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路徑的「道」與「本」

——「余敦康學術思想與成就研討會」發言摘要

主持人（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鄧瑞全教授）：

今天的會議主題是探討當代著名學者余敦康先生的學術思想。

余先生生於1930年，湖北漢陽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周易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學術顧問，1993年至2002年，任第八屆和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余先生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文化史、哲學史與思想史的研究，出入儒、釋、道三家，視角獨特，思想深刻，特別是在儒學、玄學、易學三個領域，用功最深，建樹最多，成果斐然。

余先生的主要著作《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論》《易學今昔》《何晏王弼玄學新探》《魏晉玄學史》《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漢宋易學解讀》《周易現代解讀》等，以綜合性和開創性示範學人，一向為海內外學界所推重。

余先生的學術旨趣和關注點從未脫離國家文化發展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力圖解決當今時代遇到的新問題，特別是中國當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如何從傳統文化中獲取理論支點和思想資源。

余先生主張，根據對未來的展望來重新認識傳統，並上升為理性的自覺，最終建立起既能夠體現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又能夠適應當代社會發展，且與世界優秀文化溝通、互融的哲學精神和價值理念。

余先生堅持，學術研究必須建立在可靠的經典解讀、嚴謹的學理分析和邏輯推導之上，其經世濟民的治學理念、「人能弘道」的擔當意識、綜合創新的學術自信、兼容並包的學術胸襟頗具一代學術大師的氣度。

近年來，社會各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余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成就也越來越受到關注。

此次《光明日報》國學版與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共同舉辦研討會，研究余先生的學術理念和治學方法，探討余先生的學術思想和取得的成就，學習余先生的學術品格和創新精神，有助於推動當下中國古代文化史、哲學史和思想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對青年學者，更有激勵和示範作用。

詮釋學是哲學、哲學史的唯一進路

洪漢鼎（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余先生比我大8歲，1956年我進入北大讀本科時，他已經是研究生。

