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帝王陵墓內十二大昂貴的陪葬寶物

帝王陵墓內有千奇百怪的陪葬品，除了金銀財寶之外，還有一些陪葬品也是價值連城。

可能當初的墓葬主人沒有想到隨他入墓的物品有多大價值，但是對於後人來說，這是了解當時歷史狀況的重要依據。

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是研究重要的商周歷史的重要依據;例如，碑刻、字畫、瓷器、陶器，這上面附錄的文字，隨時都可能透露出重要的信息。

前段時間河南安陽出土的「曹操墓」，其判斷依據之一就是墓內石牌上面的「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銘文(這一觀點目前遭受質疑，本文對此不做評價)。

當然還有一些陪葬品為我們所不齒，鮮明的例子就是用活人陪葬，這應該算最為昂貴的陪葬品。

陪葬寶物一：甲骨

由發掘甲骨而發現的殷墟

甲骨就是中國古代占卜時所用的龜甲和獸骨。

其中龜甲又被稱為卜甲，多用龜的腹甲;獸骨又被稱為卜骨，多用牛的肩胛骨，也有羊、豬、虎骨及人骨。

因而，卜甲和卜骨，被合稱為甲骨。

實際上，甲骨文的發現之地——安陽小屯村一帶，為商之首都，共經歷了八代十二王，歷時273年。

後人稱這段歷史為殷朝，因而此地也被稱為殷都。

殷都被西周廢棄之後，便逐漸淪為廢墟，後人稱之為「殷墟」。

2014-12-29 10:50 鼎盛網 jxhua 評論: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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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占地面積約24平方千米，大致分為宮殿區、王陵區、一般墓葬區、手工業作坊區、平民居住區和奴隸居住區。

城市的布局嚴謹而合理。

同時，從其規模及出土文物來看，它不僅是當時全國，而且是東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千百年以後，商王大墓的陪葬品甲骨，隨著氣候的變遷與時間的推移，才逐漸出現在了農民耕種的地面上。

當地農民發現這種骨頭以後，便認為是古代龍的骨頭。

不僅如此，他們還發現這種骨頭具有止血等作用，尤其是用這種骨頭的粉末來治療外傷和一些婦女病，療效更為顯著。

因此，他們便將其收集起來賣到藥店。

在被王懿榮「發現」以前，千百年來，被吃掉的「龍骨」——甲骨文不知有多少。

繼羅振玉之後，又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對甲骨文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釋和研究，遂形成一門專門的學問——甲骨學。

董作賓、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並稱為「甲骨四堂」，被譽為甲骨學研究的一代宗師。

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詳細記載了商王朝的世系和歷史。

過去，史學界有許多人對這些記載將信將疑，直到甲骨文的發現，才終於將其看做信史。

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偏早的青銅器，屬於祭祀用的禮器，也是中國現存商代青銅器中最大的方尊。

四羊方尊，重34.5公斤，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頸飾口沿外侈，每邊邊長為52.4厘米，其邊長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

此外，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尊的四角各塑一羊。

其中，肩部四角是四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器外，羊身與羊腿則附著於尊腹部及圈足上。

尊腹即為羊的前胸，羊腿則附於圈足上，承擔著尊體的重量。

羊的前胸及頸背部飾鱗紋，兩側飾有美麗的長冠鳳紋，圈足上是夔紋。

方尊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尊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尊每邊右肩蜿蜒於前居的中間。

全體飾有細雷紋。

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線合范處均設計成長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掩蓋合范時可能產生的對合不正的紋飾。

1952年，在中國人民銀行湖南省分行的倉庫中，找到四羊方尊的碎片。

1954年5月，湖南文管會的文物修復專家張欣如修復了四羊方尊，1959年被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的前身)調至北京。

至此，關於四羊方尊的曲折經歷算是告一段落。

陪葬寶物三：兵器

楚墓同時出土勾踐劍和夫差矛

古代處於冷兵器時代，所以鑄造武器非常講究。

尤其是帝王將相，他們的佩劍都是寶劍，而這劍更多的是一種地位和身份的象徵。

此外，很多人也非常喜歡劍，所以打造出的刀劍往往是精品。

他們將劍等兵器看做寶貝，死後也不捨得離開，所以很多寶刀、名劍都跟著主人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以延續他生前的榮耀。

