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論辨」是怎麼引發的？

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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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以後，在南京、鎮江等地出土了不少墓誌，其中有五塊墓誌屬東晉明帝太寧元年(三二三年)至穆帝昇平元年(三五八年)，正當王羲之的壯年和暮年。

這些墓誌的出土引起了考古界、史學界的廣泛注意，並在沉寂多年的書法界引起震盪。

其中《王興之夫婦墓誌》和《謝鯤墓誌》尤為引人注目，並引發了中國當代書法史上著名的《蘭亭》論辨。

1965年5月22日，由郭沫若署名的《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在《文物》1965年第六期上發表，後又在《光明日報》上連載。

郭文所說的「王、謝」即王興之和謝鯤。

王興之是王彬的兒子，是王羲之的叔兄弟，與蘭亭雅集中的謝安、孫綽等都是朋友。

謝鯤是風流宰相謝安的伯父，是王羲之兩個叔父王曾、王彬的同齡人。

他們的墓誌均為刀鑿的隸書體，和王羲之用行書書寫的《蘭亭序》完全不一樣。

因此，郭沫若認為《蘭亭序》的可靠性問題，「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來」。

經過一番考證，郭沫若批判了《蘭亭序》的後半段文字有悲觀論調，不合王羲之思想，因而斷言《蘭亭序》是『依託』的。

「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筆跡」。

從而進一步認定，現存王羲之的草書，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跡，還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

郭沫若說：「我樂於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託。

」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孫，為陳代永欣寺和尚。

在中國古代書學史上，《蘭亭序》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

《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清代學者阮元、李文田和包世臣等早就提出來了。

但由於缺乏資料，無從爭議。

現在有「王、謝」墓誌的出土，郭沫若認為「李文田的預言可以說已經實現了一半。

我很相信，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將來很可能有王羲之真跡出土，使李的預言能得到全面的實現」。

郭沫若的「依託說」，不僅直接指向《蘭亭序》的不真，而且還意味著凡屬唐摹宋刻王羲之的書跡皆為偽，由此對漢魏兩晉六百年的書史提出異議，六朝至隋唐以下的書史、書評也受到衝擊。

郭沫若的文章，引起了學術界的震動。

由於當時正在進行「四清」運動，處於「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又鑒於郭沫若在學術界的影響，一時學界緘口不語。

但仍有人大膽地提出質疑。

南京市文史館館員高二適寫了《〈蘭亭序〉的真偽駁議》，稱郭此說為「驚心動魄之論」，並進行了辯駁。

高二適引證有關文獻資料和法帖資料，從郭沫若到包世臣、李文田，一一駁議，認為「《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鐵案」。

高二適先將文章寄給報刊，但未被刊用。

他又將文章寄給章士釗，希望得到章士釗的支持和幫助。

章士釗寫信將文章轉呈毛澤東主席。

章士釗致毛澤東的信：

潤公主席座右：

茲有讀者江南高生二適，巍然一碩書也(按「碩書」字出《柳集》)。

專攻章草，頗有發明，自作草亦見功力，興酣時並窺得我公筆意，想公將自瀏覽而喜。

此釗三十年前論文小友，入此歲來已白髮盈顛、年逾甲子矣。

然猶篤志不渝，可望大就。

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學革命，該生翼翼著文駁之。

釗兩度細核，覺論據都有來歷，非同隨言塗抹。

郭公扛此大旗，想樂得天下勁敵而周旋之。

(此論學也，百花齊放，知者皆應有言，郭公雅懷，定會體會國家政策。

)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於章草內為同道。

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鑑，得以公表，自承報國之具在此，其望雖奢，求卻非妄。

鄙意此人民政權文治昌明之效，釗乃敢冒嚴威，遽行推薦。

我公弘獎為懷，惟(望)酌量賜予處理，感逾身受。

謹此籍叩。

政綏章士釗謹狀七月十六日該生致釗書附呈，不須賜還。

毛澤東經一夜審閱，翌日即七月十八日覆信章士釗，信中有云：

行嚴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經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

上部也還想再讀一遍。

另有友人也想讀。

大問題是唯物主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鬥爭問題。

但此事不能求之於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

嗣後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

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

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

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

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

柳文上部，盼即寄來。

敬頌毛澤東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同一天，毛澤東又致信郭沫若：

郭老：

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

我復章行嚴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

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頌安吉!並問立群同志好。

章信、高文留你處。

我復章信，請閱後退回。

毛澤東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在毛澤東的關懷下，信發出五天以後，七月二十三日，高二適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在《光明日報》發表，1965年第七期《文物》還發表了高文的手稿影印全文。

高二適文章的發表，立即引起討論的擴大。

《文物》第九期到十二期連續發表了郭沫若、龍潛、啟功、於碩、徐森玉、趙萬里、李長路、史樹青等人的文章，擁郭反高。

一九六五年的下半年，有個別學人著文不同意郭沫若的觀點，如嚴北溟、唐風等。

1966年春，廣東的商承懦撰文《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從字體演變的角度，論述隸、行、草、楷等書體的發生、發展、成熟過程，駁郭文之誤。

因刊登在《中山大學學報》上，更因『文化大革命』在即，論辨難以為繼。

「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於1972年，在《文物》第二期發表《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一文，認為殘卷字跡「筆捺極重，隸書氣味很濃」，稱一九六五年期間曾熱烈辯論過的《蘭亭序》真偽問題，『在我看來是已經解決了』。

此文又以大量篇幅，批駁了章士釗在《柳文指要》一書中堅持《蘭亭》非偽的觀點。

此時，章士釗已九十二歲高齡，請高二適代寫反駁文章，終因政治環境不允許而作罷。

1973年《文物》出版社編輯出版《蘭亭論辨》一書，將郭沫若等十餘篇主偽的文章劃歸唯物主義範疇，編入此書上冊，將高二適、章士釗、商承祚三人主真的文章劃歸唯心主義範疇，編入此書下冊，旨在總結此場論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