1957年我們都被打成右派，次年一起在北京郊區齋堂勞動改造，我們成為苦難中的摯友。

後來余先生回到北大，在資料室工作，我就利用課餘時間，幫他抄寫資料，周末我們一起去頤和園湖中游泳。

我從1963年離開北大到大西北工作後與余先生聯繫較少，直到1978年到社科院之後才又聯繫。

余先生過去身體好，喝點小酒談笑風生。

現在是不可能了，坐上了輪椅。

書也都捐獻了，跟我表示很遺憾做不了學問了。

今天看到視頻中余先生的氣色很好，我覺得很欣慰。

余先生一直非常重視詮釋學，指出一定要搞起詮釋學，而且要學派式地搞，打出旗號。

今年春節囑咐我說自己身體不行了，要我挂帥，把中國經典詮釋學說推廣到全世界，非常誠懇。

余先生在社科院有一篇《詮釋學是哲學和哲學史的唯一的進路》的演講。

就這篇文章我談談余先生的思想。

第一，余先生指出哲學就是哲學史，哲學家就是哲學史家。

搞哲學離不開哲學史。

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一輩子不斷畫逗號，始終不能畫句號，感到一種悲哀。

這種悲哀涉及了哲學與哲學史、思想與思想史關係的問題。

自己搞了一輩子無非是搞了哲學史而沒有搞哲學。

第二，哲學研究就是詮釋學。

哲學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進程，我們一經研究就已經進入歷史發展的進程了。

要把前面的讀一讀，想一遍，這都是通過詮釋得來的。

要詮釋，要有詮釋對象，不能只講自己，也不能光講別人。

因此，詮釋學是哲學、哲學史的唯一進路，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規律。

哲學就是經典詮釋。

第三，詮釋就是理解和對話。

經典沒有固定不變的原意。

一個偉大的民族必有自己的經典。

經典除了帶有原創性，還必須要有開創性。

經典要根據時代需要不斷發展，絕不是固定不變的。

什麼叫作原意？為什麼要把原意搞出來呢？有什麼用呢？爭來爭去都是假問題。

經典詮釋的重要標準是按照時代需要重新進行闡釋。

真正的經學家是時代的代言人，這才是最重要的。

余先生的詮釋學思想與西方詮釋學是比較接近的。

第四，中國有自己的詮釋學，從先秦時就有了。

每個民族、宗教都有自己的詮釋學，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規律。

崇洋媚外在學者身上體現得最嚴重。

我們要發掘自己兩千多年的經典詮釋學。

第五，搞詮釋學不光是理論，要具體詮釋東西。

現在在經學方面是一片空白，我們對古代的經典並沒有解釋。

對余先生的上述觀點，贊同之餘我認為有幾點值得商榷：一是我們與經典的關係問題。

余先生認為是我們需要經典，經典並不需要我們。

實際上我們與經典彼此需要，經典是需要我們來不斷闡釋的。

二是中國究竟有沒有詮釋學的問題。

在從事西方詮釋學的學者看來，中西方詮釋學的研究者在概念的理解上是不一樣的。

中國經典詮釋的傳統與中國現代經典詮釋學兩個概念要分清。

三是詮釋學是要做具體的研究，但是不能否定詮釋學理論的研究，要允許一部分人引進西方的研究成果。

中國哲學轉軌的旗手

姜廣輝（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

余敦康先生是當代著名學者，一生從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

我想應該給他一個歷史定位與評價，想了很久，覺得用這樣一句話概括比較合適：「中國哲學轉軌的旗手。

」

在我看來，中國思想史有一個蛇行線式的發展規律。

英國著名畫家、美學家荷迦茲曾說：「蛇形線是最美的線條。

」這是美學家的審美判斷，而我想做的是一個歷史事實的描述。

如果我們畫一條由下而上的蛇形線，中間用一條中軸線來貫穿，呈現在左面的是西周王官之學（六經）、兩漢經學、南北朝隋唐經學、清代經典考據學，呈現在右面的則是諸子百家之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近代西方哲學。

左側表現為經學，右側表現為哲學，二者交替向前行進。

當一種思潮走到極端時，就會轉向另一思潮。

而現代正好走在了一個需要轉軌的臨界點。

此前的一百年，即從20世紀初開始，由於西方哲學的引進，有一個用西方哲學範式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思潮，一百年間中國哲學史研究隨著西方哲學範式的變換而起舞。

應該說，這期間中國學者對西方哲學的學習是很虔誠、認真的，也學到了許多的精華。

但今天很多學者已經認識到，這種用西方哲學範式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

現在應立足於民族本位文化，構建中國的現代哲學。

近20年來已經有一些學者呼籲棄用西方哲學範式，開創有現代中國特色的哲學範式。

其具體方法是，重新回到中華元典，從那裡尋找靈感和智慧，以醞釀、創造有中國氣派的新哲學。

余敦康先生就是這種主張的倡導者和引領者。

他經常啟發我們不只是做哲學史家，更應該做哲學家，不應當只是做思想史家，更應當做思想家。

所以我說他是「中國哲學轉軌的旗手」。

余先生20世紀50年代在政治上曾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經歷了很多磨難，但他不改初心，一直為弘揚中國固有的優秀文化而不懈努力。

他對中國文化有著由衷的熱愛，並且始終處於學術的前沿，他內心一直在思考中華文化究竟應該怎樣發展。

在他看來，今日中國，需要能夠凝聚中華民族的新的哲學體系、思想體系。

這個思想體系既能融匯先哲的智慧，也能滿足當代社會的需要。

余先生研究上古宗教，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在基因的層面，一開始就與西方不同。

中國人重視血緣、重視家族。

近百年來學者以西方文化為坐標，把中國文化的這個特點完全當作負面的東西加以批判。

余先生則反思其中的積極因素，認為它正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發展源泉。

他的研究不僅僅是從自身的興趣出發，而是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文化究竟能不能現代化？余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鼓勵我們盡力探尋民族文化靈魂性的東西。

我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提出，一個民族總有自己的價值觀，中華元典就是中華民族價值觀的集中體現。

余先生對此很欣賞。

余先生的思想是與時俱進的，他的思想很犀利，有很強的穿透力，一下就能抓到問題的實質。

他的語言又非常幽默，一講話就能抓住聽眾的心。

這一點學術界同仁都很欽佩和羨慕。

余先生於我是亦師亦友的關係。

每次與余先生交流都會得到很多啟發。

他的學術思想值得我們好好學習和研究。

探討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特點

王震中（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

與余先生接觸不是很多，但非常關注先生的研究。

感覺他一直走在前沿，非常突出。

很關注中國歷史的研究，包括上古史。

與侯外廬先生思想有相通之處，都認為追求中國思想文化的特質，不能不探討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特點。

先生也在探索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對中國上古的宗法和背後的血緣性、家族宗族組織很關注，抓到了特點。

先生與侯先生所處的時代不一樣，先生主要以中國的歷史思想與文化為本，參照西方來形成自己的東西。

余先生的思想很前沿，也關注西方的很多理論，但不認為西方理論就能解決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問題，我們現在的任務是整合，在理論上要以我為主。

