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孫臏與龐涓究竟是不是在臨沂開展的馬陵之戰

戰國中期的齊魏馬陵之戰，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的著名戰例。

孫龐鬥智的故事兩千年來流傳不衰，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然而馬陵戰址究竟在何處卻一直是眾說紛紜，至今尚存爭論。

應當承認，馬陵戰址的確認、馬陵之疑的破解是歷史遺留的一大難題。

究其原因是史籍記載的疏略，史料的不足，使我們很難直接找到明確的答案；而後人的種種猜測、臆斷，又頻添了重重迷霧。

然而，人們總想探求歷史的真相，愈是難解之謎便愈有吸引力，這是人的求知慾使然。

對歷史疑案進行艱苦的研究探討，不應受到責難。

為了使馬陵之戰研究繼續推進，我們不妨對戰址爭論的來由和歷史作一番簡略的回顧。

最早記載馬陵之戰的史籍是《史記》、《戰國策》、《竹書紀年》和《孫臏兵法》。

作為史學名著的《史記》，對馬陵之戰的記述雖較其它各書更為詳細，但也有不夠全面、不夠明確的缺點。

有些記述甚至相互抵犄，給人帶來不少疑惑。

誠如繆鉞先生所言：「司馬遷撰史記，采戰國策縱橫說辭凡九十餘事，其中也有不盡可信者。

」以至在戰爭起因、時間、交戰國、戰場以及戰爭過程等方面均有疑點。

《竹書紀年》、《戰國策》雖然保存一些珍貴的戰國史料，但歷史上原本早已散佚，現在能看到輯佚本已非原出，資料十分有限，亦不能提供馬陵戰址的明確答案。

正因為馬陵之疑是古即有之的客觀存在，所以就需要人們去面對，否則，「其為惑也，終不解也」。

儘管解開此疑案並非易事，但從古及今探求馬陵戰址者仍是不乏其人。

長期以來，那些指稱馬陵戰址的人，都是在為史籍經傳作註疏時以寥寥數語發表意見，很少有人作系統的、綜合的研究。

最早指稱馬陵戰址的是東晉的虞喜。

他在《志林》一書中說：「馬陵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

」他的這一說法不知何據，但被唐代張守節採用。

張守節撰《史記正義》引用虞喜之說，並加上一句話：「按：龐涓敗即此也。

」由此產生了馬陵戰址鄄城說。

然而，張守節引虞喜的說法並非《志林》原文，他是以己意複述的。

張守節是唐朝人，唐朝有濮州，而晉朝並無濮州，晉朝鄄城東北六十里亦無馬陵，地形也不是「澗谷深峻」，所以鄄城說從一開始就不能成立。

後因鄄城一帶區劃變遷頻繁，遂又衍生出范縣說、濮縣說、莘縣說，皆以虞喜、張守節之說為祖本。

與鄄城說長期並存的是元城說，其始作俑者為晉劉宋人徐廣。

徐廣在《史記音義》中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

」徐廣的說法源於晉杜預《春秋左傳註疏》。

杜註：「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後林堯叟又在杜注後加註：「史記，馬陵道狹，而旁多阻礙，可伏兵。

」從而將元城馬陵與馬陵戰址聯繫在一起。

史記三家注的另外兩家即劉宋的裴駰（撰《史記集解》）和唐代司馬貞（撰《史記索隱》）都引用徐廣說「在元城」，於是在史記三家注中就形成了鄄城說與元城說並存的局面。

然而，徐廣的「元城說」其實是對杜預注的誤用。

杜預是為春秋時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於馬陵」一事作注，指出會盟的地點是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的馬陵，這與馬陵之戰並不相干。

由於杜預、徐廣都是為經籍作註疏的學術權威，「元城說」有很深遠影響，就連有名的唐《元和郡縣誌》、宋《太平寰宇記》、清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各書都採用元城說。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不管是鄄城說還是元城說，其產生的形式都是一樣的，皆由一句注文引起。

