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文體學

內容提要：文體學是中國傳統文學話語的基礎。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傳統文體學呈式微之勢，上世紀80年代才日漸復甦。

在學術界共同推動下，中國文體學成為新世紀以來發展最快的學科之一。

建設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文體學是這一代學人的學術責任。

提倡文體學研究「現代意義」的目的是獲得古今中外之間的平衡與對話。

強調回到中國文體學「語境」來發現中國文學自己的歷史，不僅是指與西方相比的中國「大語境」，還指各個不同時期的「小語境」。

文體學研究要在繼承古典文體學研究範式基礎上，儘可能發揮現代人所特有的優長，同時消解與古代文體學原始語境隔膜的短處。

在當今學術研究情景下，要平衡學術自信與學術自知、科學技術與人文價值的關係。

要超越紙文本形態，重視對文體的實物形態與非物質形態研究。

要不斷開掘與拓展文體學研究疆域，如文體史源學、文體觀念發生學、文體分類學、文化文體學以及歷史文體學等。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體學發展史」(10&ZD102)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吳承學，中山大學中文系

一 中國文體學學科的提出和意義

文體學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最為悠久的學術之一，它既是傳統文學創作的基本前提和理論原則，也是古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核心與基點。

中國古代有著豐富而深厚的文體學思想，而且成熟相當早，《文心雕龍》的文體學已經相當精深而有體系，此後一直到清代，文體學久盛不衰。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中國文體學日漸式微。

而此時中國文體學與西學相較，其差異更為明顯。

在巨大壓力之下，許多有識之士主張堅守中國文化立場而有所通變，以回應挑戰。

光緒27年(1901)，當時的文體學家王兆芳開始寫作《文章釋》一書。

他在與俞樾的信中談到寫作此書的設想時說：「今者西術與我學爭，我若固守專家之師承，而儒道反不振。

兆芳以為學通天地人而考道於古聖賢，譣道於事物，祖述不搖，引申不已。

使我儒道之大，足以括西術之長，而西術之長，不足抗我儒道之大。

若是亦善守師承者乎。

」①他的理想是以對傳統學術的「祖述」和「引申」、師承與創新來抵禦西方學術的巨大壓力。

傳統文體學的研究在清末民初，一度出現迴光返照式的興盛。

如吳曾祺《涵芬樓文談》、王葆心《古文辭通義》、姚永朴《文學研究法》、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張相《古今文綜》等，都是在西學傳入的背景下，對傳統文體學的堅持。

由於時代情勢所然，他們的努力並未能挽回傳統文體學沒落之頹勢。

此後，傳統文體學處境每況愈下。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文體學研究才開始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新視角。

不少老一輩學者為復興中國傳統學術導夫先路，郭紹虞先生在《提倡一些文體分類學》一文指出，古代文體分類「能成為一種獨立的學科」②。

褚斌傑先生的《中國古代文體概論》一書沾溉甚廣，廣泛普及中國古代文體知識。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領域，王運熙、顧易生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涉及許多文體學的內容。

童慶炳等先生則從文藝學的角度在理論上對中國古代文體學予以重要支持。

近年來，在古代文學學術界一大批中青年學者不斷取得文體學研究的成果，形成規模宏大的熱潮。

文體學研究越來越受到中國文學學術界的重視，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學術熱點和前沿學術領域③。

從上世紀80年代，筆者開始進入文體學研究領域，謹遵「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中庸》)之古訓，持續三十年，未敢放棄。

在2004年「文學遺產論壇」上，筆者提交了《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論綱》④，提出「文體學學科」概念。

認為應該予中國文體學以獨立和獨特的地位，並加以學理性的、有體系的研究，建構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體系。

後來又在《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展望》中指出，古代文體學的進一步發展，亟需從文學研究的一種手段和視角發展為一門現代學科。

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應該立足本土的特殊性，同時要適當引入其他學科的比較、參照，以期在與古代文學史、古代文學批評史的互動之中，獲得自身應有的學科身份，在與西方文體學的互動之中，彰顯自身在對象、分類、方法、體系等方面鮮明的民族特色⑤。

現在，「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許多學者為建設中國文體學做出重要成就。

中國文體學是新世紀以來古代文學領域發展最快的學科之一。

一個學科必須有獨立的研究內容、成熟的研究方法以及相關的規範。

古代文體學研究逐步形成了以文體史料學為基礎，以文體史、文體學史和分類學、風格學等為主體構架的基本研究格局。

從研究方法看，學者們已意識到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研究的差異，強調將古代文體學還原到中國古代社會特定的語體環境來考察，并力求將古代文體學與文學史、語言學乃至文化學與歷史學等研究結合起來，通過與各學科門類之間的互動確立其在文學研究學術結構中的位置，以建構更具體系和內涵的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當代中國文體學崛起反映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出現了回歸中國本土文學理論傳統與古代文學本體的學術發展趨勢。

