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海昏侯墓中為什麼會有《齊論·知道》

【編者按】

2015年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精美隨葬品，是當年全國考古十大發現之一，墓主人劉賀的生平經歷也備受關注。

2016年10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辛德勇先生的新著《海昏侯劉賀》，這是一部有關海昏侯及其時代的學術研究專著。

本文原題《海昏侯劉賀的墓室里為什麼會有〈齊論·知道〉以及這一〈齊論〉寫本的文獻學價值》，文章首發於10月21日辛德勇先生的新浪微博。

經作者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主持海昏侯墓發掘的考古工作者，在《考古》2016年第7期撰文報告說，墓內出土的竹簡，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失傳已久的《齊論·知道》，同時還刊發了包括篇題「智道」（知、智通）在內兩支簡的照片。

很多人為這一新發現的新材料，興奮不已。

我們究竟應該以怎樣一種心態來合理地看待這一發現？對此，我已在《怎樣認識海昏侯墓出疑似〈齊論·知道〉簡的學術價值》這篇讀書筆記中談了自己的看法。

在這裡，再來談談對劉賀墓中為什麼會有這篇簡文的認識，以及除此《知道》篇以外海昏侯墓中可能同時存在的《齊論》其他篇章的文獻學價值。

海昏侯墓出土《齊論·知道》簡

但凡學過一些中國古代歷史常識的人，都聽到過後世所傳漢武帝依從董仲舒的建言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從而誤以為在此之後，便是家弦《詩經》、戶誦《尚書》，一派熱氣騰騰的儒學景象。

實際上儒家思想對社會的普遍影響，是一個逐漸擴展的過程。

漢文帝時，首開端倪，武帝雖繼此有較大幅度的發展，在形式上，確實是「卓然罷黜百家」而「表章六經」，但至元、成二帝時期，儒家的治國理念始對一朝大政方針起到主導作用。

武帝以至宣帝時期的漢家朝廷乃「自有制度」，即「以霸王道雜之」，絕非「純任德政」。

至於儒家經典和思想的融通以及全面的制度性建設與社會教化，逮東漢時期，才日臻完善，並且為後世所繼承。

儘管如此，漢武帝時期對儒家思想的闡揚，確實「煥焉可述」。

除了在官學中的尊寵之外，在皇室成員的教育方面，也很顯著。

具體就劉賀的情況而言，在他做昌邑王的時候，其師王式，便是傳授《魯詩》的名家，曾「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特別是「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而昌邑王劉賀自亦能「誦《詩》三百五篇」，昌邑國郎中令龔遂也數番引《詩》相諫，國中臣子甚至對他稱謂《詩經》為「陛下之《詩》」。

較此更早，其父老昌邑王劉髆，初時系以少子為漢武帝所愛，故甫一受封，漢武帝就指令「通《五經》」的夏侯始昌來做他的「太傅」。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禮記》、《孝經》在內的多種儒家典籍，與《漢書》這些記載相參照，反映出漢武帝以後，在皇家子弟的培養過程中，儒家的著述已經成為教授的核心內容，而元、成二帝以後漢廷治國理念的轉變，正是以此為重要基礎；同時，這也是海昏侯墓中出土《齊論·知道》的社會文化背景。

那麼，是不是能像現在一些人那樣，僅僅依據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這些儒家典籍，來否定《漢書》對劉賀其人「清狂不惠」、「動作亡節」之類的記載，證明他知書達理、循規蹈矩，從而是一位全然符合儒家理想的正人君子呢？我們若是看一看時下那些畢業於中央黨校而最終被關進秦城的黨政高官，再看一看我們學術界那些滿口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高論而在實際生活中惟校長大人之命是從的「清流」教授們，就會明白這樣的想法有多麼幼稚。

蓋劉賀性本「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這些仁義道德的教化，只是在他的消化道里空走了一趟而已，他並沒有從中汲取營養，使之融入血液。

前面提到的「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昌邑王師王式，其實正是屢屢「以三百五篇」切諫主子，但劉賀的行為，並沒有因此而發生改變。

又昌邑王國的中尉王吉，是一位修身謹嚴的賢人君子，同樣引據《詩經》以諫阻劉賀的驅馳遊獵行為，但這位公子哥兒卻是「復放從自若」。

如前所述，海昏侯墓中尚出土有儒家經典《孝經》，而就在後來被專擅朝政的權臣霍光廢黜帝位的時候，劉賀還脫口而出念誦了其中的一個文句，說什麼「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但劉賀引述這句話，並不能證明其修養高深，神智精明，清人朱一新反而剖析說：「觀昌邑臨廢兩言，猶非昏悖，特童騃不解事耳。

」這一點，恰恰是對劉賀其人「清狂不惠」這一神智狀態和「動作亡節」這一行為特徵最好的證明。

《詩經》、《孝經》的功用既然如此，孔夫子的《論語》也就同樣無法在劉賀的身上產生什麼意想不到的奇效。

前面提到的昌邑國中尉王吉，除了一般性地「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及「好梁丘賀說《易》」之外，在對儒家學說的傳承與弘布闡揚方面，還特別「以《詩》、《論語》教授」。

