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漢字文化在絲綢之路的傳播

【摘要】

唐代漢字、漢籍在絲路傳布的情形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由於商貿經濟、政治、宗教與生活文化等環境，呈現出不同的接受與發展的歷程，明顯與其現實環境對漢字、漢籍需求的程度成正比。

漢字早在漢代便開始傳入高昌、龜茲、于闐、朝鮮、日本、越南等地，而後來漢字在這些地區卻有著不同的發展。

總之，凡官方語言文字與該地區民族語言文字或其宗教信仰使用的語言文字相一致者，漢字傳播易於形成文化而長存；而官方語言文字與民眾生活使用的語言文字不兼容者，又與宗教信仰使用的語言文字不契合，則其官方語言文字傳播的文化不易形成，且難以長存。

一旦官方語言文字更替，宗教信仰改變，造成官方語言文字與民眾生活使用的語言文字不兼容，漢字文化必定衰落而逐漸消退。

但只要當地還有漢人，就仍舊會保留漢字的使用。

【關鍵詞】

唐代;漢字文化圈;絲綢之路;高昌;龜茲;于闐;宗教信仰

【作者簡介】

鄭阿財，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主要從事敦煌學研究。

一、研究旨趣

所謂「漢字文化」，是指以漢字為載體的文化。

漢字是以單音節語素為主、詞符與音符並用的方塊字。

兩千多年來，在中國及東亞等廣袤地區，漢字作為交流工具和文化載體，不僅有助於促進中華民族的統一，而且對周邊地區的民族文化發展與文字創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漢文化從公元前即為周邊民族與國家所仰慕，漢字作為文化傳播的載體，隨著中國與西域各國及東亞諸國頻繁的交流，被引進西域各國、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乃至中南半島，由此形成廣大的漢字文化圈。

過去學界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日本、韓國與越南，特別是關注當地所流傳的傳統漢文典籍，其後逐漸關注這些國家漢文的文學、文書等文獻。

事實上，漢唐時期絲綢之路中國段諸多民族與國家也曾使用漢字進行閱讀和書寫，更有不少中土漢籍在這些地區流傳。

吐魯番地區的高昌國、高昌郡，庫車地區的龜茲，和田地區的于闐國，党項族建立的西夏王國以及同一時期契丹所建立的遼國，都曾經是漢字文化圈的一環，其漢字、漢籍與漢文化曾長期發揮影響，這一文化現象值得我們探討。

絲綢之路形成於公元前3世紀。

絲路沿線的民族眾多、語言各異，在絲路中國段曾經使用過的語言主要包括漢語、吐火羅語、于闐—塞種語、龜茲語、突厥語、粟特語、回鶻語、吐蕃語、唐古特（西夏）語等等。

記錄這些語言書寫系統的文字則有漢文、吐火羅文、于闐文、龜茲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鶻文、吐蕃文、西夏文、契丹文等等。

人類的發展是先有語言，而後才有文字。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但並非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民族會藉助其他先進民族的文字來記錄自己的語言，記述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承先民的知識、經驗；進而通過其他先進民族的載籍，吸取其文化精髓，借鑑其發展經驗。

歷史上絲路沿線及東亞地區各民族中便不乏藉助漢字、漢文、漢籍的例子。

因此，本文擬聚焦唐代絲路中國段各民族漢字文化傳布的差異性，關注不同民族、國家、區域在接受與發展漢字文化中所產生的不同現象，並嘗試提出合理的解釋①。

二、唐代漢字文化在絲路傳布的途徑與人員

既然稱為「絲綢之路」，那就意味著是商業活動的路線，所以一提起「絲綢之路」，人們自然就會聯想到往來穿梭在絲路上的商隊。

換言之，初期的東西文化交流是伴隨貿易而產生的，貿易初期是民間的小型活動，之後漸有朝貢與恩賜形式下大型的變相貿易（即所謂互市貿易與朝貢貿易）。

所以貿易是早期文化交流的途徑，商人就是此一階段漢文字、漢文化的主要傳播者。

絲路指路線，西域指區域，兩者雖相近相涉，卻不等同。

但一般人往往不自覺或習慣性地將「西域」與「絲路」混用，甚至畫上等號。

因此，一提起「絲綢之路」，人們除聯想到商人外，也會聯想到西域邊疆。

戍守邊疆需要軍隊的駐防，這些駐防的軍人主要來自中土，他們自然也扮演了漢文字、漢文化傳播者的角色。

當雙方交流或對峙時，則需要仰仗外交使節穿梭溝通或化解爭端。

因此，外交使節當然也是文化交流與傳播的主要人員。

遇有爭端時不免訴諸武力，當戰爭結束，不論征服者或被征服者，在此過程中都出現了不同文化的流動，所以，軍隊也是主要傳播者之一。

中古時期傳教布道的僧侶與傳教士穿梭在絲路上，他們也是重要的文化傳播者。

尤其是東漢以來佛教傳入中國後，大量佛經漢譯工作的開展及漢傳佛教的快速發展，更使絲路中國段成為佛教傳播與回流的重要區域，直至11世紀以後，佛教在中國才逐漸衰落。

因此，唐代絲路中國段東來西往的僧侶在講經、譯經、解經等弘法布道的過程中，也起到漢字文化傳播的作用。

這在四大文化、五大宗教匯集交流的絲路，可說是文化交流與傳播途徑中最為典型的一種。

政府官員也是重要的漢字傳播者。

漢代以來，在西北邊境交通要衝設置的館驛系統如敦煌懸泉置等中所發現的大量簡帛上的詔令、律令、郵驛傳送的公文、官員與使節的公私往來文書、錢糧收支帳目、車馬供應記錄等，逐步發展成律令格式體制下唐代西域發現的大量官私文書，中央及地方各級行政機構所簽發的公文乃至告身、過所、般次文書、使次文書等，琳琅滿目②。

