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賢：「蘭亭論辯」瑣憶

前些日子去貴陽孔學堂參觀《蘭亭故事展覽》，見郭沫若和高二適兩位先生的大幅照像掛在展版上，引得當年那場「蘭亭論辯」的種種舊事湧現腦際。

這段公案發生的時間〔一九六五夏秋之際〕算得上「非常時期」：從全國說「四清運動」如火如荼；從個人說是前景莫測的「人人過關」階段。

因之記憶非常深切。

戴明賢

那次貴州四清搞得驚世駭俗，很出名：一夜之間，多位一言九鼎的方面大員淪為階下囚，工作組層層奪權，幹部大換班；甚至有「貴州基本上是國民黨掌權」的恐怖判斷，人心惶惶。

不數月，忽如一夜春風來，調子又瞬間降溫趨緩，據說是中央領導過問的結果。

當時我調省電台新聞部當編輯近一年，深知「吃透中央精神」的極端重要性；然而中央文件中兩位最高權威對「四清」的解釋居然大相逕庭，樹為模式的「化名入村、重組階級隊伍」等工作方式神秘難解，連業內前輩們都如履薄冰、深怕一不小心惹大禍。

我出身民族資產階級家庭，往右算統戰子女、往左歸剝削遺孽，都很順理成章；偏又迷戀動輒惹禍的文學。

於是每次運動一來，就覺得頭上懸著的那柄達莫克利斯之劍開始簌簌作響〔果然幾個月後，電台下放四十名員工，我就到烏蒙大山里當中學教師去了〕。

在這種氛圍中見中央級大報隆重推出純學術論爭，並且爭的是一幅古代書法的真偽，實在匪夷所思，費人疑猜。

書法在晉唐高踞藝術冠冕；在共和國卻直到中國文聯成立三十年後才辦得身份證。

我自來喜歡書法，讀起《光明日報》上的論辯文章來自然津津，但一面揣度，這回不知道輪到誰「犯錯誤」了。

這是那時候老百姓的思維定勢。

誰知杞憂落空，論辯不久不了了之，也沒聽說處分了什麼人。

回想起來，此時「四清」局面膠著，文革已在醖釀，一幅千餘年前寫的字是真是假，太上不得議事日程了。

不久還出了一本《蘭亭論辯》論文集。

我買了一本帶著下放大山，至今還保存著。

五十多年過去，回憶難於準確，為此從網上查詢了一番。

簡略言之，這場論爭起因於郭沫若一九五六年五月寫成的長文《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的真偽》，連載於《光明日報》，又在《文物》刊出。

此文以新出土的王興之墓誌書法〔一種帶隸味的古樸正書〕推斷那時不能有《蘭亭序》這樣的行草書；又以序文後半情緒悲觀與王羲之性情不符，從而作出世傳《蘭亭序》書、文均系偽作的結論，並推測真正作者是王氏七世孫智永；進而認為傳世王書的真實性均可懷疑。

文章見報後，南京市文史館員高二適不同意郭氏觀點，撰長文《〈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引徵文獻資料和書法資料反駁郭文，特別是認為歷代從無草書墓誌，不能據以否定筆札書寫的《蘭亭序》，斷言「《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議的鐵案」。

文中並有「事本無可非難，然竟有隨意否定一部史籍，而專肆力於突梯苟冒之言以矜乎當世者，甚可怪也」這樣尖銳的話。

高文於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報》刊出〔並不同尋常地附了手稿影印件〕。

郭沫若隨即寫了《〈駁議〉的商討》等文，同時一些別人參加論辯的文章也絡繹面世，版面很熱鬧，但那些文章都是支持郭氏觀點的，高氏實際是孤軍作戰。

王冬齡

文革結束後才有文章揭秘：高二適的第一篇文章，是被報刊退稿後，通過章士釗直達天聽，毛澤東親自給郭沫若寫信，提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若何？」的意見，才得以發表。

而那些為郭文助陣的文章，則是由康生組織寫的。

這本是一場沒有得出〔也不可能得出〕定論的學術論爭，且有「筆墨官司有比無好」的最高指示。

但《蘭亭論辯》出版說明中仍有「應當指出，這種爭論反映了唯物史觀同唯心史觀的鬥爭」的話，實際下了不是結論勝似結論的厲害結論。

以此一斑，可以窺見當時文化學術環境的狀況。

高二適先生的草書和書學修養，遠在一些名聲烜赫的老先生之上；但因身份不若，知名度就小了許多〔有位朋友稱書法為「紗帽藝術」，雖偏激了些，卻切中肯綮〕；高老性格的倔驁強項也很有名，逈異時流。

有一文記一趣事：高先生與一位熟人邂逅於街頭，熟人說，日前去參觀書法展覽，百餘件展品就數你那幅最精彩。

這本是讚美的話，聽了應當高興；高老卻怫然道：這還用你說！那場「蘭亭論辯」雖然怎麼說也只是學術問題，但置於那個「學術＝思想＝意識形怎＝政治立場」、萬事必上綱上線到政治並以實際處理結束的年代，高老確實稱得上有「硬骨頭精神」。

如果那場論辯不為運動讓路，一直辯下去，算不定高老那份文史館員收入會用來買了頂「唯心主義份子」的帽子。

〔丙申立秋後一日〕

（作者：戴明賢 中國著名書法家，貴陽書畫院院長，貴州省書法家協會第三屆主席、省作家協會第三屆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二、三屆理事。

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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