予了充分重視，因此補出了很多字，在拼綴殘片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範例。

這次對3號墓帛書的重新整理，讓我們對古代用帛寫的「書卷」的各種外在形式、折迭存放方式、空白頁和襯頁的樣式和使用方法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這是可以填補中國書籍史上某些空白的新知。

在整理中還對個別帛書的分卷和命名進行了修正。

如原定名為《雜療方》的一篇，其實應該分為兩篇，雖然兩篇都抄寫在同一卷上，但是中間還是有一定的間隔的。

第一部分是專門講「房中」的，我們命名該篇為《房內記》；第二部分是專門講「驅除和治療蜮毒」的，我們將其改稱為《療射工毒方》。

如此重新命名並明確了所治之症後，原來很多對方中用藥的模糊認識就可以澄清了，對方中所用之藥的藥理藥性也有了更為清楚的認識。

3號墓帛書中有很多術數類的書籍，其中如《陰陽五行》《刑德》等內容很難懂。

負責整理這部分帛書的程少軒發現，《刑德》的有些內容是根據秦漢時期的實際戰例編排的，這樣就使得這些本來看上去乾癟無趣的記載，一下子透出了內藏的史影，從而變得光彩異常。

當然，這次重新整理工作中的收穫遠不止這些，以上所談只是舉例性質的個人之見，相信有不同學術背景的人都能從書中找到新發現和新的興奮點。

整理工作的兩點感受

在整理馬王堆漢墓簡帛的工作中，筆者萌生了很多感受，現就其中感受較深的兩點略述如下。

當面對大宗的出土資料整理工作時，最好要採取集中力量，集中時間的方式。

由《集成》主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率領的復旦研究團隊集體攻關，兩次遠離家門進行較長時間的集中研討。

或針對某一篇帛書集體認字、揣摩理解文意；或針對某一人的整理文稿集體提意見和修改建議。

互相提意見時不論長幼尊卑，一切以學術為依歸。

這些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如第一次公布的《木人占》，文字模糊且潦草，原整理者只能認出30%左右的文字，經我們研究團隊的集體集中辨認，釋出率已達90%以上。

然而，團隊中有的人需要上課，有不少人承擔著集體或個人的其他項目，因此「集中時間」很難保證。

因出版時間的限制，不得不儘快交稿，留下了一些遺憾。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20世紀80年代，我的老師姚孝遂先生率領吉林大學的研究團隊，駐紮浙江省博物館，在兩年的時間裡編成《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和《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兩部甲骨學大型工具書的事。

那才真正是既「集中力量」，也「集中時間」。

至今這兩部書一直是甲骨學研究者經常翻查的案頭必備。

正如姚孝遂先生所說，當時如果不遠離家門集中力量和時間來做，真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才能完成。

當今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日趨精密化，這首先表現在對資料信息的處理、提取和著錄的手段上。

隨著數碼技術和出版印刷技術的不斷更新和提升，一方面在研究上對資料信息的要求越來越高，一方面數量全、質量高的資料信息，也拓展了研究的視野，充實了研究的學術含量。

譬如原來著錄簡牘時只照簡牘的正面，自發現簡牘背面常常會有記錄簡序的劃痕後，簡牘背面的信息也變得不可或缺。

用紅外線照相和掃描處理簡牘也已逐漸流行，這使得很多模糊不清的字跡變得可識易認。

這些事實提示我們，在處理和提取資料信息時，應該本著儘量全，或寧全勿缺的原則，因為有些資料信息即使當時用不上，說不定何時就有可能因技術的突破或研究角度的拓展從而發生作用。

而如果忽視這一點，沒有在早期及時處理和提取更多的信息，待資料本身日漸衰朽殘滅後再想重新追尋一些信息，恐怕就已悔之晚矣。

在考古學領域這類教訓實在是不勝枚舉。

由此我們會想到當初發掘整理馬王堆帛書時，如果有更好的技術手段，譬如提取時沒有破壞到帛書，揭裱時有錄像，有嚴密的登記和記錄，有及時的紅外照相等，那如今提供給我們的信息，就會遠不止今天這些。

當然，我們不該以今天的條件苛求當初，不過以古鑒今，記住歷史的提示，在今天面對資料時，在處理、提取和著錄資料時儘量做到完善周全，就變成是必須的了。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的編輯出版，只是「馬王堆學」研究征程上的一個節點。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碎片拼綴、文字考釋、詞義訓解，尤其是文意推闡、意義抉發等工作，可以預期一定不可限量。

（文/劉釗 作者為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裘錫圭 主編 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