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文化傳承

每一個時代的文化歷史都讓我們更加深入了解古文化的發展進程，遺址是最好的記憶在現。

紅山文化

紅山文化年代為公元前四千至前三千年。

因最早發現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郊的紅山遺址而得名。

紅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特徵和內涵，是北方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結合。

其後，在鄰近地區發現有與赤峰紅山遺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徵的諸遺址，統稱為紅山文化。

已發現並確定屬於這個文化系統的遺址，遍布遼寧西部地區，幾近千處。

紅山文化以遼河流域中遼河支流西拉木侖河、老哈河、大凌河為中心，分布面積達二十萬平方公里，這裡是銜接東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帶，也是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的交匯區域，延續時間達兩千年之久。

紅山文化的社會形態初期處於母系氏族社會的全盛時期，晚期逐漸向父系氏族過渡。

經濟形態以農業為主，兼以牧、漁、獵並存。

細石器工具發達，還有磨製和打制的雙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鋤、石磨盤、石磨棒和石鏃等。

彩陶多為泥質，以紅陶黑彩為多，花紋十分豐富，造型生動樸實。

玉雕工藝水平較高，其中出土自內蒙古赤峰紅山的大型碧玉C形龍，周身捲曲，吻部高昂，毛髮飄舉，極富動感。

還發現相當多的冶銅用坩堝殘片，說明冶銅業已經產生。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始自公元前四千三百年，延續時間約兩千年左右，到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發展成山東龍山文化。

大汶口文化因1959年首先發現於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遺址而得名。

在大汶口文化的後期墓葬中，出現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帶小孩的合葬，它標誌著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會的結束，開始或已經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

大小墓的鮮明對比，表明私有制產生，已出現貧富分化。

大汶口文化以農業生產為主，兼營畜牧業，輔以狩獵和捕魚業。

在三里河遺址的一個窖穴中，發掘出大量牛、羊、豬、狗等家畜骨骼，生產工具仍以石器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

制陶技術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質有紅、灰、黑和白陶四類。

雕塑工藝品不僅數量多，而且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如象牙梳、雕刻骨珠、骨梳、牙雕飾、穿孔玉珠以及陶塑動物等。

當時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變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對側上門齒，有的長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頜骨內縮變形。

還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龜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鉤形器。

這些習俗為中國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見。

在莒縣陵陽河、大朱村、杭頭和諸城前寨等遺址，還發現刻在陶尊上的陶文，引起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的重視。

大汶口文化的發現，使黃河下游原始文化的歷史，由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文化向前推進了兩千多年，為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找到了淵源，也為研究黃淮流域及山東、江浙沿海地區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

龍山文化

1928年的春天，考古學家吳金鼎在山東省章丘市龍山鎮發現了舉世聞名的城子崖遺址。

他在城子崖台地的西面斷層上，發掘出了與石器、骨器共存的大量色澤烏黑、表面光滑的陶片，這也就是日後龍山文化的代表黑陶。

考古學家最初稱其為黑陶文化。

後來，考古學家把這種以黑陶為主要特徵的文化遺存命名為＂龍山文化＂。

在城子崖之前，中國出土的古陶器大都是含沙量極高的彩陶和紅陶，而以河泥為原料的黑陶可以說是四千多年前東夷民族所獨有的創造。

城子崖出土的黑陶藝術品蛋殼杯杯壁只有0.5毫米厚，重量只有50克左右，是黑陶中的極品。

自龍山遺址發現以來，考古學家分別在河南、陝西、山西、湖北等地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文化遺存。

但因其文化面貌不盡相同，所以又分別命名為河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山西陶寺類型龍山文化，通稱之為龍山時代文化。

這一時期文化的最顯著的特徵便是城址的發現。

如在山東地區，除城子崖龍山城址之外，還有壽光邊線王城址等。

其他地區則發現有淮陽平糧台城址、登封王城崗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輝縣孟莊城址等。

龍山文化處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這個時期陝西地區的農業和畜牧業較仰韶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生產工具的數量及種類均大為增長，這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同時，占卜等巫術活動亦較為盛行。

從社會形態看，當時已經進入了父權制社會，私有財產已經出現，開始跨入階級社會門檻。

殷墟甲骨

1899年，清代國子監祭酒﹑著名金石學家王懿榮在用作中藥的＂龍骨＂上發現契刻符號，由此發現了三千多年前中原人民使用的古文字。

經過羅振玉的查訪，始知契刻文字的甲骨出土於河南安陽西北五里的小屯村。

羅振玉還辨認出甲骨刻辭中有商人先公先王的名號，確認這些甲骨是商王室遺物。

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在洹水南的小屯村出土，證明了此地即《史記.項羽本紀》所記項羽與秦章邯軍交戰時所駐之＂洹水南之殷墟＂，亦即《括地誌》所記＂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即北蒙殷墟＂。

王國維據卜辭中受祭帝王有康丁﹑武乙﹑文丁，確認帝乙之世仍建都於此。

經過深入研究，學者們找到了武丁至帝辛的各王祭祀卜辭，據此，證實了《古本竹書紀年》＂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之說為可信。