越王勾踐劍和吳王夫差矛便是如此。

舉世聞名的越王勾踐青銅劍，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1號墓的一座楚國貴族墓中出土。

出土時，此劍裝在黑色漆木劍鞘內，劍與鞘吻合較緊，劍身寒光閃閃，毫無鏽蝕。

寶劍全長為55.6厘米，劍身長46.6厘米，劍格寬5厘米，劍首外翻捲成圓箍形，內鑄有間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圓。

同時，劍身上還布滿規則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紋，劍格正面鑲有藍色琉璃，背面鑲有綠松石。

除此之外，靠近劍格的地方還有兩行鳥篆銘文，是為「越王勾踐，自作用劍」八個字。

1981年12月，中國地質工作者首次運用汞量測量法對秦始皇陵地宮進行了測試。

他們驚奇地發現，在秦始皇陵封土中心，有一個面積約為1.2萬平方米的強汞異常區。

這初步證實了《史記》中記載的真實性。

2003年，中國考古隊再次利用地球物理勘查技術，對秦始皇陵進行了無損勘查。

經過周密分析，再次發現地宮裡的水銀正如司馬遷描繪的那樣：以百川、江河、大海為藍本。

保守估計至少有100噸水銀!

另外，還有一些專家分析，在陵墓中使用水銀，目的不僅是為了營造恢弘的氣象，更有保屍的意圖，甚至可以利用硫化汞(水銀)的有毒氣體來防止盜墓賊的入侵。

因而，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墓冢里，以「水銀為池」的情況，並不鮮見。

但是，在地宮裡用水銀象徵「百川、江河、大海」並「相機灌輸」，卻是始皇陵所獨有的。

但是，人們感興趣的還不止這些。

這至少100噸的水銀是來自何方呢?

從遠古墓葬中發掘的大量陶器來看，其種類繁多，技藝精湛，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另外，在秦漢時期的墓葬中，還會經常發現陶俑的存在。

這些陶俑形象逼真傳神，大多是仿真人、真馬製成的。

在這當中，秦兵馬俑坑便是典型的代表。

它大約由八千件陶俑、陶馬組成，形態各異，個性十足。

從個體比例來看，這些陶俑基本符合人體結構的一般規律。

可見，當時的工匠已經掌握了古人所總結的關於人體比例搭配的規律，比如「行七坐五盤三半」、「三拳一肘」、「頭腳一樣大」，等等。

秦俑的燒制工藝精緻、準確、科學。

在燒制技藝方面，秦俑模塑結合，以塑為主。

具體地說，就是俑的腳、腿部分，用堆塑法製成;軀幹部分，用泥條盤築法成型;衣服和鎧甲，用貼、捏、刻等手法做成。

其中，俑的頭部製作是最為複雜的：第一，用粘貼的手段，將俑的頭後部塑成;第二，用粘貼手段將耳朵、頭髮、髮髻等部分貼刻而成;第三，運用刻的手段，將五官和鬍鬚刻畫出來。

當然，這些僅僅是秦人在製作陶俑時的基礎工藝。

而自漢以後，厚葬之風漸漸收斂，故而專門用於殮葬的玉器也漸為少見，而大多的墓葬則以死者生前所用的實用器物陪葬了。

通常，專用的玉冥器有各種玉竅塞，如口含的玉、蟬、玉耳塞、玉眼蓋等。

此外，還有死者手中所握之玉豬，背後及胸前所墊蓋的玉璧板等。

那麼，玉冥器為何常常要被做成蟬、豬等動物的形狀呢?古人認為，蟬是從地下爬出來的，只吃露水就可以引吭高歌。

故而，蟬被認為可以重生，所以玉蟬一般含在嘴裡。

而豬則代表了農耕文化的金錢，而玉又價格不菲，所以古人經常用它來陪葬。

實際上，博山確有其地，在蓬萊以西的山東，淄博市博山區境內。

博山區全境盡山，幾無平坦之地，「博山」即在該區東南。

自古博山一帶(古稱顏神鎮)是我國古代陶瓷、窯業的重要產地。

博山爐之名即寓爐蓋似群山之外觀，又合產地之名。

博山爐主要流行於漢代，而漢代人使用博山爐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古人以博山爐為神器，用此燒香祈禱以達神明;二是古人席地而坐，燃香草可以潔室除濕，怡人心脾;三是達官貴人有熏衣染被的習慣，用從國外輸入的蕙草薰香衣被，以顯示華貴。