雖然最初的說法本無什麼根據，但後人輾轉引用，陳陳相因，這最初的說法便成了「根據」。

說來奇怪，儘管從兩晉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多次改朝換代，這兩說仍能長期共存。

兩個美猴王也不怎麼打架，亦未分真假。

要說絕對不排斥對方，也不盡然。

主濮州鄄城說的張守節就曾經發難：「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元城哉？徐說定非也。

」張守節找不到更有力的論據向對方詰難，就按自己設想硬找理由，拿不該渡河說事。

其實他又錯了：馬陵戰時，大梁與元城同在河水東岸，去元城不必渡河，所以張守節的詰難對元城說沒有什麼影響。

總而言之，這兩說並沒有真正交鋒。

再就是這兩說的生存方式也是相同的。

不管有多少人需要指稱馬陵位置，都可在二者中任選其一，根據需要選中哪個就以哪個為根據。

所以我們現在不必去統計有多少主張鄄城說，有多少書引證元城說。

兩說長期並存的狀況是與其存在方式相伴的，人們遵循的模糊學，只在為經籍註疏時採用或引用某一說，沒有誰去叫真，正經八百地論證探討馬陵戰址究竟在哪裡。

到了清代，情況有些變化。

清代編史修志之風大盛，一些在歷史上與齊魏戰事相關的地方自然對馬陵之戰舊事重提。

地方志涵蓋面廣，記歷史、記大事、記名人、記古蹟、記傳聞軼事，很多方面都涉及到馬陵之戰。

由於地方志編纂時間短、內容龐雜，修志者也不可能深入研究馬陵之戰的所有方面，他們只是盡力搜尋當地有關資料，再與史書記述進行整合，將馬陵戰事寫入志書。

清代有多部地方志記載馬陵之戰在本地，因此就有多處孫臏射殺龐涓的地點。

如《東昌府志》、《濮州志》、《范縣誌》、《觀城縣誌》、《沂州志》、《郯城縣誌》、《新鄭縣誌》、《大名縣誌》等。

這樣鄄城說、元城說又被派上用場，靠近哪個就掛靠哪一說。

沂州、郯城靠不上這兩說，它的根據是馬陵山一帶與馬陵之戰相關的地名和傳說。

由此，郯城說也不是廿世紀90年代才冒出來的新說。

若以縣誌記載而論，與范縣、大名、濮州是同一時期。

另據乾隆十九年《中牟縣誌》載：「馬陵崗在縣治南六十里許，綿亘五十餘里，上有孫臏龐涓二廟」，中牟縣雖有馬陵地名、孫龐遺蹟等，但縣誌編者並不認定齊魏馬陵之戰在當地，而是在志書中特別註明:「按：孫臏殺龐涓於馬陵在山東兗州府郯城縣，今有馬陵山。

涓事梁惠王為大將軍，召臏至魏，刖其足。

中牟屬魏，故土人祀之，因以馬陵名崗，實非斫樹白書處也。

」河南的志書如是說，可見郯城說在清乾隆時期就有不小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地方志，將同一件馬陵之戰，拉在許多地方，實在是有些亂套。

於是，編通志的就出面裁決。

《山東通志》：「謹按，在直隸元城縣是也。

元城縣附郭，故或以大名府言之。

方輿紀要，馬陵道在大名府東南十五里。

」另一部《山東通志》則說：「戰國馬陵在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南十五里，後人謂在曹州府濮州者誤，謂在沂州府屬者愈誤。

」為什麼如此裁定，大概是元城說最早，主張者更具權威性。

《大清一統志》則仿效正統史家司馬光，取兩說並存的態度，實則傾向於元城說：「杜註：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是馬陵當在今直隸元城縣。

……」虞喜《志林》雲，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馬陵，澗谷深峻，可以伏兵。

但元城縣在戰國屬魏，鄄城則屬齊。

按是時孫臏入魏已三日，龐涓始反逐之，臏縱卻走，亦不應退至齊地。

而虞喜之言鑿鑿，姑從舊志兩存之。

」不管怎麼說，清代編修地方志對馬陵戰址研究有所推動，它使所有與馬陵戰址相關的地方都有所行動，搜集歷史資料，來證實馬陵戰場的位置。

雖然從總體上未出鄄城元城兩說的窠臼，但亦有所突破，新鄭說基本退出，郯城說現身。

建國後，歷史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相繼有多部著名史學家編寫的通史問世。

這些通史當然要涉及馬陵之戰這一歷史上最著名的戰事，對戰址也都標明了具體地名。

然而由於這些史家無暇對馬陵之戰作專題研究，戰址問題也只能沿襲舊說，依然是大名、鄄城、范縣、濮縣諸說並存，馬陵戰址仍然不能確認。

不過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特別是出土文物的發現，提供了用二重證據法研究歷史的新材料，推動了戰國史的研究。

帛書縱橫家書的出土，為人們提供了司馬遷所未見到的歷史資料。

特別是1972年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出土，失傳1700年的孫臏兵法重見天日，意義非同一般。