如果自己的思考不能反映時代的脈搏就成不了思想家、學問家。

余先生的主導思想以中國、中華民族為主，探討中國文化思想的特質、民族的獨特性、歷史發展道路特點與中國哲學思想的關聯。

像余先生這樣有著坎坷的經歷，有著精神上追求的學者，現在比較少見了。

引用的東西不熟悉、不鑽進去很難看到實質，余先生在各個領域都能鑽進去，很了不起。

沒有哲學頭腦成不了思想家，不鑽研哲學史、思想史也不能成為思想家，像先生這樣做，中國學界出現一些大家是有可能的。

否則就是工匠或者是空談，先生的學術路徑很好地避免了這兩種偏差的出現。

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

張濤（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教授）：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余敦康先生的學術興趣轉移到易學研究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易學著作，在《周易》經傳性質、《周易》經傳思想的核心價值、易學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以及易學的當代價值等方面均有創穫，為推動當代易學研究乃至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和發展貢獻卓著。

關於《周易》經傳性質的研究方面，余先生認為「在先秦時期，易學並沒有固定的學派屬性，《周易》也不是專屬於儒家的經典」。

就總的趨勢而言，儒家往往要從道家那裡借鑑自然主義的思想，道家也往往要從儒家那裡汲取人文主義的營養來補充自己，從而在中國思想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儒道互補的基本格局。

余先生認為，《周易》的思想模式代表了一種儒道互補的新型的世界觀。

所以他認同《易傳》是「綜合百家、超越百家的產物」之論點。

余先生此舉對於思考中國哲學的起源與目標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啟發意義。

對於《周易》經傳思想核心價值的詮釋，是余先生易學研究的另一貢獻。

《周易》經傳中蘊涵有豐富而寶貴的和諧思想，余先生立足當代，對此作了系統詮釋：就價值理想而言，一個以「太和」為最高天人和諧的「易道」，實質上就是《易傳》思想體系中統貫著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體之學。

這樣《周易》自覺地接上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源頭，融匯為一種代表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的和諧之道，也最能全面地體現中華民族的文化價值理想。

余先生還深刻地揭示了《周易》和諧思想中所蘊含的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認為《周易》主張和諧、討論治亂興衰的規律，實為撥亂反正之書。

歷代有識之士往往抱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從《周易》經傳中尋找撥亂反正的理論根據，這就在中國的政治文明中形成了一種以《易傳》和諧思想為主導的傳統。

余先生此論，有助於我們持續深入地研究《周易》的政治智慧，更好地理解「易道」的特質，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想。

在治易理念和方法上的開拓創新，余敦康先生的貢獻也十分突出。

在中國易學發展演變的歷程中，曾出現過許多流派，清代四庫館臣將其總結為「兩派六宗」。

余先生強調，我們的易學研究，應該實現從「描述的水平」向「理論的高度」的提升，他本人已不再滿足於對具有「理論的高度」的「大而無當的問題」的哲學思辨，而是對易學思想的時代功能選擇展開深入思考，這在其宋代易學研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余先生對於傳統易學加以詮釋的出發點，是力圖描繪出經先秦積澱而形成的「易道」，即《周易》的思想精髓在不同歷史時期外化發展的過程。

這種「外化」主要表現為通過政治決策的合理化，實現儒家的文化價值理想，完成內聖外王的貫通。

在具體研究中，余先生做到了「我和經典構成一個『視界的融合』」，不僅很好地將思辨闡釋與史實考辨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也使學術思潮與政治發展互動交融，可謂是將歷史實證與理論分析緊密結合的研究範例。

余先生對於易學思想的現代意義、當代價值也格外重視、極力彰顯。

他認為，儘管中國歷史上很多典籍都提到了「和諧」這一理念，但是將其提升到哲學高度的，最為主要的就是《周易》。

中國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在和諧。

和諧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核心，同時也關乎世界文明未來發展的方向。

與此相聯繫，余先生強調，《周易》智慧，特別是其「涉世妙用」，是一座發掘不盡的寶藏，對我們當代社會的各項事業也能夠起到某種指導和借鑑作用。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近年中國傳統文化強勢回歸的大背景下，余先生對包括《周易》在內的國學經典的普及、推廣也特別重視，做了大量工作，從而鑄就了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成功典範。