總的來說，唐代漢文字、漢文典籍及漢文化的傳播者主要有商人、軍隊、僧侶、外交使節、政府官員。

這些人員身份不同，傳播的內容有異，使用的工具、文字、典籍各有側重，組合成漢字文化傳播的整體面相。

今天絲路中國段的考古遺存正是不同歷史時期、不同人員、不同目的的文化傳播的總體呈現。

三、唐代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關鍵媒介

（一）語言：譯語人的溝通

絲綢之路中國段的吐魯番、庫車及和田地區，歷史上有許多民族在此活動，語言方面呈現出極為錯綜複雜的多元面貌。

另一方面，該地區與中原地區關係密切，特別是在唐代，長期處於中原政權的控制，因而可以推測該地區的語言接觸有漢語與其他民族語言。

一般而言，大部分漢人不解胡語，胡人通常也不懂漢語，因而需要有人居中溝通，於是便有所謂「譯語人」③的出現。

為了便於與外國及周邊各族交往，中原王朝往往設有譯語人的官職。

大唐帝國與周邊民族、國家交流更加頻繁，因民族眾多，語言各異，對譯語人的需求更為迫切。

這些譯語人經常出現在軍事、盟誓及互市、商貿活動等場合，由於民族語言的優勢，唐代絲路地區的譯語人多半由胡人擔任。

唐代中央譯語人的編制主要是在鴻臚寺及中書省。

在民間，特別是由於商人貿易的實際需求，也有譯語人的存在。

然而官方譯語人有限，迫於現實需要，邊疆各地區往往也會因其特殊性而由當地官方尋求民間譯語人來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近年有關譯語人的研究不少④，其中李方《唐西州的譯語人》一文認為，譯語人在西州官府中作為正式編制，主要由少數民族來擔任[2]45-51，其中以粟特人、突厥人居多，也有少數漢人。

主要在軍事及交易場合擔任翻譯工作，有時也擔任有關少數民族訴訟審理的翻譯。

高田時雄《唐宋時代譯語人的一側面》一文，則以敦煌、吐魯番及東部沿海地區為對象，從語言社會史的角度探索唐宋時期譯語人的實況，認為譯語人職業的本質與商業活動關係密切。

在吐魯番地區，大部分從事翻譯的是粟特人⑤。

總之，譯語人與商業活動的關係密不可分，唐代絲路商旅往來頻繁，貿易繁重，極需漢語口譯，其中突厥系及粟特人的語言和漢語的翻譯需求量最大。

此外，除貿易溝通的口頭翻譯，基於雙方交易收受憑據的需要，譯語人同時也需略具文字翻譯與寫作能力。

又因唐代佛經的漢譯以及高僧西行求法的外語需求，許多僧人因此也成為具備雙語或多語能力的主要人員；為了譯經、解經，往往編纂有梵漢對照的佛教雙語字書[1]58-68。

這些都是漢語溝通與傳播的主要媒介，但由於貿易、傳教等業務的關係，對漢語的需求程度各有不同。

對絲路地區漢字文化的推動自然是漢文典籍的傳布來得更為直接。

（二）文字：雙語字典的出現

譯語人除了口頭翻譯外，有時也擔任文字翻譯。

今絲路考古發現的文書中便有不少雙語並存的文書，如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所獲Hedin 15、16、24三件均為漢文、于闐文的雙語文書[3]48-69，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漢語—于闐語雙語辯狀》（編號GXW0038）⑥也是雙語文書。

這些文獻的性質說明譯語人除口頭翻譯外，還擔任法律文書的文字翻譯工作，因此，他們不僅要能聽能說漢語，對漢字還要能看能寫。

現已公布的吐魯番文書中不乏雙語文書。

其中，日本大谷文書藏有漢文、突厥文雙語文書1件，漢文吐蕃文、雙語文書6件，粟特文、漢文雙語文書229件，回鶻文、漢文雙語文書76件；德國國家圖書館藏有粟特文、漢文雙語文書1件，藏文、漢文雙語文書6件，漢文、回鶻文雙語文書3件；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藏有回鶻文、漢文雙語文書14件，漢文、回鶻文雙語文書59件；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回鶻文、漢文雙語1件，粟特文、漢文雙語1件；中國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有漢文、婆羅米文雙語文書12件。

在長期胡漢雜處的環境中，雙向語文的互通是重要需求，因此，進行雙語教學以培養雙向溝通人才是非常必要的。

處於華戎交會特殊時空環境下的敦煌，雙語教學更形迫切，尤其是中唐吐蕃統治敦煌以及宋初西夏占領敦煌的時期，敦煌當地雖然仍以學習漢字、漢文、漢籍為主，但基於統治的雙語體制與日常生活的實際需求，雙語教學自是敦煌教育的主體之一[4]99-103。

如法藏藏文寫本P.T.1046（即漢文寫本P.3419）為漢藏對照，殘存漢文《千字文》53行，行13字。

第2行至44行為漢文，豎寫，每字左邊標註有藏文對音。

又P.T.1263（即漢文本P.2762）卷背有20行藏漢對照文字，先藏文，後對應漢文，藏文橫書，漢文豎寫；內容大致為三類：日常生活詞彙，如「東西南北」、「正月、二月」等方位及月份名稱；漢、藏、回鶻等部族及其首領名字；駱駝、牛、羊等動物名稱等。

