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華夏文明的考古初衷

譚家嶺W9雙鷹玉牌 選自《鼏宅禹跡》

《鼏宅禹跡》 孫慶偉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戶彝、戶卣 選自《鼏宅禹跡》

【讀書者說】

回望華夏文明的來路，是近百年來古史學術研究的核心主題。

按馮友蘭的劃分，古史研究無非有信古、疑古、釋古三派，高手過招，頻繁爭鋒，精彩紛呈。

然而自王國維考證商王世系、殷墟發掘之後，其焦點集中於三代之首的「夏」。

信古派路數傳統，當以柳詒徵等人為代表，今已幾近式微；疑古派功夫激進，以顧頡剛為掌門，陳夢家、楊寬等繼之，此派幾經轉進餘音不絕；釋古派綿里藏針，以徐旭生、鄒衡為旗手。

如今北京大學孫慶偉教授繼其《追跡三代》梳理各家得失後，新出版的《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以下簡稱《鼏宅禹跡》）一書，堪稱考古界夏文化研究的一部系統集成之作，以續釋古派「接著講」之志業。

「者也索屬」釋夏各派之優劣得失，遂煉敢問夏在何方，非「好學深思者」不能為。

夏史考古恐怕有三恨，「一恨層累偽竄，二恨未挖出文字，三恨夏商分界究竟確在何時。

」對此，孫教授果決地指出，夏文化的研究不能建立在依靠能否挖出「鐵證」的運氣基礎之上，正如鄒衡所言——「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辨認它」。

《鼏宅禹跡》全書所做的努力，無疑可以看作是對鄒先生這句話全方位註解和遞進式闡發。

該著提出「歷史語境下的考古學研究」方法，一方面「帶著具體的歷史問題來處理考古材料，或者說，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具體方式是由問題決定的」，另一方面「儘可能地在歷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或者說，藉助於文獻記載等歷史信息，有效地將考古材料轉化上升為史料」。

具體將年代、史事、族氏、都邑（地理）與考古遺蹟核心器物群統計的考古學文化因素分析法相結合、比較和辨析，試圖形成更有力的「證據鏈條」來探索夏文化，恰如杜牧「盤中走丸」之喻：「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旨在彰顯夏史考古重建的方法自覺與自信。

由殷商而上溯推衍夏史的存在，前輩學者有兩大邏輯推論：一個是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夏代世系確實推論」：「而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後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另一個則是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的「夏代文化必高推論」：「然夏後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高，而為殷人所承之諸系文化最要一脈，則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

孫著《鼏宅禹跡》於以上兩大推論亦有推進和貢獻。

首先，關於重建夏的世系，該著並沒有將它簡單地等同於建立夏王朝的「編年史的時間框架」。

而以《夏本紀》、古本《竹書紀年》為綱，佐以先秦文獻以及新出土材料進行必要的審查，以確立夏代的基本時間軸，在接受疑古派對古史層累「剝蝕」的基礎上，對「大禹治水」「禹征三苗」「禹合諸侯於塗山、禹娶於塗山」「禹葬會稽」「啟干益位」「太康失國」「少康復國」以及「孔甲亂夏、桀放南巢」等重大史事，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勾勒，並將這些史事與近年來新的考古發現相互印證。

其次，通過對夏文化族屬群體的系統梳理，更切近地把握了夏代的社會組織結構，並將考古學文化與文獻記載的族屬群體聯繫起來。

書中詳細考察了12個同姓氏族和14個異姓氏族，並據此分析禹域的「勢力範圍」，指出夏代「賜姓」與「命氏」並存，是血緣政治向地緣政治過渡階段所特有的現象，因此「夏」是一個地緣性的政治實體，而非一個血緣單純的氏族，與後世的諸侯國非常接近。

再次，從「空間分布」上對龍山至二里頭諸時期考古學文化加以橫向的比較分析，通過對不同地區遺址「核心器物組合」的梳理，對典型單位進行了出土核心器物數據統計，力圖將「統一標準」用於考古學遺存的文化屬性研究，並突出炊器在文化屬性判斷上的決定性意義，提出了龍山時期遺存「三層核心文化圈」的創穫，指出煤山、王灣、造律台、後岡和三里橋等文化類型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共性的文化圈，即河南龍山文化，在空間分布上與文獻所載夏王朝的核心控制區基本重疊；而三層核心區的考古學文化面貌的相似性表現出依次遞減的態勢，又與《禹貢》所描述的甸、侯、綏、要、荒五服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此外，結合對夏都邑變遷的文獻考證進行了梳理，大致推衍出了夏王朝歷史的興衰大勢，進一步劃定了有夏族群流動和疆域縮張的「大棋盤」。