之前，主要使用茅香，即將薰香草或蕙草放置在豆式香爐中直接點燃，雖然香氣馥郁，但煙火氣很大。

到了漢武帝時，南海地區的龍腦香、蘇合香傳入中土，並將香料製成香球或香餅。

在香球或香餅下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溫將這些樹脂類的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濃厚，煙火氣又小。

與此相適應地，便出現了形態各異、巧奪天工的博山爐。

這裡所指的是晉哀帝司馬丕。

而《資治通鑑·唐紀》上說：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

此處是指唐憲宗李純。

又載：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

不同的是，這裡說的是唐穆宗李恆。

而「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則指的是唐武宗李炎，其服食的金丹(仙丹)，即為道士所煉。

另外，《資治通鑑·唐紀》還記載了唐宣宗李忱的故事：

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俯首不復言。

不僅如此，《明史·世宗本紀》還記載了：

八月丁丑，太僕卿楊最諫服丹藥，予杖死。

也就是說，大臣楊最勸諫明世宗朱厚熜不要服食丹藥，遭杖刑而死。

歷代的皇帝服丹目的，正如桓寬在《鹽鐵論》中所說的：

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漢武帝死於長安五祚宮，入殯未央宮前殿。

史載，梓棺內武帝口含蟬玉、身著金縷玉匣，「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

有詩說：「武帝遺寢峙荒墟，名將佳人左右扶」，而人們現在在茂陵發現了13座陪葬墓，除武帝寵愛的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外，其餘陪葬墓均在茂陵以東。

文獻記載，陪葬茂陵的有公孫弘、上官安、上官桀、敬夫人、李延年等，其中能確定名位的有：衛青墓、霍去病墓、金日磾墓和霍光墓。

始愈演愈烈，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更加盛行。

因為士大夫階層信奉道教，沉迷於修道成仙，他們認為丹砂在煉製過程中，顏色、形態都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和人的生老病死有聯繫的，因此，企圖從丹砂一類的礦物中煉製出仙丹來，以求長生不老、升天成仙。

葛洪在《抱朴子》中，就多方論證了神仙不死之道，主張以黃金和丹砂煉丹，以服食成仙。

但這種方法完全沒有科學性，反倒是因為丹藥的毒性而喪命者不乏其人。

而在這當中，石刻最多的茂陵陪葬墓便是霍去病墓。

當時，霍去病去世以後，武帝為紀念他的赫赫戰功，特在茂陵旁修建了一座象徵祁連山的墓冢，境界逼真，墓上還有各種巨型石刻群，手法簡練，氣勢渾厚，達到了形神兼備的藝術化境，是我國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大型石刻群，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聲譽，素為中外藝術大師所瞻仰。

想當年，魯迅曾到茂陵參觀過，並留下了「唯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的高度評價;而新中國成立以後，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視察茂陵時曾強調指出：「霍去病墓石刻是國粹。

