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家健先生

譚家健

「文化大革命」中，譚家健在幹校勞動，抽空讀讀書。

軍宣隊規定，只准讀毛主席和馬列的著作，他難以忍耐不能做學問的寂寞，忽發奇想，把毛主席引用過的神話寓言故事全部抄錄下來，逐篇加以注釋、語譯和解說，居然湊成了一本小書，題為《古代神話寓言選讀》。

據譚家健講，錢鍾書先生在稿子上的批語中說，關於「坐山觀虎鬥」，建議引《史記》而不要引《戰國策》。

余冠英則說：「這時候還有人做這種事，難得。

」改革開放之初，《古代神話寓言選讀》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荒廢的時間和學業終於送走了一位擺脫荒廢的捷足先登者。

《古代神話寓言選讀》並無前言和後記，但譚家健經常念叨錢、餘二老在這本書的撰寫中給予他的關懷和鼓勵。

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之後，譚家健被調入文學所從事專業研究工作。

他還有一份組織上交辦的副業──給該院研究生院的新聞業務研究生授課。

若干年後，他的這批學生，有的成長為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記者，有的成長為中央級媒體或省部級媒體的總編輯，甚至還有成長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

這些學生都記得當年的教員有一位譚老師。

譚家健曾對我說：「當時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還不能流暢地閱讀理解中國古代散文，需要慢慢地告訴他們一些相關知識。

」

五十方能讀杜詩

明代的陳繼儒曾賦詩云：「兔脫如飛神鶻見，珠沉海底老龍知。

少年莫漫輕吟詠，五十方能讀杜詩。

」引陳眉公的詩，是想說譚家健知天命前後，在學術上爆發了。

誠然，他並不研究杜詩，而把後半生的學術寄託，全心全意地落實到中國古代散文研究之中。

1979年，他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關於古典散文的若干問題》一文，對古代散文的概念、範圍、分類以及歷史傳記和議論文的歸屬等，提出了深思熟慮後的理論見解。

1985年，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上發表了《「散文」小考》一文，提出散文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名稱，實際上到南宋才開始廣為流傳。

這是一種縱向的學術考察。

在橫向方面，他於1990年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雲夢秦簡〈為吏之道〉漫論》一文，又為先秦散文藝術的研究留下了重重的一筆。

我因為對「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樣的歌詞印象極其深刻，在讀他的這篇論文時產生了感慨：以先秦《荀子·成相》和培訓教材《為吏之道》為濫觴的民間歌謠起首「三、三、七」句式，居然有如此源遠流長的藝術影響力！誠如譚家健所云，它是「晚周文苑中的一叢野花」，於是乎，我突然地就更喜歡先秦文學了。

其實，早在1987年，譚家健就與弟子鄭君華合作出版了《先秦散文綱要》。

到了1995年，體現他治學之焦點的名著《先秦散文藝術新探》問世了。

此書十月份出版，12月份他就親自題簽贈送我一本。

老實說，我並未拜讀，而是在2003年瀏覽董乃斌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學史》的過程中，領略了它的特色。

該書「最有價值的是第三編，即結合近年來大量出土的竹簡、帛書等考古材料所進行的研究」。

《中國文學史學史》還徵引了譚家健的話：「本書不同於一般的論文集，而是力求比較全面系統地反映先秦散文的總體風貌。

除了對幾部公認的名著有集中的研究之外，對於人們所不大注意的一些著作，如《管子》《鶡冠子》《尹文子》《逸周書》《公羊傳》《檀弓》等等，也做了較為深入的發掘，有些可能尚屬首次論述。

特別是對七十年代以後新出土的先秦佚書，試圖從文學角度加以探究。

這些題目也許正是學術界所感到新鮮的。

」譚家健的這本書至少實踐了陳寅恪概括王國維的學術方法之第一條：「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

」同時，被《中國文學史學史》以較多的文字介紹，說明了它在中國文學史學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