整體來說，都是當時日常生活與社會交際的實用詞語[5]。

今所得見的西夏文獻《蕃漢合時掌中珠》，是西夏文與漢文音義雙解的語彙辭典，既是學習西夏文字的基礎教材，也是西夏文與漢文對照的工具書。

此書為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党項學者骨勒茂才所編。

其序文有云：「今時人者，番漢語言可以俱務，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

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

若此者，由語言不通故也。

」⑦這清楚地說明了雙語辭書蓋為促進西夏人與漢人的語言文化交流而編纂。

（三）漢籍：教育、文化的傳輸

漢籍在中土是歷史、思想、文化的總和與主要載體。

漢籍在域外的傳布則扮演著教育、文化灌輸的重要角色，外國、外族通過漢籍的閱讀與學習，可以深入地認識中華文化的核心與精華。

19世紀代以來，絲綢之路中國段一直是西方列強考古活動的活躍地區，和田、庫車、吐魯番、羅布泊周圍、敦煌、黑水城等地區成為各國考古學家競相發掘的場所。

長時間大規模的發掘使數十萬件中國西域文物重見天日，為研究古代中亞地區語言、文字、民族、宗教、歷史、地理、藝術等學科提供了全新而珍貴的資料。

俄國克萊門茲（D.A.Klementz）、奧登保（S.F.Oldenburg），德國葛倫威德爾（A.Grünwedel）、勒柯克（A.von Le Coq），英國斯坦因（M.A.Stein），日本大谷探險隊等，都曾在此發掘過大量文物和文書。

1959-1975年，新疆阿斯塔那（Astana）和哈拉和卓（Khara-khoja）古墓區重大考古發掘中，更獲得大量從東晉高昌郡到唐西州時期的漢文文書。

之後，吐魯番地區文物考古單位先後也有不少發掘。

這些發掘所得的漢文文書已經出版的主要有：沙知、吳芳思主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4卷，法藏館1984-2010年版），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圖錄本，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版），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著《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佛教典籍》（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榮新江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華書局2008年版）等等。

這些文獻出土的地點遍及庫車、和田、吐魯番等地區，如庫車的都勒都爾·阿護爾遺址、樓蘭古城遺址、丹丹烏里克遺址，和田的巴拉瓦斯特遺址、營盤遺址、麻札塔格遺址、達瑪溝遺址、巴拉瓦斯特遺址，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墓地、高昌故城、交河古城、木頭溝遺址、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溝遺址、巴達木墓葬、木納爾墓葬、台藏塔、洋海等，出土文獻提供了漢文、漢籍在此傳播流布的實證。

四、唐代絲路中國段漢文文獻的遺存

19世紀以來各國在絲綢之路中國段考古發掘所獲得的漢文文獻主要分布在三個地區：高昌（吐魯番地區）、龜茲（庫車地區）與于闐（和田地區）。

茲分別略述如下：

吐魯番地區古為高昌，是古代東西交通的要道。

高昌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是唐貞觀十四年（640）滅高昌置西州以前，二是唐朝統治時期（640-755），三是803年回鶻汗國成立以後。

漢朝通西域前，姑師在此立國。

神爵二年（前60）打敗匈奴，擊破姑師，改姑師為車師前後部，置屯田校尉。

元帝初元元年（前48）改為戊己校尉，不久治所遷至高昌壁。

東漢魏晉仍在此設戊己校尉，是為高昌壁時代。

東晉咸和二年（327），前涼張駿於此置高昌郡，郡治高昌城。

其後西涼、北涼沿襲之。

北涼承平十八年（460），柔然滅沮渠氏的殘餘勢力，立闞伯周為高昌王，此後，張、馬、麴諸姓相繼稱王，史稱「高昌國」時代。

唐貞觀十四年（640）滅高昌，於其地置西州，高昌城成為西州都督府治所。

此時期主要為漢人統治，民族多元，除原住民外，主要為漢族及粟特人，使用的語言、文字有漢語文、突厥語文、粟特語文；信仰佛教，為絲路佛教重鎮。

直到803年，唐朝勢力退出後，為回鶻汗國所控制，9世紀末建立高昌回鶻王國（即所謂的西州回鶻），改奉伊斯蘭教，佛教信仰從此消退。

以漢人為主體的高昌王國，漢文化實居主導地位。

據《周書·高昌傳》載：「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

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

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

」[6][9]15兼用胡書，表明是以漢語為主的多語實況，其時胡書多用於寺院及外來胡人商賈。

由於漢字為官方文字，所以即使是講胡語的非漢族人，在官學中也是學習漢字、漢籍。

吐魯番出土大量此時期的漢文文書，說明漢字確實為當時主要的習讀文字。

唐朝統治下的西州（高昌）隨著漢人的大批移入，人員往來頻繁，漢字的普及程度大為提高，也反映在近代吐魯番地區出土的唐代漢文文書數量上。

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國探險家在此挖掘出大批文物。

近期新獲的吐魯番出土文獻中文書的時代主要是3到8世紀的晉唐時期，大多數是漢文，並有回鶻文、焉耆文、龜茲文、古突厥文、梵文、粟特文、吐蕃文等；內容包括各種詔敕、法律文書、籍帳以及軍政機關的文牒，審理案件的辯詞，商業往來的買賣、僱傭契約以及私人信札。

