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鶴壁有一個倍受考古界關注的千年古村——辛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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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22日,我國文化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嚴重警告美國劫奪我國台灣文物》的莊嚴聲明。

起因是美國政府同蔣介石達成所謂「協議」,準備把蔣劫往台灣的大批文物運往美國。

「這批文物都是我國歷代相傳的繪畫、墨跡、瓷器、銅器、玉器、陶器、以及抗日戰爭前安陽、濬縣等地的考古掘品等。

」文化部發表聲明次日,首都文化界郭沬若、黃炎培、沈雁冰、夏衍、鄧拓、吳晗、范文瀾、梁思成、葉聖陶、吳作人、馮友蘭等546人聯合發表《抗議書》譴責美國劫奪我國文物的行徑。

《聲明》中提到的「濬縣考古掘品」,就是20世紀30年代初濬縣辛村和大賚店、劉莊遺址考古發掘的珍貴文物。

辛村不僅是龍山文化遺存地還是西周至東周時期貴族墓地,發掘出的文物總計達100多箱。

著名考古專家郭寶鈞的《濬縣辛村墓地發掘報告》和1963年出版的《濬縣辛村》一書,使辛村籠罩著神秘的色彩,成為倍受考古界關注的古村落

地處山水陽面

辛村現屬淇濱區金山辦事處管轄。

辛村的形成可追溯至西周早期衛國統治階級墓地形成時。

早期的辛村即是守墓人的居住地。

辛村最早叫辛墳,後來村民覺得辛墳這名字太不吉利,遂改為新莊。

清嘉慶《濬縣志》鎮所篇載:「西鄉曰……新莊」。

1980年前後當地政府考慮到歷史因素,改名辛村至今。

辛村地處平原,位於黑山之南,浮山之北,淇水之濱,依山傍水,風景秀麗。

這裡地勢略東高西低,北高南低,淇河自西向東穿村而過。

古人講究風水,山南水北謂之陽,陽宅為吉,選墓地也以陽為吉穴。

辛村地處「山的陽面,水的陽面」,為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

許多先秦時代的墓葬,多埋在辛村村舍下及村東福興寺西邊一帶耕地間。

有人說,辛村的地理地形類似於武則天墓葬之地雙乳山。

且此處緊鄰都城朝歌,被選作西周衛康叔後人的埋葬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古井、古樹、古窯洞