自從古史辨派開啟疑古思潮，「夏」作為一個傳說甚囂塵上，作為夏墟考古調查先驅的徐旭生其著雖題為《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但認為關於夏初的禹、啟等傳說所摻雜的神話因素並不太多，「有它歷史方面的質素、核心」，並不是「向壁虛造的」。

孫著《鼏宅禹跡》則意圖進一步為夏文化的傳說努力尋找考古學證明——如「禹賜玄圭」，孫著一改吳大澂「牙璋」之謬，指出龍山和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出土玉器「牙璋」實是夏王朝的核心禮器，即《禹貢》所說之「玄圭」，其在中原、山東、陝北乃至成都地區的出土情況，足證夷夏對峙、交流的史實以及夏王朝宗教禮儀觀念的傳播。

又論及「句芒類玉器」在江漢平原的大量出土，跟「禹征三苗」中的「人面鳥身」神話有關，這類玉器當是參與征伐三苗的皋陶族將士的遺留物，如此結合歷史事件傳說、考古出土的標誌性遺物進行判定，足證傳說確有「史實的質數」，故而由此將夏文化的「起點」斷在河南龍山文化的晚期階段。

孫著《追跡三代》對「什麼可以成為夏商分界的證據」已作了全面的梳理，其紛爭癥結在於：「究竟是考古學文化，還是以商湯的亳都來作為夏商分界的證據」。

《鼏宅禹跡》對此進行了再總結和深化，結合考察特定區域內考古學文化現象的變遷和鑑別具有王朝更迭意義的特殊遺蹟和遺物，從而確定夏文化的時空跨度。

在考古學文化因素分析上，對二里頭遺址22個典型單位陶器的統計數據表明，「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期文化確實是一個一脈相承、連續發展的過程。

如果因夏商王朝的更替，而下意識地誇大二里頭和二里崗文化的差異性，強調兩者之間的突變，其實包含有研究者相當多的想像成分在內」，因此不能僅僅依據考古學文化的變遷來確定夏商分界。

在「都城界定法」上，孫著指出「新西亳說」陷入「循環論證、互為因果」的邏輯，偃師商城的始建年代並不能等同於夏商分界年代，偃師商城的意義只是確定了夏商分界的年代下限。

而在二里崗下層階段這個關鍵的時間節點上，商人同時興建鄭州大師姑、新鄭望京樓兩座大型城址並對兩座二里頭文化城址進行改建，即所謂鄭州地區的「二里崗革命」。

據此可推斷，造成這種城建異動的最大可能就是在此時間段內完成了王朝的更替。

因此，孫慶偉教授努力最大限度地接近夏文化的「終點」的結論是，「夏商分界應該就在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和二里崗文化下層階段（不排除兩者略有重疊）這一時間節點上，二里頭文化在主體上應屬於夏文化。

由此河南龍山文化的煤山類型、王灣類型和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組成了完整的狹義夏文化。

」

方法論的自信與自覺，來自於百年中國考古學的初心。

疑古派健將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二冊自序中說：「我也不是一個上古史專家，因為真實的上古史自有別人擔任。

……我希望真能作成一個中古期的上古史說的專門家，破壞假的上古史，建設真的上古史。

」疑古的結果是大破之後卻難大立，古史重建不得不求助於考古學者，也給予考古學廣闊的空間。

作為一部嚴肅的學術作品，釋古派孫慶偉教授的《鼏宅禹跡》全書結語題為「牢記學科使命，重建夏代信史」，意在追溯重建古史本為中國考古學的初衷，更是三代考古不可推卸之責任；又禹域九州的地理認同早已印在華夏族群心底，故全書特以秦公簋「鼏宅禹跡」為題，更在彰顯神州有夏五千多年來的文明溯源與文化自信之初衷。

（作者：常懷穎，系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作者：劉一楠，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