出土的漢文典籍則有儒家經典、史書、詩文、蒙書等，同時還有大量的漢文佛教經典，涉及唐代及唐前當地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歷史研究的重要價值。

其中官文書包括名籍、帳簿、符、牒、表、啟等各式文書，說明漢字是當時的官方文字。

各類寺院文書，無論是寺院內部的簿籍疏牒，或是寺院對外的往返書函，也均用漢字。

至於民間私文書，諸如借貸、租佃、奴婢買賣、書信及商務活動等文契，漢文的數量也很大，說明漢字在民間的應用亦極為廣泛。

同時還出土有大量唐人的習字殘紙，以及《千字文》《開蒙要訓》《太公家教》等蒙書，應是當時該地區學童識字、習字的遺存。

這些都說明漢字在此地區使用廣泛，漢文化影響深遠。

龜茲是漢唐時期絲綢之路北道最重要的綠洲王國，北據天山，南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

其居民使用的語言為印歐語系的吐火羅語與梵語，使龜茲成為佛教進入中國的天然門戶。

該地佛教發達，石窟寺院眾多，漢傳佛教著名的翻譯大師鳩摩羅什便出生於龜茲王國，他兼通龜茲語、漢語、梵語、犍陀羅語等多種語言。

唐朝統一西域前，龜茲、焉耆使用焉耆文，這是一種據印度婆羅米文中亞斜體字書寫記錄龜茲語的文字，或稱吐火羅文。

公元前1世紀，龜茲與中原王朝多有聯繫。

公元前60年，漢朝正式控制西域，直至唐顯慶三年（658）滅西突厥汗國，將安西都護府從西州交河城遷至龜茲王城，下轄安西（龜茲）、于闐、疏勒、焉耆四鎮，龜茲成為唐朝統治西域的軍政中心。

唐代安西四鎮形成完整的軍事防禦體系後在節度使體制下實施的「長征健兒」制，使前往西域的兵士不再番替，而改採長年鎮守，因此，眷屬得以從軍而居。

這一改變使中原漢文典籍也就自然由於將官、軍士及眷屬讀書的需求而紛紛傳入。

20世紀初，各國探險隊在龜茲故國庫車地區大量發掘。

1903年，日本大谷探險隊渡邊哲信、堀賢雄在克孜爾、庫木吐喇發掘出漢文及胡語文書，後又在都勒都爾·阿乎爾發掘到漢文文書，據統計漢文文書約有56件。

1907年，法國伯希和探險隊在庫車地區發掘，獲得大批文書，其中有漢文文書20餘片。

1928年，黃文弼在新和的通古斯巴什城中獲漢文書3件。

總體來看，庫車出土的漢文文書除少部分為佛經殘片外，大多屬於社會文書。

龜茲是安西都護府所在地，深受唐文化影響，漢字在此通行。

近代在此地區發現的漢文文書中有唐代于闐軍庫的文書，屬官文書，顯示大唐所設軍鎮機構使用的是漢字；也有民間借貸使用的文書，屬私文書，表明民間也使用漢字。

榮新江在德國國家圖書館的「吐魯番收集品」中發現有來自唐代龜茲的漢文文獻，而以往被當作吐魯番文獻，因此特別撰文指出，這批漢文文獻多數原屬寺院圖書館藏書或官方行用的文書，包括了唐朝的法律文書、韻書、史籍、漢譯佛典等，應該都是隨唐朝勢力進入龜茲的[7]161-172。

于闐為西域古國，是西域的綠洲王國之一。

使用於闐語，有于闐文，是記錄其語言的拼音文字。

歷史上的于闐曾先後被匈奴、漢朝、貴霜、曹魏、西晉、柔然、嚈噠、西突厥等政權直接或間接統治過。

西漢經營西域後，于闐屬西域都護府管轄。

南北朝時，于闐與中原各王朝保持密切聯繫。

唐貞觀末年於其地設于闐鎮，成為唐代「安西四鎮」之一。

上元二年（675），設毗沙都督府，屬安西都護府。

8世紀末，吐蕃雄踞西域，于闐曾為其屬地。

後晉天福三年（938）封其王李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

1006年為西回鶻喀喇汗王所滅。

于闐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曾經使用佉盧文，5世紀時開始使用據印度婆羅米文中亞斜體字母創製的于闐文，一直流行到9世紀末、10世紀初。

至於漢字傳入于闐為時甚早，19世紀末和田等地出土的東漢時漢文—佉盧文二體錢⑧便是物證。

于闐信仰佛教，是絲路佛教古國。

2世紀前後佛教進入于闐，其地很快成為佛教譯經研學的重鎮，既有來自印度、中亞系統的佛教，也有本地特色的宗教，還有漢傳佛教系統。

于闐有14座大型佛寺及許多小型寺院，是當時西域大乘佛教的文化中心。

唐貞觀十八年（644），玄奘法師從印度回國途中曾在此停留，並講經說法。

1006年，信奉伊斯蘭教的西回鶻喀喇汗王朝征服於闐後，于闐從此改奉伊斯蘭教，居民也逐漸放棄原有的于闐語，改採維吾爾語。

佛教從此在於闐銷聲匿跡。

近代和田地區考古發掘的主要遺址有山普拉、尼雅、熱瓦克、若羌、瑪利克瓦特、約特干、丹丹烏里克、達馬溝等[8]，其中熱瓦克等是規模壯觀的古寺遺址。

發掘所得有于闐文、梵文、漢文、藏文佛教文獻，其中漢文寫本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等，反映了大乘佛教在於闐的興盛景象。

