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漢文文獻有待進一步研究

直到今天，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往往依舊滿足於「汗牛充棟」的中國史料，似乎理解中國只能去中國文獻中尋找。

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及其所在的文史研究院一直期待那些被「減去」的中國歷史在周邊的眼睛中重新浮現。

有很多「只緣身在此山中」、自己看不清楚的歷史細節，被他者看見並且記載下來。

然而，直到今天，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往往依舊滿足於「汗牛充棟」的中國史料，似乎理解中國只能去中國文獻中尋找，而並沒有把「中國」放到「周邊」去研究，忽視了藉助「他者」或者「異域」的眼光來自我打量。

因此，對於那些被「減去」的中國歷史，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及其所在的文史研究院一直期待其在周邊的眼睛中重新浮現。

繼《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之後，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又整理出版了《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這是「從周邊看中國」的又一項成果。

楊聯陞說「朝代間的比賽」，說的是不同時間的各個朝代往往會互相較長論短，其實文化之間也有比賽。

「文化間的比賽」，就是同一時間裡不同國家，也會在文化上彼此較量。

「尤其是近世，無論是日本、朝鮮、越南還是中國，在國家自我意識逐漸凸顯的時代，為了國家自尊和民族顏面，都試圖在文化上誇示於對方。

朝鮮和日本之間就常有這樣的比賽。

」葛兆光說，「有位日本學者曾說，朝鮮人在武的方面打不過我們，就老拿文化來蔑視我們。

文化比賽也是個『文戰』，不過，比賽總得有個裁判吧，這個文化上的裁判，很長時間裡面還是傳統中國文化。

」所以，儘管通信使記錄的是朝鮮和日本之間的事情，看似和中國毫無關聯，但中國其實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這也是朝鮮通信使文獻之於中國學界的意義之一。

當然，對於《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這套文獻本身，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有不同的關注重心。

東亞世界學術文化新的轉向

胡適在1938年提到中國史研究的五大資料的發現。

其中的四大資料——甲骨卜辭、敦煌文書、居延漢簡和大內檔案的發現和運用，是與20世紀中國的學術發展密切相關的。

但是第五大資料——日本和朝鮮的漢文史籍，在20世紀的中國學術發展中並未體現出多大的作用。

南開大學的孫衛國教授認為，日本、朝鮮的漢文文獻可謂是在21世紀「重新發現」的，而這是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從周邊看中國」的一系列努力分不開的。

陳寅恪先生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這些漢文文獻的整理和刊布，一定會對中國學界有所推動。

孫衛國從這些域外文獻的使用和研究來闡發這套新出的通信使文獻的意義。

將「燕行錄」與「通信使」相關聯進行研究，在中國學界以往的研究中並不多見。

日本夫馬進教授著有《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他在研究通信使的同時也研究燕行使，無疑是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研究的一個示範。

燕行使與通信使之間是密切相關的。

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和夫馬進教授都寫文章談到過這個觀點——「1764年朝鮮派通信使去日本，1765年朝鮮李朝的學者洪大容就到中國來了，洪大容的中國之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為什麼洪大容有如此大的熱情與清朝的知識分子進行學術交往？他是受到了通信使的影響。

除燕行使外，朝鮮還有一條通往日本江戶的通信使路線，如果將同時代燕行使與通信使的記錄疊合起來觀察，可以看到中、日、朝各自學術、文化及精神的相位，這是做東亞世界學術文化新的轉向，學術流向發生了改變。

」所以，孫衛國認為，通信使資料的出現和燕行錄資料的刊布，不只是對於朝日關係、中日關係單獨的影響，某種意義上它提升了學界對於東亞國際關係和文化交流的複雜性的認識，對中國學術的發展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彌補江戶時代的日本史料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靜波自稱是「通信使研究的門外漢」，但是「對這套書的興趣非常濃厚」。

他說：「文史研究院是倡導『從周邊看中國』的方向，這套書對我來說，是『從周邊看日本』。

」此次整理的通信使文獻記錄的年代，特別是江戶時期，是德川家族掌握政權不久，實行鎖國政策，幾乎關閉了國家的門戶，與中國只是在長崎一個很小的角落做有限的貿易，中國人只能在日本的一小塊地方活動，看不到整個日本，再者，去的都是中國的商人，也不可能留下詳細考察的記錄。

