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世界紀錄的三星堆文化來自何方？謬論與真相

三星堆遺址位於中國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會成都40公里，東距廣漢市區7公里，是一座由眾多古文化遺存分布點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遺址群，1988年1月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考古學家將該遺址群的文化遺存分為四期，其中一期為早期堆積，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則屬於青銅文化。

遺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續近2000年。

三星堆遺址群規模巨大，範圍廣闊，古文化遺存大多分布在鴨子河南岸的馬牧河南北兩岸的高台地上，遺址群平面呈南寬北窄的不規則梯形，沿河一帶東西長5～6千米，南北寬2～3千米，總面積約1200公頃，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處古文化遺存。

已確定的古文化遺存分布點達30多個，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灣」、「真武宮」，北部的「西泉坎」，東部的「獅子堰」，西部的「橫樑子」，以及向西延續的「仁勝村」、「大堰村」等遺址最為重要。

三星堆遺址群的年代範圍前後延續 2000年，所出的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銅器、金器，具有鮮明的地方文化特徵，自成一個文化體系，已被中國考古學者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遺址是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4世紀世界青銅文明的重要代表，對研究早期國家的進程及宗教意識的發展有重要價值，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是中國西南地區一處具有區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遺址。

它的發現，為已消逝的古蜀國提供了獨特的物證，把四川地區的文明史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始於當地農民燕道誠於1929年淘溝時偶然發現的一坑玉石器。

1931年春，在廣漢縣傳教的英國傳教士董篤宜聽到這個消息後，找到當地駐軍幫忙宣傳保護和調查，還將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國人開辦的華西大學博物館保管。

根據董篤宜提供的線索，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和助理林名鈞於1934年春天組成考古隊，由廣漢縣縣長羅雨倉主持，在燕氏發現玉石器的附近進行了為期十天的發掘。

發掘收穫豐富，根據這些材料，葛維漢整理出《漢州發掘簡報》。

遺憾的是，三星堆遺址自1934年首次發掘以後，發掘就長期停滯。

20世紀5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復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三星堆遺址迎來了大規模連續發掘時期，前後長達20年。

1980～1981年的發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時代的房址遺蹟，出土標本上萬件，還發現了具有分期意義的地層迭壓關係。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別在三星堆地點西南和西泉坎地點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三星堆遺址最晚期的遺存。

1986年出土了大量遺物和複雜的地層迭壓關係，根據這年的發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開始了三星堆遺址分期的嘗試。

也正是在1986年，兩處埋藏有豐寶藏的長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來，其包含的大量金屬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對位於中國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視。

在三星堆遺址大規模發掘的同時，1985～1987年對成都市區的十二橋遺址進行了發掘，該遺址最下層的文化面貌與三星堆遺址最晚期遺存相同，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開始，對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從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東地區和陝南地區。

由於早於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並且有多處龍山時代的古城遺址和若干處具有新石器時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過渡階段遺存的發現，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進行提供了更廣闊的前景。

因為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與長期以來歷史學界對巴蜀文化的認識大相逕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

歷史學界一向認為，與中原地區相比，古代巴蜀地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與中原文明沒有關聯或很少有交往。

而三星堆遺址證明，它應是中國夏商時期前後，甚至更早的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並與中原文化有著一定的聯繫。

驗證了古代文獻中對古蜀國記載的真實性。

以前歷史學界認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是黃河流域，然後漸漸的傳播到全中國。

而三星堆的發現將古蜀國的歷史推前到5000年前，證明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證明了長江流域地區存在過不亞於黃河流域地區的古文明。

兩個祭祀坑坑出土的青銅器，除青銅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長江中游地區的青銅文化風格外，其餘的器物種類和造型都具有極為強烈的本地特徵，它們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國青銅文明的高度發達和獨具一格的面貌。

在青銅器冶鑄方面，范鑄法和分鑄法的使用，以鉛錫銅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煉，表明在商周時期，三星堆古蜀國即已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有力地駁斥了傳統史學關於中原周邊文化滯後的謬誤。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響的文物，屬世界文化遺產範疇。

三星堆遺址依託鴨子河，橫跨馬牧河，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優越，形成了經東、西、南三面城牆及北側鴨子河為防禦體系的古城。

古城由一道外郭城（大城）和若干個內城（小城）組成，古城內外可分作祭祀區、居住區、作坊區、墓葬區，並有三星堆、月亮灣等重要夯土建築遺蹟，體現出高度繁榮，布局嚴整的古代王國的都城氣象，是不同於中原夏、商都城的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古城。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製品、玉石製品以及黃金製品，造型奇特、製作精美，表現出濃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獨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徵，是極為罕見的人類上古史奇珍，在世界上享有極高的聲譽。

三星堆遺址所見古蜀國的手工業甚為發達，門類齊全、技術先進。

三星堆遺址豐富的文化遺存填補了中華文明演進序列重要文物的缺環，是長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中國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有助於探索人類早期政治組織及社會形態演化的進程。