中國路徑的「本」

梁樞（《光明日報》高級編輯）：

評價一個思想家，應放在他與時代的關係中去考察，才能給出比較客觀的定位。

在我看來，余先生是今日之中國為數不多的堅守在「家」的儒者。

若以孝共同體為坐標，至少自「五四」以來，離開這個共同體，也就是從我們的「家」向外走出去，是一個基本的態勢與走向。

爭著從「家」里出來，而且帶著孔子一起離開，很大程度上成為20世紀儒者的共同心態。

怎麼才能離開呢？要從新文化的衝擊中把孔子拯救出來，就得解決仁以及儒學乃至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

而要解決合法性，就得與基於血緣的共同體作一個區隔。

時代命運重壓之下，可以於儒者身上明晰地感覺到一種「合法性焦慮」：只有超越血緣性，才能把世代中國人作為基因的孝共同體屬性，也就是「特殊主義」抽象掉。

正是通過這一抽象，孝共同體被清場，仁得以順利地進入單子世界，出現在兩個「孤立的個人」之間，獲得普適性。

在這種「向外走」的時代潮流滾滾襲來的時候，那些逆潮流而動，堅守在「家」的儒學學者，便格外地令我們肅然起敬。

我舉兩位當代學者。

一位是安樂哲先生。

在出身於異文化的安樂哲看來，中國人的家是世界未來發展的美好願景之策源地，在很多中國學者想方設法地將仁、將儒學與傳統家庭相區隔的時候，樂安哲想的卻是：「這些以家庭為中心的儒家價值是否會在接下來的十年促成新的世界文化秩序？」另一位就是余敦康先生。

2002年9月於《光明日報》刊出的《中國詮釋學是一座橋》，是我主持的有餘先生參與其中的第一個訪談，在此後的十餘年間，先後又有《中華文明的前軸心時代》《五十年國學沉浮錄》《新理學七十年》《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等。

把這些訪談放在一起連貫著來看就會發現，余先生的言說中有一個很一貫、很穩定的「本」。

這個「本」也就是孟子「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所言的「本」；就價值觀而言，這個「本」為余先生提供了一種基於理性的信念的支撐，讓他在別人往外走的時候，還能堅守在「家」里；就思想方式和表述方式而言，這個「本」構成了余先生的一種穩定而持續的「語境」。

若我們非得給這個「本」起個名字，那就是共同體。

共同體作為本，有四個基本特點：基於血緣；尊親結構；九族、百姓、萬邦三位一體；道德、制度、信仰互為中介。

對此，余先生於《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論》兩部著作中，都有深入的論述。

余先生以宗統連貫三代，鮮明地指出了基於血緣這一共同體思維的首要特點。

從五帝到三代，中國「古人之大體」經歷了從「公天下」向「家天下」的歷史轉型。

在此過程中，私有財產出現，貧富分化，分工和階級產生，原始共產主義逐漸瓦解——此乃中西通例。

但是在中國，本應逐漸退出歷史的血緣、宗族等「公天下」的社會組織形式，卻被作為結構性的資源，用以自覺自為地建構社會共同體，由此走出了一條與中西通例之歷史相反的曲線，開創了文明進程的中國路徑。

前軸心時代，諸如天命之於商，德之於周，禮之於春秋，這些概念何以處於當時思想世界的中心，成為一個時代的核心價值？回答這些本原性的問題，都要基於血緣才有可能。

余先生把三代看成一個連續發展的文化序列，宗統作為國家與社會的組織原則於其中一以貫之。

而宗統所指稱的正是我們的家——孝共同體。

由此，余先生將中國路徑的探索，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的發生學源頭的追溯，導入了共同體歷史的邏輯和語境之中。

應該說，這是一個開創性的貢獻。

不僅如此，他還實際地給出了共同體的尊親結構。

這一方面表現在其關於尊尊親親關係的論述中，另一方面是在對商周之變的歷史總結中，實際地指出尊尊親親是共同體最大的德。

由此，中國文化「道德主體性」，道德於中國文化與社會的「優先性」「德性倫理」等等，就走出抽象實體的狀態，而成為結構性的存在。

在余先生的論述中，共同體概念為我們呈現出重要的多層面的方法論意義。

它引導我們從以往的儒學研究側重於修己安人，側重於主體與實踐，而進一步深入到客體、結構與時代。

它幫助我們把古今兩個共同體打通，把當代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建立在科學總結古代命運共同體歷史經驗的基礎之上。

新世紀興起的國學熱表明，今天的中國人，正在經歷著至少自「五四」以來的文化方式上的一個重大轉向：我們正在從「向外走」的態勢中轉身，我們正在「回家」。

而在「回家」的路上，余先生是一位引領者。

《光明日報》（ 2016年10月24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