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漢字文化在絲綢之路的傳播

導語

唐代漢字、漢籍在絲路傳布的情形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由於商貿經濟、政治、宗教與生活文化等環境，呈現出不同的接受與發展的歷程，明顯與其現實環境對漢字、漢籍需求的程度成正比。

漢字早在漢代便開始傳入高昌、龜茲、于闐、朝鮮、日本、越南等地，而後來漢字在這些地區卻有著不同的發展。

總之，凡官方語言文字與該地區民族語言文字或其宗教信仰使用的語言文字相一致者，漢字傳播易於形成文化而長存；而官方語言文字與民眾生活使用的語言文字不兼容者，又與宗教信仰使用的語言文字不契合，則其官方語言文字傳播的文化不易形成，且難以長存。

一旦官方語言文字更替，宗教信仰改變，造成官方語言文字與民眾生活使用的語言文字不兼容，漢字文化必定衰落而逐漸消退。

但只要當地還有漢人，就仍舊會保留漢字的使用。

本文作者鄭阿財，男，四川大學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主要從事敦煌學研究。

本文載於《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所謂「漢字文化」，是指以漢字為載體的文化。

漢字是以單音節語素為主、詞符與音符並用的方塊字。

兩千多年來，在中國及東亞等廣袤地區，漢字作為交流工具和文化載體，不僅有助於促進中華民族的統一，而且對周邊地區的民族文化發展與文字創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漢文化從公元前即為周邊民族與國家所仰慕，漢字作為文化傳播的載體，隨著中國與西域各國及東亞諸國頻繁的交流，被引進西域各國、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乃至中南半島，由此形成廣大的漢字文化圈。

過去學界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日本、韓國與越南，特別是關注當地所流傳的傳統漢文典籍，其後逐漸關注這些國家漢文的文學、文書等文獻。

事實上，漢唐時期絲綢之路中國段諸多民族與國家也曾使用漢字進行閱讀和書寫，更有不少中土漢籍在這些地區流傳。

吐魯番地區的高昌國、高昌郡，庫車地區的龜茲，和田地區的于闐國，党項族建立的西夏王國以及同一時期契丹所建立的遼國，都曾經是漢字文化圈的一環，其漢字、漢籍與漢文化曾長期發揮影響，這一文化現象值得我們探討。

絲綢之路形成於公元前3世紀。

絲路沿線的民族眾多、語言各異，在絲路中國段曾經使用過的語言主要包括漢語、吐火羅語、于闐—塞種語、龜茲語、突厥語、粟特語、回鶻語、吐蕃語、唐古特(西夏)語等等。

記錄這些語言書寫系統的文字則有漢文、吐火羅文、于闐文、龜茲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鶻文、吐蕃文、西夏文、契丹文等等。

人類的發展是先有語言，而後才有文字。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但並非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民族會藉助其他先進民族的文字來記錄自己的語言，記述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承先民的知識、經驗；進而通過其他先進民族的載籍，吸取其文化精髓，借鑑其發展經驗。

歷史上絲路沿線及東亞地區各民族中便不乏藉助漢字、漢文、漢籍的例子。

因此，本文擬聚焦唐代絲路中國段各民族漢字文化傳布的差異性，關注不同民族、國家、區域在接受與發展漢字文化中所產生的不同現象，並嘗試提出合理的解釋。

漢字是漢文化的載體，由漢字與漢籍形成的漢字文化傳播，對漢文化的輸出與傳承發揮著重要作用。

唐代漢字、漢籍在絲路傳布的情形，與各民族語言文字的體系、特性、發展歷程和漢字、漢籍傳布的時機，以及經濟、政治、宗教與生活文化等環境密切相關，在時空中呈現授受與興衰之發展歷程。

對比東亞漢字文化圈，更可了解漢字文化傳播的興衰成敗及其影響之規律。

漢字文化圈的形成、存在及發達的程度與各地的現實環境對漢字、漢籍需求的力度成正比。

文字創製發展較晚的民族、國家在未有自身文字前，必須藉助他國或他族的文字作為文化交流與傳承之工具。

而漢字早在漢代便開始傳入高昌、龜茲、于闐、朝鮮、日本、越南等地，長期以來的發展卻有著不同的結果。

漢字、漢籍在這些地區的傳布與漢字文化的發展歷程呈現出如下幾個規律，或可提供絲路文化交流與傳承的借鑑和啟迪：

第一，擁有本民族語言文字的地區，在漢人政權的控制下，通過行政制度推動文化、教育，使漢字、漢籍得以傳布。

但因本族語言、文字與漢語、漢文的體系不同，不易相容，因此即使出現過大量的漢文文獻，仍然以經濟、法律、社會等公私文書如契約、訟牒、信件為多，其次是佛教經典，而代表漢文化的典籍則相對是少數，且集中於作為教材的儒家經典。

出土的漢文文獻內容的組成與比例，正反映了這些地區的實際狀況，如高昌、龜茲、于闐出土的漢文文獻，即以貿易為主體，宗教傳播與軍事事務居次，唐代官方的行政影響又居次。

所以，實際的漢字文化並未滲入這些民族的文化之中，無法在這些地區生根。

因此，當大唐帝國的政治力在此地區消退後，漢字、漢籍的使用也就迅速消失了。

第二，本身文字創製發展較晚的民族長期使用漢字作為閱讀及書寫的文字系統，如吐蕃、西夏、朝鮮、日本、越南等地，漢文典籍廣為流行，其典章、制度、教育與思想深受漢文化影響，漢文化廣泛滲入本族文化，即使後來有自身文字的產生，也大多借鑑漢字而創製。

屬於本民族語言的新創文字流通後，漢字的使用儘管盛況不再，然漢字文化依然深入其民族生活中。

除了語言文字外，宗教信仰的相通，特別是漢傳佛教的盛行，甚至其社會也是農業社會，或半農半牧，這些都是漢字文化發展的助力之一。

第三，大規模的人口遷徙與接觸推動不同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現在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飲食文化等方面，其中語言文字更是人口遷徙、接觸與互動的首要，其傳播最快，影響也極為顯著而深遠。

第四，就漢字文化的傳播來考察，我們發現一個潛在的規律，即大凡官方語言、文字與該地區民族語言、文字相一致，或與其宗教信仰所使用的語言、文字相一致者，則官方語言文字傳播易於形成文化而長存，如西夏、朝鮮、日本、越南等；反之，則官方語言文字傳播的文化不易形成，且難以長存，一旦政治影響力不再，官方語言文字更替，宗教信仰改變，其官方及宗教使用之語言文字與傳播的文化必定衰落而逐漸消退。

晚唐五代，儘管中央政權在邊疆的勢力逐漸衰頹，漢字文化圈也逐漸消失，但只要當地還有漢人，就仍然會保留漢字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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