武則天時，于闐國高僧實叉難陀（Sikshānanda，學喜）、提雲般若（Devapraja，天智）曾至中原從事譯經，弘揚大乘佛教。

貞元初（785-790），于闐大法師屍羅達摩（戒法）曾在北庭主持譯場，將梵本《十地經》《回向輪經》譯成漢文。

又敦煌本P.3918《金剛壇廣大清凈陀羅尼經》是安西（龜茲）劉和尚（曇倩）譯，其所據也是于闐佛藏中的梵文本[9]28-38。

斯坦因在丹丹烏里克發現的《蘭亭序》習字文書殘片中有題記：「補仁里，祖為戶，□（學）生李仲雅仿書冊行，謹呈上」[10]，蓋為當地學生學習漢字的遺存。

五、漢字文化傳播現象及其興衰原因之臆測

近代絲路中國段考古遺存的漢文文獻確實是考察唐代漢字傳播與漢字文化發展的珍貴材料，主要收藏在英國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德國國家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亞圖書館以及日本的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東京書道博物館、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順藏、奈良寧樂美術館等，詳見《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日本收藏卷⑨。

吐魯番學研究院資料信息中心的古麗努爾·漢木都與李亞棟《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數量及語種》一文曾統計出吐魯番出土的文書總量近15萬件，計有21個語種[11]196-198。

其中漢文文書近9000件，包括日本公私收藏3 768件，德國國家圖書館藏2 140件，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藏455件，英國國家圖書館藏525件，中國新疆文物考古發掘計2 704件（阿斯塔那1633件、哈拉和卓152件、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漢文文書530件、新獲漢文文書389件）。

以下分別從唐代高昌（吐魯番地區）、龜茲（庫車地區）、于闐（和田地區）三大區域分析考察漢字文化傳播存在的共相與殊相。

（一）漢字文化在不同地區傳播所呈現的差異

高昌、龜茲、于闐雖然同樣早在漢代前後便有大量漢人移入，開始接受中原地區漢字文化的影響，但不同地區之間也出現一些明顯的差異。

如唐朝高昌（西州）的漢字通用程度明顯高於龜茲、于闐等地區，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漢文文書數量之大、種類之多遠超庫車及和田便是明證。

這些地區出土的文獻遺存中，漢文與非漢文（于闐文、吐火羅文、回鶻文、波斯文、敘利亞文、粟特文、藏文等）的比例不同，顯示出不同族群間漢字通行程度的差異。

大唐統治期間，行政體系運作中的通行語言為漢語，軍鎮機構之間或與羈縻府州官府間往來文書自然也是使用漢文，必要時可以雙語文書來呈現，如漢文、于闐文雙語官文書；至於民間百姓，各民族使用當地的語言文字，也就是漢語、漢文與非漢語、非漢文並行使用。

當遇到商業往來、契約訂定或法律訴訟時，則可求助譯語人口頭翻譯或書面翻譯。

從目前所公布的相關文獻來看，遺存的漢文文獻中佛典最多，其次是社會經濟文書及公私文書，傳統漢文典籍最少。

據初步統計，1959-1975年，新疆博物館考古隊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進行13次發掘，計有465座墓葬，118座中計有漢文文書1 844件⑩。

因為是墓葬，其文書多半被用來製成鞋子、帽子、衣服等陪葬品。

內容以牒、狀、辭、帖等官文書及契約、書牘、隨葬衣物疏等私家文書為最多，佛教典籍及經、史、子、集與詩、文相對較少。

此外，英國國家圖書館藏社會經濟文書及公私文書約516件，佛教文獻317件，其他漢文典籍30件；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漢語文獻中社會經濟文書及公私文書約224件，佛教文獻8件，其他漢文典籍2件；德國國家圖書館藏漢語文獻中佛教文獻約4537件，社會經濟文書及公私文書119件，其他漢文典籍99件；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順藏高昌漢文獻中佛教文獻112件，社會經濟文書7件，其他漢文典籍4件；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漢文文獻128件，皆為社會經濟文書。