20世紀90年代初，譚家健為《唐宋八大家鑑賞辭典》寫了一篇很長的前言。

他對我說，等到以《唐詩鑑賞辭典》為開端的「鑑賞熱」冷卻後，我要寫一篇研究鑑賞文章的價值和功用以及總結「鑑賞熱」的歷史經驗教訓的文章。

我不知道他後來有沒有寫這篇文章。

譚家健還發表過一篇學術史領域的力作《建國以來古典散文研究之回顧與展望》，對1995年之前的古典散文研究表示了強烈不滿。

他反對貼標籤式的排列，主張個案式的深入研究，並且初步找到了古典散文研究毫無生機的癥結：「許多研究工作者往往從寫『史』開始自己的研究工作。

」由於這篇文章富於批判意識，寫得十分精彩，使得《中國文學史學史》的作者不惜不帶引號的大量徵引。

譚家健在退休之前，還出版了《歷代駢文名篇注析》《中國文化史概要》《墨子研究》等著作。

筆者無意於給他的作品做學述、開書單，只是想講功夫不負有心人，他不斷地超越初出茅廬的自己，真真地「兔脫如飛神鶻見，珠沉海底老龍知」了。

庾信文章老更成

倘以耳順為起點，直至耄耋之年，譚家健始終是一位在學術之路上砥礪敦行的求道者。

文學史界普遍認為，他和褚斌傑主編的《先秦文學史》，「與眾不同」。

儘管「規模和格局還略顯陳舊」，但已經不完全恪守「純文學」的觀念，較之以前的著作更加開放。

對專家們一向關注不多的戰國兵家、名家以及新出土的著作等，均有涉及，而介紹《戰國策》《孟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均給予相當的篇幅，涉及的著作至少有40部，為以前同類著作之最。

另外，對於晚近出土的文獻也給予較大的關注。

《先秦文學史》與《先秦散文藝術新探》的學術思路互補共生，也許還受益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關於大文學觀範式的集體意識的陶鑄吧。

據筆者所知，他又出版了《六朝文章新論》《中國古代散文史稿》《中國文史哲匯通》等著作。

看來，他在做把中國古代散文研究通下來的努力。

譚家健對治學也有自感不足之處──雖然對史料開掘較深，論析亦精，但思路套數較為傳統。

這從他對我誇獎董乃斌的話中略露端倪，「他不僅基礎很好，而且視野開闊，思路靈活，方法出新。

」也曾有人誇獎譚家健，如徐公持在談治學粗疏的弊病時，特意跟我說，在先秦文學研究領域，老譚的研究十分細膩。

譚家健誇獎別人，還有一些特殊的說法。

有一次，他說沈玉成的「春秋學」研究寫得雅。

我問他「雅」作何解，他說，文字乾淨、條理清楚、邏輯性強即謂雅。

我這才知道，他所述的雅，與古人所云「習有雅鄭」的雅不太一樣。

董乃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感於余冠英作古，胡念貽過早離世，譚家健退休，說，亟須給所里補充新人了。

是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學術的進步是在一代代學人漸進的積累、提升中玉成的。

2015年以來，譚家健突然地與我交往多起來。

他給我來過幾個措辭十分謙遜的電話，稱呼我「孟向榮先生」，使我誠惶誠恐。

原來他又申報了一個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古今中外駢文通史」，擬將這部書稿與他以前發表過的學術著作一併以《譚家健文集》的方式出版，從而總結一生的學術。

他向我問詢其中舊著的補款出書之相關事宜。

我問他，「今」到何處，「外」在何方？他說，「今」到北京大學教授白化文，「外」在日、韓和東南亞國家。

從中略見此書稿規模之宏大。

姜書閣年近八旬撰著《駢文史論》，譚家健在相同的年齡也劍指駢文，誰雲八十毋勞論散駢？「庾信文章老更成」者自當不如此。

順便提一下，譚家健在退休之後，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馬來西亞的一些華文院校擔任客座教授，把中國散文研究的種子播撒於異邦。

他的《中國古代散文簡史》就是在馬來西亞新世紀學院出版的。

2004年，譚家健在《民主》雜誌發表文章《薪火相傳生生不息──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不啻一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簡史，亦反映出他與海外赤子心繫中國傳統文化的共鳴和熱情。

東魯春風吾與點

《先秦散文藝術新探》出版之前，余冠英給這本書題簽有句：「東魯春風吾與點。

」這句話出處為《論語》中孔子和曾點的對話，反映出孔子愛美愛自然的生活態度。

「吾」於此際指余冠英自己，「點」則指他的弟子譚家健。

二十多年過去了，「吾」者仙逝，「點」者早已承擔「吾」之職責。

其實，早在余冠英調教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黃埔一期」時，譚家健作為他的助手，便充當「輔師」的角色了。

之後，譚家健自己也獨立帶過許多研究生，如今，他的學生多為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的博雅方家。

記得，1996年群眾出版社出版的《國學通覽》研討會在方莊開畢（譚家健也參加了這次研討會），我送岱老（張岱年）回北京大學，在小汽車上，他有點兒無奈地說：「現在腿腳都不方便了，也寫不了大文章了，還能給一些書作兩千字左右的序子。

」耄耋之途並不短暫，譚家健先生身體尚健，有「點」者的簇擁，指揮接力棒的傳遞，學術晚霞必將十分絢麗。

作者:孟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