截至2009年，三星堆創造和打破了許多的世界紀錄、中國紀錄，其中多項紀錄入選中國世界紀錄協會世界之最、中國之最。

世界上最早、樹株最高的青銅神樹。

高384公分，三簇樹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27果九鳥，樹側有一龍緣樹逶迤而下。

具推斷可能為古神話傳說中扶桑樹。

世界上最早的金杖。

長142公分，直徑2.3公分，重700多克，上有刻劃的人頭、魚鳥紋飾。

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銅大立人像。

通高262公分，重逾180公斤，被稱為銅像之王。

世界上最大的青銅縱目人像。

高64.5公分，兩耳間相距138.5公分。

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銅人頭像，面具。

達50多件。

它的發現與長期以來人們對巴蜀文化的認識大相逕庭，甚至有些地方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它的發現也驗證了古代文獻中對古蜀國記載的真實性。

傳統上認為在古代巴蜀地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與中原文明沒有關聯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證明，它應是中國商周時期前後一個重要的諸侯國，它的文化雖然具有獨特性，但與西方文明及中原文明均有著一定的淵源。

三星堆文明來自何方？

那些精美絕倫的玉器,青銅器，以及布滿象徵權力圖騰符號的金杖金面罩，還有貝殼這類海洋生物化石，為何出現在三星堆這個偏居一偶的西南地區？

根據出土文物上的花紋，人物造型等還有其他猜測，三星堆主人據說是夏桀部落一支，反叛流浪此地，或說來自亞述以色列，甚至懷疑來自外星人。

這些猜測，作為學術界的百家爭鳴式的討論，是正常不過的事情。

三星堆遺址里的海貝等等，與目前考證的從四川經過雲南緬甸，經印度抵達西亞的南方絲綢之路形成物證對應。

這些海貝確實是從西亞通過貨物交換，流入四川盆地的。

這些海貝也能在河南安陽的商代殷墟婦好墓里找到。

布滿象徵權力圖騰符號的金杖金面罩，在中原文物里確實比較少見。

那麼他們的出現有如下兩種可能 金杖金面罩等文化符號物品，確是是通過南方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四川的，但這不能推翻華夏文明的原創性。

這就如同華夏文明所催生的陶器，瓷器，通過絲綢之路交換到西亞，（只是當今考古界在西亞地區尚沒有發現來至中國四川的新石器時代的文物而已）不能因此懷疑西亞兩河流域文明的原創性是一樣的道理。

古蜀國先民完全有其魔幻般奇特想向與無限創造力的設計，勾畫出相似與西域的人物造型及金杖祭拜文化，這如同當今的四川人創造出川劇里變臉這樣的誇張臉譜。

三星堆的發現轟動世界考古界及歷史界。

但西方主流學界都不敢把西方文明與璀璨悠遠的華夏文明做相比，因為他們知道這是巨人與矮子的比較。

謬論與真相

如果說六七十年代還可以支支唔唔，向世界豪言中華文明是原發性的可與埃及和兩河流域媲美的璀璨文明，那麼，自從三星堆文化堆積被發掘以來，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已成為不可迴避的現實問題了。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產生一個重大的課題：中華文明可能是來自於西亞文明。

其實這個問題，西方學界早就提出來了，中國的二十八宿、陰陽概念、農曆、青銅鑄造技術，在西亞地區先於中國就已存在。

為此，西方學者提出了一個概念，世界文明同源說。

只是這個學說，中國的潛規則是，不討論，不發表論文，發表此類論者非癲即壞。

但蓋子是捂不住的。

中國其先的文化，有仰韶、河姆渡、紅山、良渚、屬仰韶的半坡文化近於最古老，約6000多年，半地下室式的，遺存除了一些粗陶，找不到文明的影子，河姆渡約5500—6000年，有稻穀，無甚文化，紅山文化5000年，文化程度高一些，良渚文化4000——4500年，更先進一些，玉器較精美。

但所有這些文化，與三星堆文化相較，都相形見拙。

三星堆是中國文明平地一聲驚雷。

三星堆文化可溯及4600年，延續至3000年前，史學公認，它是青銅器、城市、文字符號和大型禮儀建築的燦爛的古代文明。

同時期的中原根本就找不到這樣豐富的文化堆積，還是胡謅的傳說時代。

甲骨文最遠3500年，婦好墓3200年，后母戊大方鼎3200年，毛公鼎2800年。

三星堆的青銅器的製造水平要高於同時代的中原地區，很可能中原的鑄造工藝更多的受到三星堆的傳播而不是相反。

看過三星堆的青銅面具和黃金面罩的觀眾將受到深深的震撼，這些人物的面部特徵根本不像華夏族！更像埃及總統穆巴拉克。

而且這個文明在浩瀚如煙海的中國古藉中根本找不著記載，反向證明三星堆文明遠於商周文明，它是文明的傳播者而不是相反。

也許中國文明的正源在三星堆。

人類學與考古學已經證明，十五至二十萬年前，線粒體夏娃出現在非洲，十萬年前，現代智人走出非洲，他們進入中國的通道不可能是阿富汗的瓦罕走廊至喀什，也不能從伊里塞湖畔進入阿克蘇。