官文書的內容涉及土地、戶籍、賦役、軍事、訴訟、館驛等，呈現了高昌地區長期在大唐統治下使用漢字的實況。

私文書則多為私人借貸、買賣契約等民間經濟活動的文書，也說明當時高昌地區以漢人為主體的漢文使用情況。

儘管傳統漢文古籍及詩文數量相對不多，但也可略窺見中原文士作品在此地流傳以及當地學子學習詩文的情景，反映唐代高昌與中原地區文學發展的聲氣相應。

誠如朱玉麒所說的，此一現象「與內地移民的傳播、文化制度的保障、文學時尚的迎合等因素密切相關，呈現出邊地漢文化接受與傳播的獨特景觀」[12]182-194。

至於大量漢文佛教文獻的遺存則說明了唐代絲綢之路中國段各地佛教的普遍流行，東來弘法布道的中亞各地胡僧與擬往西天取經的中原漢僧穿梭其間。

不論是高昌、龜茲或于闐的胡僧，大都通曉漢語，識讀漢字、漢文，他們手齎胡本，口誦漢經，普遍呈現出較高的漢字文化水平。

佛教歷史悠久的高昌王國，《魏書》《出三藏記集》《高僧傳》等多有記述。

東晉時「車師前國」的高昌地區即以佛教為國教。

4世紀末高昌王國成立後，佛教譯經風氣大行，佛法大盛，寺院林立，高僧輩出。

今吐魯番出土大量漢文佛教經典寫本正是此一盛況的真實反映。

即便在公元840年以後信奉摩尼教的西遷回鶻人在吐魯番建國，其中的漢僧也仍然可以繼續使用漢語酣暢地宣講經文，西州地區留下來的S.6551講經文可作例證(11)。

絲綢之路綠洲王國的龜茲，是佛教進入中國的天然門戶。

雖然佛教傳入龜茲的具體時間並不清楚，但從今所得見的克孜爾石窟、庫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尕哈石窟、瑪扎伯哈石窟、托乎拉克埃肯石窟等著名石窟，及台台兒石窟、溫巴什石窟、亞吐爾石窟等小石窟，可知唐前此地佛教發達，石窟、寺院林立；胡漢雜處，佛經翻譯大行，經錄中白姓、帛姓的譯經高僧多數出自龜茲，著名的鳩摩羅什更是龜茲王國的譯經大師。

儘管今日在龜茲（庫車地區）發掘所得的漢文佛典數量有限，但仍可從寺院考古發現的文物、文獻遺存與史料、經錄中窺知當年佛教的盛況。

于闐因地緣關係與印度關係密切，早在公元前2世紀，佛教即從迦濕彌羅國傳入于闐，于闐快速發展為新疆西南最大的佛教王國，大小寺院林立，其盛況從今考古遺址與發掘可以想見。

644年，唐玄奘西天取經返唐路過於闐，並在此講經說法。

《大唐西域記》對於闐的建國傳說、風土民情及佛教盛況多有記述，從中也可窺見唐代于闐的佛教世界。

高昌（吐魯番地區）、龜茲（庫車地區）、于闐（和田地區）的漢文佛教文獻當是絲路佛教發展史的研究基礎與熱點[13]115-123。

高昌、龜茲、于闐均屬盆地或綠洲王國，既是絲綢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又是東西商旅交易的貿易城市，來往漢客胡商不絕於道，交易頻繁。

近代考古發掘的漢文文獻中大量各類商務活動的經濟文書以及社會活動的公私文書、信札(12)等，都反映出其市場之活躍與經濟活動之熱絡。

大唐盛世，高昌、龜茲、于闐等王國盡歸大唐管轄，設有州、府，其軍事、行政機構普遍，漢字見諸官方行政體系的公務文書(13)。

漢人移民增多的大唐屬地，民眾與官府往來行文或民眾之間書信往來自然也以漢文為主，其他民族則依行文對象而各有所主，當涉及權益利害之法律訴訟或契約文書時，則有漢文及其他民族語言文字的雙語文書，這與考古發掘所獲唐代寫本文獻的內容與數量呈現的比例相契合。

至於漢文世俗典籍的數量，相對於佛教文獻、社會經濟與公私文書則較少，且主要集中在《論語》《孝經》《毛詩》《尚書》《禮記》等儒家經典，《千字文》《開蒙要訓》等唐代最流行的童蒙識字教材，及《太公家教》等當時民間最為通行的格言諺語式的處世箴言。

這顯示出唐代這些地區實施的漢文教育狀況與中原地區基本一致，同時限於環境，更加凸顯其因地制宜、力求簡要、側重實際生活的實用性等特色(14)。

（二）漢字文化在絲路傳承與消退原因之蠡測

唐代漢字文化在絲綢之路的傳承與消退，除了政治勢力、經濟活動等外在因素外，關鍵還在於地區的民族、操持的語言、使用的文字與宗教信仰等。

以下試將唐代絲路中國段的高昌（吐魯番）、龜茲（庫車）、于闐（和田）等地區的民族、語言、文字及宗教信仰列表如下頁（表1），以作為說明漢字文化發展與興替規律之參考。

此外，附帶將吐蕃、西夏及遼也納入，作為參照。

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凡是主動的、內需的較能長久而深遠；被動的、外加的一般短暫而難以持續。

唐代漢字文化在絲綢之路的發展歷史也符合這一原則。

漢字傳入前就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地區，與沒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地區，其漢字文化發展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前者，漢字與非漢字雙軌並行，在漢族政治勢力的控制下，雖然官方推動漢語，行政文書使用漢字、漢文，但這是被動而外加的，所以漢字僅止於與官府打交道時使用，難以生根，一般民眾仍舊使用本族的語文，最多略通漢語、略識漢字，無法達到以漢字進行閱讀、書寫甚至撰述的水平。

其漢字通行與否主要取決於政治力。

一旦政治力衰退，漢語、漢字便會隨之消失。

高昌、龜茲、于闐的發展情況便是如此。

後者，漢字傳入前沒有屬於自己民族的文字，漢字、漢文被借用作為記事、傳情表意的閱讀與書寫工具。

他們學習使用漢字、漢文，乃出自實際需求，是主動的、內需的。

因此，不但長期以漢字作為書面閱讀與溝通工具，更用漢字來進行文化文明之記錄與傳承。

即便到了後來，自覺創製了屬於自己民族的文字，也往往是借鑑了漢字而創製；而當創製出來的民族文字取代原有通行的漢字、漢文時，漢字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地深植在其文化核心，成為其民族文化之特色而難以割捨。