辛村村落占地面積約0.5平方公里,耕地面積約1100多畝,村落延續至今仍為東西一條大街,南北各四條短街,主房全部坐北朝南而建。

全村戶籍人口近800人,村內居民決大多數為漢族,劉姓,也有少數回族他姓氏居民。

因黃沙壤土質,土壤肥沃,農業生產以小麥、玉米和各種蔬菜為主。

村民們世世代代辛勤耕作,勤儉持家,過著田園式生活。

村民們說,明洪武年間從山西洪洞大槐樹下遷來大批移民在此安家落戶,村中心兩棵數百年古槐就是當時移民的標誌。

一棵為臥槐,紮根於東西大街路口旁,樹幹空心,胸圍 2.5米。

一棵紮根於一戶農家院落里,胸圍1.8米,雖半邊樹幹已脫落,但仍枝繁葉茂。

因辛村地勢北面微高,坡水分東西兩股繞村側流入淇河,將村旁沖為兩條大壕溝(沖溝)。

村中心壕溝較淺處,不知何時起,人們依崖鑿窯闢為居室。

辛村南臨淇河土崖處尚有保存完整的已廢棄土窯洞3處,一處為劉東信和劉東義的窯洞,一處為劉功祖上窯洞,還有一處是劉東勇窯洞。

這些窯洞都坐東面西,外壁砌築得極其工整。

據村民講,日本侵略中國時,村中許多人就藏在這些窯洞中躲過一劫。

和其他擁有的窯洞的村落相比,辛村窯洞的最大特點是,相鄰的窯洞間有小門洞洞相連。

因濱河而居,辛村自古有著充足的水源,無論農業灌溉還是生活用水都極為方便。

儘管緊鄰清澈見底的淇河,村中依然不乏吃水井。

辛村淇河大壩北頭曾有一眼冬暖夏涼的清泉,那是辛村人取水的地方。

1985年修大壩開挖壩基曾挖出這口清泉井口的大木框,這是辛村最古老的吃水井。

村北頭現有一口大約是清朝中期人工開鑿的水井,井內為活水。

此井有七八丈深,最寬處直徑約3米。

居住於此井附近,今年70歲的劉月說,這口井是其老老爺和另兩戶劉姓人家合力打造的。

因村北離淇河較遠,劉月的老老爺就在附近找到泉眼,花了幾年時間壘砌出井壁,然後加上「西門劉的轆轤,南門劉的井繩」才打造出了這口井。

有了這口井,村北的村民很少再去村南的淇河挑水吃了。

當年,井水滿得常年溢出來。

村中婦女們便在井旁用溢出來的井水洗衣服。

1960年,為了方便取水,人們又在此井上加蓋了遮風擋雨的小房子。

解放戰爭時期,村裡還曾設過土寨牆。

當時,河北省有個大土匪頭目,姓侯,村民稱他的土匪隊伍為「猴子隊」。

據說,他在村西南山中跟*********打仗遭慘敗,於是在辛村這處風景秀麗之地整休。

他一來到辛村,就出錢雇村民修寨牆。

寨牆呈不規則形,由麥杆和黃泥築成,有東、西、南三個城門。

寨牆外挖有深溝,牆內能走人,四周有槍眼,圓圈有炮樓,四角還有碉堡,極具防禦性。

當時,猴子部隊的電台就設在辛村村民劉東信家的窯洞裡駐著(此窯洞尚存)。

後來,在往河北省接收整編路上,猴子被八路軍部隊消滅了。

跟著猴子部隊的村民劉東信從那以後加入了八路軍。

劉東信後來參加抗美援朝第一批過江,並榮立二等功。

現在他的軍功章還被家人保存著,上面蓋著彭德懷的大印。

可惜,20世紀50年代,這座極富特色的土寨牆就被拆掉了。

振動考古界的辛村發掘

20世紀30年代初,村裡有位叫劉玉的農民,家境十分窮困,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

三間草房破爛不堪,外面下小雨,屋內順地流。

民國二十一年(1932),秋雨連綿。

一日,劉玉在家沒事可干,矗立在自家門口望著院子裡淅淅瀝瀝的雨水犯愁。

一個奇怪的現象引起了他的注意:雨下個不停,院子裡的地面卻相當乾燥。

然而,平時不下雨時,這片地面卻異常潮濕。

劉玉百思不得其解。

終於按捺不住好奇,對這塊奇怪的地方進行了「解剖」。

這一解剖不得了,原來院子地底下竟是一座大墓。

為了證實這些東西是否是古器,劉玉冒著大雨專門跑了趟彰德府(今安陽市)。

懂行的一看,果然是古器。

劉玉回家後便大挖起來。

村民看到劉玉整天在家挖個不停,便問,挖啥哩?劉玉支支吾吾地說,挖,挖井啊。

沒幾天時間,就挖出了大大小小的銅器幾十件之多。

不久,劉玉就將挖出的古器賣給了活動在辛村附近的古董商,得現大洋百塊之多。

一夜暴富後的劉玉買田置車,好不風光。

村民見狀紛紛問其究竟,劉玉只是閉口不說。

然而,沒有不透風的牆,劉玉的秘密最終還是讓別人知道了,於是整個村莊挖墓成風。

沒曾想,辛村挖古墓的事讓附近山裡的土匪知道了。

這不僅給辛村的民眾帶來了災難,也讓一夜暴富的劉玉再次一貧如洗。

土匪綁架了劉玉,向其家人索要錢財贖人。

無奈,家人只好將置買的土地車馬賣掉贖回了他。

這件事至今仍在辛村廣為流傳。

大批西周早期青銅器的出土,使得盜墓者和文物販子垂涎三尺。

隨即,這批文物被陸續倒賣到歐美(歐美各國大型的博物館中,都有來自濬縣辛村的銅器)。

1932年春天,辛村出土青銅器以及與土匪之間的紛爭驚動了正在辛村不遠處的大賚店村考古發掘的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員。

不久便停止了大賚店遺址的發掘,把重心轉移到了辛村墓地。

發掘工作從1932年持續到1934年。

前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與河南古蹟會先後四次到辛村進行了發掘。

這四次發掘,共發掘西周墓葬80餘座,大型公侯墓8座,中型公侯和侍從墓11座,小型墓54座,車馬坑等28座,出土文物異常豐富。

青銅器有鼎、簋、爵、彝等禮器,有戈、矛、戟、鉤戟等兵器,有斧、鑿、削等生產工具,有輨、轄、軸、軛、衡、鑣、當盧等車馬器。

還有生活類陶器、玉器、骨器、竹器等1000餘件。

特別是出土「衛自(師)易」盾錫和帶有「侯字銘文戟」「白(伯)矢戟」以及「成周」銘文戈,足可以說明這是衛國統治階級的墓葬地,早期周穆王前後,中期周孝王夷王、厲王和宣王前後、晚期可到幽王時期。

西周時期辛村能夠形成如此重要的貴族墓地,主要是周王朝之初,周公平定叛亂以後,武王之弟康叔被封於此地(殷商故地——衛),歷史上稱他為衛康叔。

辛村西周墓地大型墓葬多在村舍下和田地間,因當時社會原因,前中央研究院未能盡數發掘。

當時主持發掘辛村墓地的著名考古專家郭寶鈞在撰寫《濬縣辛村墓地發掘報告》時,抗日戰爭爆發,郭寶鈞隨著這批古物播遷川滇。

抗日戰爭勝利後,古物運抵南京,開箱檢視,器物大多殘破,修覆核對需時甚多。

當報告初稿完成十分之四五時,這批古物又被劫運往台灣,有的流出國門。

省市文物館現保存的辛村出土文物多為新中國成立後村民耕作修建時發掘出土的。

1985年前後,市博物館牛館長來辛村取走兩鼎一簋、玉兔、玉豬頭等。

1986年村民劉昌來耕地曾發現四件青銅器(尊、觶、削、鑿)(《中原文物》1986年01期)上交。

辛村墓地的發現發掘為研究西周時期衛國的歷史、葬制、車制及西周時代青銅鑄造工藝、戈戟的演變等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濬縣辛村的發掘不僅給研究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而且在時代上由殷延續到西周,開創了周代考古之先河。

為了保護田野文物安全,1987年2月辛村西周墓地被河南省政府公布為省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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