而是沿著溫暖的路線從中亞進印度，再至緬甸，然後，沿兩條路線進入中國，一條是沿橫斷山脈的三條主嵴進入青藏高原，其中一支染色體突變者留在了羌塘鹽地，受嚴寒壓迫，向東遷徙至青海湖東南方向的繞茶卡鹽湖的河湟地區，這是比流淌著奶與蜜的巴勒斯坦富饒一百倍的人類伊甸園。

這一民族就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古老的羌族，此民族最先馴化氂牛和羊，與其它民族交換鹽與畜類，進入山西鹽池，融匯成漢民族的祖先華夏族；另一條，沿越南沿海進入中國廣西，沿海岸線上溯，到達中國東部，形成了百越族。

羌族的遷徙路線很多，有進西藏自治區成為藏族的祖先，有進雲南成為哈尼族、彝旅、白族的祖先，重要的是，還有一條重要的遷徙路線就是從河湟地區遷往茂縣汶川，定居在岷江兩岸，成為中國羌族人口最多的地區，目前，汶川縣稱為羌族自治縣，這裡生活著中國最古老的羌族的後裔（最古老純正的羌族生活在甘肅）。

而三星堆的研究成果顯示，三星堆文化的源頭在茂縣。

2009年修復地震震壞的汶川縣布瓦碉群發現了「布瓦遺址」，距今4800年，認定為三星堆文化源頭。

而汶川山高水急，不可能有原發性的文化，因此，源頭也在青海的河湟地區。

也即是，三星堆文化與羌族在五千多年前共同自青海甘肅進入四川岷江流域地區，三星堆的先民創造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三星文明。

事實果真如此嗎？記者專程採訪了對三星堆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孫華教授。

爭論一：三星堆屬於外來文明還是本土文明關於三星堆遺址，歷來說法不一，許多人認為三星堆文明決非內生，它屬於外來文明。

蘇三所持的也正是這樣一個思路。

她認為，三星堆文明來源是「西方」，具體而言，這個文明的創造者主體為紅海沿岸古閃族人，以及沿途的伊朗人和印度人。

他們來華的路線不是北方的絲綢之路，最有可能選取的是南絲綢海路。

三星堆閃族人的遷徙有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也可能是數次積累。

遷徙的時間大約發生在4千年之前為多，最遲不會超過西元前5世紀。

這個外來文明的獨立特徵逐漸衰亡恰好在中國文字出現前後，所以在中國現有的史料中看不到對於他們根源的準確記載也是合理的。

那麽三星堆是否屬於外來文明呢？孫華教授認為，三星堆文明有它自己本身的傳承，在三星堆以前，四川成都平原有像三星堆一樣的文化遺址九座，三星堆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三星堆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確實加入了一些和以前文化不一樣的新的東西。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說，還看不出外來的痕跡。

從大型的青銅器和祭祀器皿來看，主要還是來自中原的夏商。

用玉和用金是中西文化之間的最大差異。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遠遠比西方發現的要好。

黃金器只是發現了極少的一部分，比如說，貼在臉上的金箔，另外一個是金杖，都是比較小的器物。

像西方發現的比較發達的黃金器皿都沒有發現。

三星堆發現的文物主要仍偏重於玉石系統，是東方傳統，不是西方傳統，它仍然屬於中國的玉石文化圈。

從三星堆的建築來說，不管從建築的形狀，還是建築的材料來說，都沒有西方的傳統。

這些建築的遺蹟是當地的傳統加上長江中游這一帶的傳統構成，比如說它的夯土技術、土木結構都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還有，從它日常使用的器物，比如像陶器系統看，一部分是從當地史前文化蛻變過來的；另外一部分是從它的東面，即從夏人那裡傳入的，像一些銅盒和銅盃。

再則，從發掘的器皿的裝飾紋樣來看，雖然它們的紋樣很有特點(比如說獸面紋)，但這些紋飾在中原文化圈裡都能找到它的聯繫。

所以，孫教授認為，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聯繫，遠遠大於其他任何文化的聯繫。

它的來源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本土文化，即本地就有源緣(土著文化過渡而來的)；另一個是中原文化傳入的，即長江流域，也包括東亞，它們之間的聯繫是始終的。

我們不要被西方主導的價值觀所誤導，似乎西方的文明與生俱來。

在巴蜀文明及中原文明高度發達之際，歐洲大部分地區還是荒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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