殷王室占卜記事用的甲骨的發現導致了殷墟的發現，到目前為止，殷墟仍是中國文明社會初創時期可以肯定確切位置的最早都城。

殷墟甲骨文是現今所見中國最早的具有完備體系的文字，殷墟甲骨刻辭是現今所見中國最早的時王紀實文辭，因而成為語言文字學﹑歷史學﹑民族學﹑天文學﹑氣象學﹑農學﹑醫學﹑歷史地理學﹑考古學等多種學科的重要原始資料。

在殷墟，已陸續發掘出了殷代的宮殿、宗廟、王陵、貴族和平民墓葬﹑祭祀坑﹑作坊等遺址及用青銅﹑玉石﹑骨蚌等製作的禮器和生產﹑生活﹑作戰用具等遺物，為研究殷商社會面貌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鼎是中國商代後期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而鑄造的。

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陽市武官村一農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

鼎形制雄偉，重達八百三十多公斤，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

司母戊鼎初為鄉人私自挖掘，出土後因過大過重不易搬遷，私掘者又將其重新掩埋。

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於1959年入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為整體鑄成，鼎耳是在鼎身鑄好後再裝范澆鑄的。

鑄造這樣高大的銅器，所需金屬料當在一千公斤以上，且必須有較大的熔爐。

經測定，司母戊鼎含銅84.77、錫11.64、鉛27.9，與古文獻記載制鼎的銅錫比例基本相符。

鼎為中國古代炊食器，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出現了陶制的鼎，銅鼎則是商周時期最為重要的禮器。

司母戊鼎除鼎身四面中央是無紋飾的長方形素麵外，其餘各處皆有紋飾。

在細密的雲雷紋之上，各部分主紋飾各具形態。

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麵周圍以饕餮作為主要紋飾，四面交接處，則飾以扉棱，扉棱之上為牛首，下為饕餮。

鼎耳外廓有兩隻猛虎，虎口相對，中含人頭。

耳側以魚紋為飾。

四隻鼎足的紋飾也匠心獨具，在三道弦紋之上各施以獸面。

據考證，司母戊鼎應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紋飾、工藝均達到很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銅文化頂峰時期的代表作。

侯馬盟書

＂侯馬盟書＂是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在發掘山西侯馬晉城遺址時發現，同年11月至次年5月發掘。

侯馬盟書是春秋晚期晉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前489）晉國世卿趙鞅同卿大夫間舉行盟誓的約信文書。

當時的諸侯和卿大夫為了鞏固內部團結，打擊敵對勢力，經常舉行這種盟誓活動。

盟書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於地下或沉在河裡，以取信於神鬼。

侯馬盟書是用毛筆將盟辭書寫在玉石片上，字跡一般為朱紅色，少數為黑色。

字體近於春秋晚期的銅器銘文。

＂盟誓遺址＂在侯馬晉城遺址的東南部，面積約3800平方米，分＂埋書區＂和＂埋牲區＂兩部分。

在盟誓遺址內共發現坎（埋牲的土坑）四百餘個，坎的底部一般都瘞埋有犧牲，大坎埋牛、馬、羊，小坎埋羊或盟書。

絕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還有一個小龕，其中放一件古時稱為＂幣＂的祭玉，個別坑埋有數件。

這些玉幣和犧牲都是在盟誓時向神或祖先奉獻的祭品。

用作祭祀的玉幣雕琢纖細，頗為精美。

書寫盟書的玉石片，絕大多數呈圭形，最大的長32厘米，寬近4厘米，小的長18厘米，寬不到2厘米。

這批文物對研究中國先秦時期春秋戰國之交的歷史，特別是晉國末期的歷史增添了新鮮材料。

它的發現對研究中國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書法藝術、曆法、社會學、風俗習慣等以及晉國歷史均有重大意義。

曾侯乙墓

戰國初期曾（隨）國國君乙的墓葬，位於湖北隨州市擂鼓墩。

葬於公元前433年或稍後，1978年發掘。

整個墓葬分作東、中、北、西四室。

東室置曾侯乙木棺，雙重，外棺有青銅框架，內棺外面彩繪門窗及守衛的神獸武士。

中室放置隨葬的禮樂器。

北室放置兵器及車馬器等。

西室置殉葬人木棺十三具。

墓中共出土隨葬品一萬五千多件，其中有一套曾侯乙編鐘，是迄今發現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銅編鐘。

鍾在我國商朝時就已出現，人們按鐘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鍾編成組，製成編鐘，演奏悠揚悅耳的樂曲。

曾侯乙編鐘共六十四枚，八組，分三層懸掛在銅、木做成的鐘架上。

鍾架由六個佩劍的青銅武士和幾根圓柱承載，總重量達三千五百千克，它的重量、體積在編鐘中是罕見的。

尤為可貴的是，鐘體和附件上，還篆刻有兩千八百多字的錯金銘文，記載了先秦時期的樂學理論以及曾和周、楚、齊等諸侯國的律名和階名的相互對應關係，這一重大發現，摒棄了＂中國的七聲音階是從歐洲傳來、不能旋宮轉調＂的說法，被認為是世界音樂史上的重大發現。

墓中還出土了編磬、鼓、瑟、笙、排簫等大量樂器，為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蓋上，繪有包括青龍、白虎、北斗圖形及二十八宿名稱的天文圖像，說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創立二十八宿體系的國家之一。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二百二十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為精彩的，體現了楚文化的神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