這部較為完整的古本兵法，提供了有關桂陵之戰、馬陵之戰的許多寶貴資料，為《史記》、《戰國策》所未見。

一個對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以及馬陵之戰的研究熱潮悄然興起。

馬陵戰址郯城說就是在此背景下嶄露頭角的。

1981年，《東嶽論叢》第三期發表左牧文章《馬陵之戰戰址及起訖時間考》，明確提出郯城馬陵山為齊魏馬陵之戰戰場。

1985年，《中國史研究》第一期發錶王煥春文章《魏齊馬陵之戰在郯城馬陵山》。

1991年，《臨沂教育學院學報》第一期發表秦士傑文章《馬陵考辨》。

1991年，《河北學刊》第二期發錶王煥春文章《馬陵之戰新解》。

1991年10月，郯城縣成立馬陵戰址研究課題組，並於12月15日在縣城召開研討會，宣讀了論文《魏齊馬陵之戰在郯城馬陵山新證》，臨沂地區歷史學會名譽會長、臨沂師專王汝濤教授作書面發言《馬陵之戰的戰地問題應認真研究》，與會的專家學者對馬陵戰址「郯城說」表現了極大的關注，更多的人隨之投入了馬陵戰址的研究。

媒體對郯城研討會作了報導，此後即有馬陵戰址研究的文章在國內報刊相繼刊發。

1992年2月，中國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室主任吳汝嵩一行三人前來郯城馬陵山考察，對郯城馬陵戰址研究提出了不少指導性意見。

1992年4月11日，第三屆國際《孫子兵法》研討會在臨沂召開，馬陵之戰戰址研究課題組組長薛寧東、課題組顧問王汝濤教授參加學術會議。

郯城縣提交了有關馬陵戰址郯城說的論文四篇，在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其中《齊魏馬陵之戰在郯城馬陵山新證》《齊魏馬陵之戰發生在郯城馬陵山補證》被收入大會論文選《孫子探勝》（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中國軍事科學院，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國家文物局、國防大學、省社聯機構的專家學者相繼來郯城馬陵山考察，省內外社科研究單位及大專院校，都有一大批專家學者開始對馬陵之戰作專題研究，發表了數十篇重要論文。

1992年9月19日至21日，由山東省社聯、省歷史學會、臨沂地區社聯，郯城縣政府聯合召開的「海峽兩岸孫臏兵法暨馬陵之戰學術討論會」在臨沂召開，100多名專家學者和各方代表參加了會議，大會收到論文35篇，與會人員通過研究論文，深入討論，對馬陵戰址在郯城形成共識。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文匯報、大眾日報、河北日報以及省內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多家媒體都進行了報導。

研究成果收入王汝濤、薛寧東、陳玉霞主編的《孫臏兵法暨馬陵之戰之研究》文集（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1993年出版）。

郯城說的提出，引發了馬陵之戰及《孫臏兵法》的大研討，參與人數及發表的論文之多，都是空前的。

以1992年學術討論會為標誌的馬陵戰史研討高潮，其作用和意義是不能低估的。

「郯城說」的提出，並非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最早提出此說的人，早在七十年代就開始研究活動。

左牧是最早以論文形式提出此說的人（1981年），王煥春1985年在《中國史研究》發表論文時，已經潛心研究了10多年。

秦士傑與王煥春經常聯繫，共同研討馬陵戰址，於1991年發表論文。

這些研究均屬個人學術活動，與後來社會盛行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毫無關係。

1991年以後由於更多的專家學者參與，使這一專題研究呈現了嶄新的局面，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擴展。

其間也有不同意見或相反意見，這是學術研究的正常現象，但郯城說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不少文章或學術專著採納了郯城說。

其中有楊善群《孫臏》（台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許海山《中國古代戰爭簡史》（線裝書局2006），《中國軍事通史》軍事科學院主編，周建生《齊魯軍事史》（黃河出版社）、王霞《孫臏》（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中國古代史》教科書及教師教學用書（人民教育出版社）等等，2001年，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還在郯城馬陵山設立了中國古代軍事文化教研基地。

2005年10月29日，莘縣召開了馬陵之戰學術研討會，會議的紀要說，「認定莘縣馬陵為馬陵之戰址理由最為充分」。

其主要根據是「虞喜志林的記述、古地名、老年人回憶和今日尚存的局部溝壑地貌可證」。

但虞喜所說的鄄城東北六十里與今天莘縣大張鎮馬陵相去甚遠，把馬陵之戰說成是溝壑之戰亦於史無征。

至於計劃把大張鎮改名馬陵只為了擴大影響，而對確認馬陵戰址無補則是顯而易見。

會議的有些論文還是在試圖探尋馬陵戰址，對人們也不無啟發。

總之，只要是旨在求真的文章，不管價值大小，都是有益。

馬陵戰址爭議仍然存在，這是歷史造成的煩惱。

馬陵戰址研究仍不能停步。

我們認為真理會愈辯愈明，關鍵是有人去研究。

有了疑問不去探究，雖千年之後仍是疑問。

我們期待著有更多的人，特別是學識深厚的專家們參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