」

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

依此記載，則《蘭亭》真跡經「盜陵賊」溫韜之手又復見天日了。

然而，此後《蘭亭》真跡的消息便杳如黃鶴，其下落如何，更是成為謎中之謎了。

另外還有人認為，王羲之的《蘭亭序》可能是陪葬在唐高宗和女皇武則天的乾陵，但由於乾陵尚未發掘，所以一直無法得到證明。

陪葬寶物十一：瓷器

唐三彩碎片竟然裝了11筐

瓷器作為陪葬寶物，可謂歷史悠久，而且也是陪葬的必陪物品。

著名的瓷器有唐朝的唐三彩、越窯的青瓷、邢窯的白瓷;宋朝時候有著名的哥窯的冰裂紋瓷器;明朝有景德鎮的青花瓷。

其中，唐三彩更是享譽世界，然而它們卻遭到盜墓賊的嚴重破壞。

作為有名的瓷器，唐三彩是一種盛行於唐代的陶器，以黃、白、綠為基本釉色，後來人們習慣地把這類陶器稱為「唐三彩」。

實際上，唐三彩的生產至唐代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了，它吸取了中國國畫、雕塑等工藝美術的特點，採用堆貼、刻畫等形式的裝飾圖案，線條粗獷有力，以造型生動逼真、色澤艷麗和富有生活氣息而著稱。

我國發現最早的金器是在甘肅玉門夏代古墓中出土的金耳環。

到了商代，金器已經得到了上層社會的廣泛使用，但商代金器以裝飾物為主，器物類則相對較少。

白銀出現晚於黃金。

春秋時期的銀錯銅兵器，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使用銀器的實例。

到了隋唐時代，金銀器的製作和應用達到歷史的巔峰。

當時，除了飾物外，還生產餐具、茶具、佛教法器等生活器物，且品種大為增加。

兩宋時期，不僅上層社會使用金銀器，連酒館食肆的飾品及飲食器皿也都使用金銀器。

宋代金銀器無論在造型上，還是紋飾上，都脫離了唐代的富麗之風，變得素雅和富有生活氣息。

明代的金銀器，造型莊重，裝飾華麗，雕鏤精細，而明定陵出土的金冠、金盆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然而，雖然在考古發掘中不斷會有金銀器的出現，但是誰也想像不出，在一座墓葬中出現560件金銀器是什麼樣子。

1958年7月，定陵地宮經過兩年零兩個月的挖掘和清理，共出土了各類絲織品和衣物、金銀器、瓷器和琉璃器、玉石器、漆木器、首飾、冠帶和佩飾、梳妝用具、木俑、武器和儀仗以及諡冊、諡寶和壙志等器物2846件(不包括錢幣和紐扣)。

其中，光金銀器就有560件。

在一座墓葬中挖掘出如此眾多造型別致、設計科學、工藝精湛、選料上乘的金銀器，只能是皇家陵墓所獨有了。

定陵所出土的560件金銀器，其中金器289件，最令人驚嘆的是朱翊鈞的金冠和皇后的鳳冠。

金冠用極細的金絲編成，冠上部鑲嵌了兩條金龍戲珠。

而皇后在舉行慶典時所戴的鳳冠則共有4頂，形狀都差不多，每頂上都鑲有珍珠500多顆，寶石100多塊。

另外，還有皇帝的龍袍，上繡12條形態各異的團龍;繡有各種花草及百子圖的皇后百子衣。

明代殉葬的方式主要是自縊、絕食，但其具體過程卻鮮見於正史。

1464年，明英宗臨終時作出了一個決定：從他開始，廢除這種制度。

他的繼任者憲宗皇帝在臨終前也再一次強調不要殉葬，以表達對先帝所作決定的尊重。

這兩代皇帝對不以活人殉葬決定的堅持執行，終於給明初以來的人殉制度畫上了句號。

不過，史料記載，清初皇室的人殉制度曾經非常盛行。

清太祖努爾哈赤死後，就有大妃烏拉納喇氏、庶妃阿吉根、代因扎殉葬。

其後太宗皇太極死後，妃章京敦達里、安達里殉葬。

而世祖福臨死後，妃楝鄂氏、侍衛傅達里從殉。

即便是睿親王多爾袞死後，也有侍女吳爾庫尼從殉。

不僅如此，民間的各地官府也極力表揚妻妾殉夫的行為，並稱她們是「烈女」、「節婦」，有時還為其修書、立牌坊。

至康熙年間，漢將朱斐上疏，請求停止這種殘忍的做法。

於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政府明令禁止八旗包衣佐令以下的奴僕隨主殉葬的行為，終於結束了清初這一殘酷的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