在中國歷史上，唐宋期間的吐蕃、西夏、遼都是如此；毗鄰的朝鮮、日本乃至東南亞的越南也是如此。

吐蕃原無文字，7世紀時松贊干布（？-650）派遣屯米桑布扎赴天竺學習梵文和佛法。

學成返國，遵法王旨意，據梵文創製吐蕃文。

西夏李元昊1038年仿漢制自稱皇帝，於大慶元年（1036）命野利仁榮（？-1042）仿漢字創製胡禮蕃（西夏文）。

遼太祖神冊五年創製契丹大字，九月十四日（920年10月28日）製成，下詔頒行，其書寫方式與漢字類似。

東北亞的朝鮮半島及日本列島諸民族與中國交流較早，然由於這些地區民族的文字創製較晚，所以早期的文化交流都是借用漢字來進行的。

這一情況可從高句麗、百濟、新羅朝鮮三國所遺留下來早期的金石文字得到證明[14]29-56。

朝鮮15世紀前沒有自己的文字，以漢字作為官方文字，其國家典籍、檔案、法令及規章均以漢字書寫。

李朝世宗設諺文局，令鄭麟趾、成三問等人制定諺文。

自1446年《訓民正音》公布使用，朝鮮從此才有自己的文字。

日本雖有古老的文化，但其本族文字的創製卻相當晚。

古代日本初期的文字也是借用漢字，今所得見考古遺存的金石文都是明證[15]57-68。

長期以來，日本是以漢字作為傳播思想、表達情感的載體，當時稱漢字為「真名」。

5世紀初，日本出現所謂的「假名」，這是借用漢字的標音文字。

最終由吉備真備（692-775）、空海（774-835）先後創製完成。

10世紀起，假名文字雖然已在日本盛行，但漢字的使用並未因此而廢止。

越南自古以來直到20世紀初期，始終以漢字作為全國的書面語言。

即使在越南創製的新字即字喃產生後，漢字依然是越南書面文字的主流。

字喃是以漢字為基礎，用形聲、假借、會意等方法創製的表達越南語言的文字。

此種文字產生的確切時間已不可考，而在胡朝（1400-1407）、西山朝（1786-1802）兩個短暫王朝，字喃雖然曾被嘗試用來取代漢字作為正式文字，但沒成功，充其量只能形成與漢字並行的局面而已。

更何況要使用字喃，實際上必得先懂漢字，因此一般仍視漢字為正統文字。

雖然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占領越南並推行拉丁化越南文，官方停止使用漢字，但一般文士仍有以漢字從事寫作的，直至二戰後，漢字的使用才完全終止。

朝鮮、日本、越南長期以來將漢字作為書寫文字，以漢文從事創作並著書立說，留下大量的詩文典籍，近年漸受重視，已然形成「域外漢文學」、「域外漢籍」等新興的漢學領域。

對不同民族、不同語言文字背景下的漢字傳布與發展而言，現實需求是學習的一大動力，尤其是貿易往來的商業活動，從唐代絲綢之路各民族譯語人穿梭在商貿接洽與簽訂契約的場合，直到如今的對外貿易，其情況可說是古今一理。

再者，宗教信仰的神聖魅力也是漢字文化傳播的重要支柱。

絲路中國段各地出土文獻中以漢文佛教典籍數量最為龐大，顯示來自各地各族的僧侶對漢傳佛教傳布的努力，尤其體現在譯經、講經、抄經上；而操持多種語言又精通漢語且能駕馭漢字的這些高僧大德，無疑是漢字文化發展的一股強大力量。

而唐以後，各地宗教信仰發生了重大改變，以漢字為載體的漢傳佛教經典也從此消失。

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現象。

漢字是漢文化的載體，由漢字與漢籍形成的漢字文化傳播，對漢文化的輸出與傳承發揮著重要作用。

唐代漢字、漢籍在絲路傳布的情形，與各民族語言文字的體系、特性、發展歷程和漢字、漢籍傳布的時機，以及經濟、政治、宗教與生活文化等環境密切相關，在時空中呈現授受與興衰之發展歷程。

對比東亞漢字文化圈，更可了解漢字文化傳播的興衰成敗及其影響之規律。

漢字文化圈的形成、存在及發達的程度與各地的現實環境對漢字、漢籍需求的力度成正比。

文字創製發展較晚的民族、國家在未有自身文字前，必須藉助他國或他族的文字作為文化交流與傳承之工具。

而漢字早在漢代便開始傳入高昌、龜茲、于闐、朝鮮、日本、越南等地，長期以來的發展卻有著不同的結果。

漢字、漢籍在這些地區的傳布與漢字文化的發展歷程呈現出如下幾個規律，或可提供絲路文化交流與傳承的借鑑和啟迪：

第一，擁有本民族語言文字的地區，在漢人政權的控制下，通過行政制度推動文化、教育，使漢字、漢籍得以傳布。

但因本族語言、文字與漢語、漢文的體系不同，不易相容，因此即使出現過大量的漢文文獻，仍然以經濟、法律、社會等公私文書如契約、訟牒、信件為多，其次是佛教經典，而代表漢文化的典籍則相對是少數，且集中於作為教材的儒家經典。

出土的漢文文獻內容的組成與比例，正反映了這些地區的實際狀況，如高昌、龜茲、于闐出土的漢文文獻，即以貿易為主體，宗教傳播與軍事事務居次，唐代官方的行政影響又居次。

所以，實際的漢字文化並未滲入這些民族的文化之中，無法在這些地區生根。

因此，當大唐帝國的政治力在此地區消退後，漢字、漢籍的使用也就迅速消失了。

第二，本身文字創製發展較晚的民族長期使用漢字作為閱讀及書寫的文字系統，如吐蕃、西夏、朝鮮、日本、越南等地，漢文典籍廣為流行，其典章、制度、教育與思想深受漢文化影響，漢文化廣泛滲入本族文化，即使後來有自身文字的產生，也大多借鑑漢字而創製。

