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碑刻中發掘更多新史料 研究方法需要多樣化

碑刻史料的發現與利用所產生的「新學問」常常給學術界帶來驚喜。

這些刻在石頭上的「檔案」保存著大量歷史信息，社會史、經濟史、民俗學、人類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總能在其中發掘出新的資料，但也因碑刻文獻的特殊性，其研究和利用受到了很大限制。

提供第一手具體史料

「碑刻或碑銘，因在石頭上銘刻文字、圖像，也被稱作石刻，形成特有的專門資料，人稱碑刻文獻。

」南開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常建華告訴記者。

據《碑刻文獻學通論》，碑刻文獻按形制可分為碑碣、石闕、摩崖、墓誌、經幢與石柱銘刻、造像題記、畫像題字等。

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教授吳欣向記者介紹，「碑刻文獻的歷史信息與其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有關，根據清代金石學家葉昌熾所著《語石》一書，碑刻具有四個方面的作用，即述德、銘功、紀事、纂言。

」因此，碑刻蘊含著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層面緊密相關的信息，反映了社會民眾的生活方式、組織方式等。

對碑刻的重視在我國由來已久。

吳欣告訴記者，對碑刻的著錄始於《史記》，利用則始於《說文解字》。

傳統的碑刻研究側重於碑刻的搜訪、拓片收藏、碑目編制、碑銘錄讀、書法藝術鑑賞、碑刻文例總結等方面。

隨著近代以來現代學術與學科的規範形成，碑刻研究逐漸走向科學化、系統化，學者們更加重視對碑刻內容的研讀。

正是因為具有記事功能，包含人、事、時、地、物等多種信息的碑刻資料，對於地方史或區域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卞利看來，宏觀的歷史問題研究需要以微觀史料作為依據，而碑刻為學者們提供的正是這樣一種具體細微的第一手史料。

吳欣認為，碑刻等民間文獻是正史文獻的補充，碑刻保留的新鮮可信的資料，為全面整體地解讀歷史提供了更完整的證據鏈。

「尤其在傳世文獻不是很豐富的歷史階段，碑刻文獻就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依據。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楊曉春說。

此外，碑刻文獻的附屬部分，比如題名等，也往往是其他文獻所不具備的。

填補傳世文獻缺漏

碑刻的保護、搜集和整理工作向來受歷史學界重視，近年來學界相繼出版了不少歷代碑刻集。

據介紹，陝西、山西、福建、廣東等地不少斷代性、地方性、專題性碑刻集陸續出版，如《山晉石刻大全》《山東省道教碑刻集》《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等；較有代表性的還有《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

不少學者立足地方對碑刻文獻進行系統性收集和整理，如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教授鄭振滿專注於福建地區的碑刻文獻整理，常建華利用碑刻對明清時期福建、山西的鄉約制度進行考察。

此外，不少機構還建立了碑刻資料資料庫，將不同時代、地區的不同文獻類型和來源的碑刻等民間文獻資料進行系統化整理，為使用者提供最基本的資料分析和檢索功能。

基於長期的徽學研究工作，卞利表示，「有些徽商人物在傳世文獻中並沒有記載，即使有個別記錄，也多語焉不詳。

但在墓志銘等碑刻中，我們卻能夠發現這些人物如生卒時間等非常細緻的信息。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講，某些碑刻具有填補空白的史料價值。

」

在吳欣等受訪學者看來，碑刻的意義不僅在於豐富了研究內容，更在於引發了方法論意義上的革命，使更多歷史學者從書齋走向田野，推動了歷史學與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的交叉研究。

以重視田野調查的歷史人類學為例，利用碑刻研究基層社會卓有成效。

「有人歸納這種研究路數為『進村找廟，進廟找碑』。

雖然有簡單化之嫌，但抓住了主要特徵，足以顯現碑刻資料的重要性。

」常建華說。

注重碑刻研究的原生性

受訪學者提出，由於碑刻分散各地，數量龐大，相關工作的開展還有待加強，如對碑刻文獻的保護、收集、整理，以及對現有研究視角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創新等。

據吳欣觀察，雖然部分重要碑刻已被收集和保存起來，但多數記錄民眾生活的碑刻仍散落野外，現狀堪憂。

對此，卞利建議，一方面希望文物界能將碑刻列為文物普查的重點，進行有效保護；另一方面需要史學界儘快通過拓片等方式將其記錄的信息留存下來。

對於各地已經搜集整理的碑刻，吳欣建議使用數字化技術管理共享碑刻資料，實現不同文獻、不同學科之間的查詢，最終促進對碑刻的利用和深化研究。

碑刻文獻的運用首先建立在準確識讀的基礎上。

卞利發現，由於時間久遠，飽受風雨剝蝕，一些野外碑刻模糊不清，識讀困難，導致目前學界整理的碑刻資料集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訛誤。

對此，楊曉春建議，研究者在使用已整理的碑刻文獻時要注意辨析，注意運用同一碑刻的不同整理成果，並結合其他文獻史料進行對比識讀，對於仍無法釐清的問題，還有必要進行實地考察。

吳欣也表示，碑刻資料在書寫格式、書寫目的和書寫內容上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研究過程中，不應該將其作為單獨或者唯一史料，而應該與其他史料相配合，形成證據鏈，注重碑刻資料與其他資料的「互證」運用。

「值得注意的是，碑刻不僅是一種歷史文獻和歷史文本，更是一種歷史文物和歷史行為，但學術研究中對碑刻作為『行為』方面的研究尚存不足。

」吳欣強調，碑刻的原生性對於其研究非常重要，但目前很多碑刻被請進博物館或者碑林之後，脫離原有的場域，就會造成研究不接地氣。

受訪學者表示，碑刻文獻研究價值的挖掘仍有很大空間。

常建華認為，研究方法需要多樣化，不僅要繼承傳統金石學，還要積極吸收藝術史、歷史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利用好碑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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