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巴黎傳統：馬克思早期法哲學思想探源

引 言

19 世紀的西歐，幾乎所有青史留名的思想家都被浪漫主義情懷深深感染。

這種情懷要麼被歌頌為 「新世界的誕生」、一種 「真正的詩」，與那個時代中一切舊事物、舊制度格格不入; 要麼被指責為人性的病態爆發、野蠻無能，如尼采所謂的 「病態的疏離」。

浪漫主義到底是新世界的法權原則，還是根本就是一種病態，暫所不論，但尼采的 「疏離」 ( Entfremdung) 一詞卻使用得 極 為 獨 到。

Entfremdung 又 可 譯 作 異 化( Alienatio)，用來指稱人的主客體分離。

尼采使用 「疏離」來批評浪漫主義的人 － 神分離、離經叛道，既發現了浪漫主義的內核，又顯得對浪漫主義 「庸眾救世」沒有任何信心。

事實上，浪漫主義從一種全新的批判文藝風氣開始，逐漸濫觴為一種主導革命意志的政治思潮，其實質就是將審美創造的權力轉移到了個人身上，讓個人成為自己的參照，讓人自身承擔起全部歷史的重負。

簡言之，人民創造歷史。

1789 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是浪漫主義的第一次大演練，因此被認為是世界歷史 ( world history)的分水嶺，一種被稱作 「現代史」的新時代從法國大革命開始。

而它的最大功績，就是發現 「人民」 ( Volk) ，並進而認為人民是政治意志的最後擔綱者。

浪漫主義與政治革命之間具有一種內在的含混離奇的關係，恰好這種關係在 19 世紀的巴黎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戲劇化實踐。

巴黎既是 「自由之鄉」，又是 「烏有之鄉」。

馬克思早期的重要文本 《論猶太人問題》、 《＜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導言》、 《巴黎手稿》 都是在巴黎完成的。

下文以思想史方式展開，通過對馬克思早期文本以及與費希特、黑格爾、托克維爾的思想比對，逐步揭示馬克思早期法哲學思想與巴黎浪漫主義思想之間的內在聯繫及決裂之處。

馮友蘭曾以 「信古」、「疑古」、 「釋古」來表述中國史學界的三大派，分別對應 「抱殘守缺」的信古一派、 「審查史料」的疑古一派和 「融會貫通」的釋古一派。

這裡謹借三詞來說明馬克思對浪漫主義的理解從迷戀走向超越、重釋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