屬於本民族語言的新創文字流通後，漢字的使用儘管盛況不再，然漢字文化依然深入其民族生活中。

除了語言文字外，宗教信仰的相通，特別是漢傳佛教的盛行，甚至其社會也是農業社會，或半農半牧，這些都是漢字文化發展的助力之一。

第三，大規模的人口遷徙與接觸推動不同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現在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飲食文化等方面，其中語言文字更是人口遷徙、接觸與互動的首要，其傳播最快，影響也極為顯著而深遠。

第四，就漢字文化的傳播來考察，我們發現一個潛在的規律，即大凡官方語言、文字與該地區民族語言、文字相一致，或與其宗教信仰所使用的語言、文字相一致者，則官方語言文字傳播易於形成文化而長存，如西夏、朝鮮、日本、越南等；反之，則官方語言文字傳播的文化不易形成，且難以長存，一旦政治影響力不再，官方語言文字更替，宗教信仰改變，其官方及宗教使用之語言文字與傳播的文化必定衰落而逐漸消退。

晚唐五代，儘管中央政權在邊疆的勢力逐漸衰頹，漢字文化圈也逐漸消失，但只要當地還有漢人，就仍然會保留漢字的使用。

注釋：

①榮新江據近代庫車、和田等地出土的漢文文獻，考察漢籍在西域地區的流傳，討論傳播的圖書及其形態與傳播途徑，並探究傳播未能持續的原因。

筆者對其論點頗為贊同，唯本文所論自有重點，為避重複，相同觀點不再贅述。

參看榮新江《接受與排斥——唐朝時期漢籍的西域流布》，見《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225頁。

②此問題可參看五代高居海《使于闐記》、宋王延德《使高昌記》（王國維輯本《使高昌記校注》整理、爬梳《宋史》中的資料）；張廣達《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區的般次和使次》，見《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③「譯語人」又稱「譯人」、「譯長」、「典客」、「舌人」、「譯官」等，是歷代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的傳譯人員。

④可參見韓香《唐代長安譯語人》，載《史學月刊》2003年第1期，第28-31頁；趙貞《唐代對外交往中的譯官》，載《南都學壇》2005年第6期，第29-33頁；朱麗娜《唐代絲綢之路上的譯語人》，載《民族史研究》2015年第12輯，第212-228頁。

⑤參見高田時雄《唐宋時代譯語人的一側面》，2014年9月6-8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展望未來20年的敦煌寫本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⑥GXW0038曾定名為《漢語于闐語雙語契約》，後經段晴定名為《漢語—于闐語雙語辯狀》，參見段晴、李建強《錢與帛——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三件于闐語—漢語雙語文書解析》，載《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第29-38頁。

⑦關於這個問題，可參看骨勒茂才《番漢合時掌中珠》，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8、685、4777頁；《〈番漢合時掌中珠〉殘頁（西夏文刻本）》，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藏，N11.001（09299）；《〈番漢合時掌中珠〉殘頁（西夏文刻本）》，敦煌研究院藏（西夏文刻本）G11：181（B184：9）241，見史金波、陳育寧主編《中國藏西夏文獻》，（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⑧漢佉二體錢又稱和田馬錢，是古絲綢之路上的一種西域錢幣。

1873年英人福賽斯（T.D.Forsyth）在新疆和闐首次發現漢佉二體錢，之後，法國杜特雷依，英國赫恩雷、斯坦因，俄國奧登堡，日本大谷光瑞等外國探險家也在和闐及鄰近地區陸續發現這種錢幣。

截至1987年，總數大約有352枚。

這些錢幣的發現不僅是3世紀左右中原王朝對西域深刻影響的證明，也是兩地經濟、文化融合的歷史見證。

⑨陳國燦、劉安志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⑩參見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十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錄本）四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版。

(11)關於這個問題，可參張廣達、榮新江《有關西州回鶻的一篇敦煌漢文文獻——S.6551講經文的歷史學研究》，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第24-36頁；李正宇《S.6551講經文作於西州回鶻國辨正》，載《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第88-97頁。

(12)關於書信往來，絲綢之路東段、沿塔里木盆地南北道的交通往來頻繁，發現了大量往來書信。

沿長城烽燧下出土的諸多漢簡中，書信數量不少。

敦煌文書也保存了許多書信，如敦煌曹氏政權與于闐李氏政權的書信往來。

在敦煌遺書中存在大量書儀殆非偶然，間接證明漢文在多民族互動的漢字文化圈中的作用。

在偶然發現漢語之外的商旅文書中，最有名的是斯坦因發現的古粟特語信札，還有兩件年代據考屬於8世紀晚期的希伯來語字體新波斯語書信，一件為斯坦因1901年初獲得、現藏英國圖書館的Or.8212/166，一件是北京國家圖書館2005年徵集入藏的希伯來字體波斯語書信。

此間接證明漢文及非漢語書信數量當非常龐大。

至於其商業往來文書的情況，可參殷晴《絲綢之路與西域經濟》，（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

(13)有關行政體系下公文書的情況，可參陳國燦《庫車出土漢文文書與唐安西都護府史事》，載《龜茲研究》2012年第5輯，第146-153頁；雷聞《關文與唐代地方政府內部的行政運作——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為中心》，載《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期，第123-154頁；李方《唐西州行政體制考論》，（黑龍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14)漢文典籍及童蒙教材的情況，可參張娜麗《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版；朱玉麒《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漢文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載《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第182-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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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