這次選編的材料是從室町時代開始，到豐臣秀吉，一直到整個江戶時代，非常完整，所以，「對於解讀江戶時代的日本顯得尤為珍貴」。

徐靜波介紹，在明代，中國還有關於日本零散的記錄，然而到了清代，特別清代後期，中國官方關於日本的記錄幾乎為零。

「在那個鎖國的時代，兩個比較重要的人物曾踏足日本，一個是朱舜水，一個是在京都郊外開建黃檗山萬福寺的隱元和尚。

遺憾的是，兩個人都沒有留下有關日本的記錄。

」

那個時代，除了日本人的記述外，西方存留了一部分關於日本的資料。

因為，荷蘭商館定期要從長崎到江戶去晉見將軍，從長崎到江戶是非常漫長的旅程，沿途荷蘭人做了非常詳細的筆記，留下了詳盡的資料。

但是中國方面幾乎沒有。

因此，徐靜波強調：「這套文獻記錄是非常珍貴的，我本人感興趣的第一點是，當時朝鮮人是如何看日本的。

感興趣的第二點是，在整個江戶時代，1607年到1811年，差不多200多年時間裡，朝鮮總共向日本派遣了12次通信使團，且往往非常龐大，無論從時代跨度、派遣使團的頻率，還是從團隊人數的多寡，非常近似於遣唐使。

不同的是，遣唐使是文明相對落後的日本派人來唐朝學習，通信使差不多是對等的官方的交流。

儘管在日本本土，官方的記錄是沒有貶低朝鮮通信使，但日本民間是把朝鮮通信使視為來訪的朝貢使，和琉球到日本本土去的使團是同樣的級別。

我就在想，整個江戶200多年時間內，日本幾乎隔絕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官方往來，為何唯獨青睞朝鮮呢？」他的解釋是，日本之所以要實行鎖國政策，主要是忌憚來自西洋特別是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如果說當時中國還會受到利瑪竇這樣的西方傳教士的影響，那麼對於朝鮮則完全沒有這樣的擔心，也就是說，日本大約對朝鮮比較放心。

引領學術風氣的資料整理成果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談到，從文史研究院過去整理的朝鮮燕行錄、越南燕行錄，到最近的朝鮮通信使文獻，這些漢文文獻都為相關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資料基礎。

他說：「學術界對於重要史料的發掘整理研究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以東亞研究為例，東亞漢文文獻過去未有過系統的梳理，因此很多重要問題的研究或尚未開始，或淺嘗輒止。

」王振忠本人曾整理過日本唐通事資料。

他發現日本人對於長崎唐通事的研究已經有很好的著作出版，台灣也有若干比較好的論文，唯獨大陸在這方面的研究幾乎還未開始。

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唐通事的資料都在日本，國內沒有人願意花工夫去整理研究，所以現有很多文章只是參考日本學界的成果。

事實上，「這種文章根本談不上是論文」。

朝鮮通信使的研究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王振忠認為，國內學界到現在為止，在這方面只有為數不多的幾篇文章，無論在重視程度還是研究深度上，和日本、韓國比還有很大差距，重要的原因就是資料建設的嚴重不足。

保存在東亞世界日本、韓國、越南、琉球等地的漢文文獻，很多時候學者主要從中外關係史、中外交流史的角度利用這些資料。

這些域外文獻其實也是中國史研究、明清史研究的資料寶庫。

比如，他提到嘉慶八年（1803）發生在赴日琉球使節楊文鳳與江戶薩摩藩石冢崔高之間的《琉館筆談》，其內容與朝鮮燕行使的資料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了解19世紀初台灣和福建的區域社會，提供了某種獨特的視角，具有一定的參照意義和史料價值，因此是值得花大力氣整理挖掘和研究的資料。

「我自己對於朝鮮通信使沒有做過專門的研究，2003年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問時，在圖書館讀到過一種1764年朝鮮通信使和一位日本人之間的筆談的資料，非常有趣。

雙方都有不錯的漢文修養，除了談到朝日雙方的問題，還談到了有關中國的問題。

這些資料對研究東亞各國的物質文化交流和社會生活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王振忠強調，中國學者在利用漢文文獻上其實是有優勢的，如何將這一優勢化作推動學術發展的動力，資料建設是第一步。

「雖然這次出版的《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也無法將40餘種通信使文獻全部收錄，只能挑選百萬字左右，選一些比較重要的內容供中國學界參考。

但應該說這是一種引領學術風氣的重要成果，對我本人的研究而言，甚至比之前朝鮮燕行錄、越南燕行文獻的整理，更有填補學術空白的意義。

」

葛兆光也簡單談到了國內學術界的史料整理和學術研究的一些現狀。

他指出，中國人做世界史研究有很大問題，很多時候是淪為編譯，因為沒有人願意去做第一手資料，反觀日本，學者始終以「東亞」或「東洋」為研究領域。

「其實中國人的條件並不弱，東亞各國交流中，漢文文獻最多，無論日本還是韓國學者，閱讀起來都不如國人方便。

為什麼我們不研究呢？」葛兆光坦言，「做日本史、朝鮮史研究，如果放在與東亞各國較長論短的平台上，中國學界還是有些悲哀的。

日、韓學者在資料建設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中國學者借鑑。

」

（本文根據《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新書發布會上各位學者的發言討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