如此一來，在他的主子劉賀的墓室中發現《論語》，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無奈劉賀其人實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王吉等人苦心教導的結果，上面已經談到，亦即這位藩王依然「放從自若」，「終不改節」，直到登上天子的大位，也沒有發生絲毫改變，甚至都沒有裝模作樣地掩飾一下。

或許令王吉稍可寬慰、同時也哭笑不得的是，劉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曾專門派遣使者給他送了一大堆酒肉，算是領受了他這一片書生氣十足的忠心。

不過，現在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王吉當年向昌邑王劉賀「教授」的《論語》，海昏侯墓中發現的《齊論·知道》，就應該是其中的一部分篇章。

因而也可以說這一發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原因很簡單，王吉是西漢傳授《齊論》最重要學者，他學的、講的，都是《齊論》，自然會向昌邑國王劉賀講授。

在昭帝去世之後，霍光派人迎立劉賀為帝的時候，王吉審度時事，剴切勸告他對霍光要「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自己惟「垂拱南面」做個傀儡皇帝而已，其間就藉用了《論語·陽貨》的文句。

《漢書·藝文志》記載：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

前文提到「王吉」，後面卻沒頭沒腦地來了一句「唯王陽名家」，相互關照，王陽只能是指王吉。

故唐人顏師古釋云：「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

」王吉字子陽，見於本傳，而且其少時嘗因學問而客居長安，所居里中即有謠諺以「王陽」相稱，顏師古的解釋，固然不誤。

但為什麼王吉字「子陽」卻被單稱一個「陽」字？蓋古人兩字之名或單稱其中一字，對「字」的稱謂，也有同樣的通例。

如呂后時有張釋，字子卿，然而《史記·荊燕世家》卻每每單稱「張卿」，省略「子」字，與王吉字「子陽」而單稱一「陽」字的情況完全一樣。

因知這是一時通行的用法。

前文提到王吉在勸誡劉賀時曾借用的《論語·陽貨》的文句，其語為：「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魯論》則本來是「讀天為夫」，今本「天」字系東漢末鄭玄依據《古論》做的訂正，而王吉所稱述者則與《魯論》不同，仍作「天」字。

鄭玄當時雖然號稱參考了《齊論》和《古論》，來為西漢成帝時人張禹以《魯論》為主編成的《論語》作注，但依據日本學者武內義雄的看法，他實際參考的恐怕主要是《古論》，並沒有怎麼利用《齊論》。

武內義雄對比後世文獻中殘存的鄭玄注文後指出，鄭氏只注出《古論》的不同寫法而沒有提及《齊論》。

因而，上述引文正顯示出王吉授受的《齊論》與《魯論》之間的文字出入及其同《古論》的一致性。

反過來看，這也是印證王吉所學《論語》文本系統的一個實例。

昔唐人顏師古在評議前人對《論語》的解說時嘗有語云：

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

而馬、鄭群儒，皆在班、揚之後，向、歆博學，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據。

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在注釋《漢書》時，注意到其中引述的經文「與近代儒家徃徃乖別」，因其「既自成義指，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以申賢達之意」。

這一觀念，應當也是我們今天看待包括《論語》在內各種經典早期授受派別及其傳本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行文至此，一個重要的結論，就自然會呈現在我們面前：海昏侯墓出土的《齊論》，應直接出自西漢時期惟一以《齊論》名家的權威學者王吉。

因而，我們應當予以關注的，不僅是久已失傳的《知道》這一篇章重現於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竹書，是不是還有《齊論》的其他部分？由於其來源的權威性，若還發現有這一文本的其他部分，對清晰、準確地認識《齊論》的面目，將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

進一步推究，還可以看到，其意義之重大，還不僅在文本來源的權威性上，而是可以藉此深入了解後世《論語》文本形成過程中對《齊論》取捨的一些具體情況。

蓋今本《論語》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基礎，是前面提到的成帝時人張禹編定的文本（後又經鄭玄刊改），而張禹本來是師從夏侯建學習的《魯論》，後來又轉而師從王吉、庸生學習了《齊論》，所以才能以《魯論》為主且折中二本，「擇善而從」，編成定本。

明此可知，張禹所學的《齊論》既然也是出自惟一以此學名家的王吉，昌邑王劉賀受學於王吉而寫下的這部《論語》，應與張禹從王吉那裡學到的《齊論》極為接近。

這也就意味著海昏侯墓出土的《齊論》寫本，應與張禹編定《論語》時所依據的《齊論》近乎一致，其文獻學價值之大，也就不言自明了。

這樣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假如在今後的清理過程中，在《知道》和《問王》這兩個《齊論》獨有而又久已佚失的篇章以外，還可以發現其他一些《齊論》內容的話（或許已經發現，但因考古發掘者覺得不像《知道》篇這樣罕見而未予重視。

當然若能發現全本《論語》更好），實際上對我們認識《齊論》，認識《齊論》、《魯論》的傳承淵源以及這兩個系統文本與《古論》的關係，認識張禹、鄭玄以後流傳至今的《論語》文本，或許會有更為深刻、同時也更富有學術內涵的意義（單單是《知道》一篇的發現，主要是可供我們了解《齊論》這一部分獨特構成的內容，以及張禹、鄭玄等人為什麼對其棄而不用，價值有限，意義十分淺顯）。

海昏侯墓出土《齊論·雍也》簡

2016年10月19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