回歸中國本土文學理論傳統，就是強調中國文體學要回到中國「文章學」語境來發現中國文學自己的歷史，儘可能消解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以西方文學分類法套用中國傳統文學所造成的流弊。

在中國古代文體學發展史的具體語境中，展示古代文體學原生態的複雜性與豐富性，揭示其原初意義；同時以古代文體學的具體語境及豐富細節為基礎，對其所蘊涵的現代意義進行既符合邏輯又不悖於歷史的闡釋，并力圖在闡釋中梳理出古代文體學的理論體系。

中國的文體學體系，並非像西方那種以虛構和抒情為主的「純文學」文體，而是在中國傳統的禮樂、政治制度以及日常生活功用基礎上形成的。

曹丕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⑥這種說法往往被解讀為「文學的自覺」。

但從上下文來看，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所舉之例是周文王制《易》和周公制禮，古人視《易》與禮為「文章」，但不是現代人觀念中的「文學」。

在中國古代，那些運用場合與對象越神聖與尊貴的實用文體，也越講究語言形式典雅之美，實用文體形態與文學文體形態是渾然一體的。

那些遠離政治、社會和公用的純文學文體數量非常少，而且在傳統文章文體價值譜系中，地位也不高。

在近代學術體系中，「文學」成為獨立的學科門類。

以西方「純文學」文體觀念來研究中國傳統文學，由於與中國本土傳統的「文章」、「文學」本義產生錯位而容易遮蔽甚至歪曲歷史真實。

因為西學的強勢，故其「文學」概念基本替換了中國本土的「文章」、「文學」，中國文體學傳統實際上被割斷了。

這在那個劇變的時代，是有其必然性的。

同時，對中國文學研究也確產生了一些積極影響，比如小說、戲曲等原先處於邊緣甚至被鄙視的俗文體，被視為純正、重要的文學文體，這體現了一種與本土傳統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並極大地拓展和推進了文學史的研究。

但這是一種革命式的割裂，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學史」研究存在一些局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以西方的「文學文體」簡單而粗疏地代替了中國傳統的「文章文體」。

比如，把中國古代複雜紛紜的文體，按西方純文學的文體分類簡化成詩歌、散文、戲曲、小說，看起來似乎很簡便，但離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實際語境差距頗大。

中國古代的小說、戲曲與西方的小說、戲劇在文體上的差異雖然也很大，但還可以勉強對接。

最令人糾結的是「散文」文體。

在現代文體分類中，詩歌、散文、小說、戲曲是並列的，符合西方文學的實際，也大致符合中國現當代文學情況，但確實不太符合古代文章情況。

四分法中的「散文」與傳統文章學語境中的「散文」是錯位的。

中國文體學中的「散文」概念，它相對應的對象不是小說、戲曲、詩歌這幾大文體，而是與駢文、四六相對應的語體，或者與韻文對應的散體。

但是現在許多中國散文史著作卻包括了與散文相對稱的駢文，也包含了辭賦等與散文相對稱的韻文。

比如漢代的辭、賦、頌、銘、箴、誄、碑等韻文，六朝的駢文，都成為「散文」。

從學理上講，駢文和韻文在古代恰好是與「散文」對稱的文體。

有些學者主張：「關於古代散文的義類(名義與體式類別)，應該拋棄當下流行的大散文觀念，堅決把辭賦與駢文剝離出去。

」⑦但是，在現代「文學」分類中，這些文體如果不列入「散文史」，辭、賦、銘、箴、誄、碑等大量文體就無家可歸了，它們明顯不能列入小說、詩歌、戲曲史。

這是套用西方四分法研究中國文體造成的典型的理論困擾⑧。

在很長時間內，文學研究重點放在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等方面，這種風氣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極。

「文革」之後，隨著學術的轉向，又流行「文化學」研究，這當然有其積極意義。

但如果過於宏觀，文化便成為一種包羅萬象的框框，文學成為闡釋文化學的旁證材料，甚至憑研究者的感覺和需要加以取材和評判，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

比如許多人並不了解八股文文體，甚至沒有看過任何八股文本，但批評八股卻可以頭頭是道。

中國文學的特點是基於其特殊的語言文字形式的，甚至中國的思想、哲學、文化乃至思維方式也受到中國文字語言的制約和影響。

中國古代文體就是中國本土語言形式與審美形式的集中反映。

強調對古代文學本體的回歸，就是要突出中國文學特有的語言形式與審美形式的特點，從中國文學固有的「文體」角度切入來研究中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