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學人·南書房夜話」:儒家文明與中國的歷史觀

呂文郁

牛鵬濤

「深圳學人·南書房夜話」第十七期日前在深圳圖書館南書房舉行。

來自深圳大學文學院的兩位學者呂文郁和牛鵬濤,以及文化學者兼主持人王紹培圍繞主題「儒家文明與中國的歷史觀」展開了一場深刻細緻的對話。

《尚書》是一部怎樣的經典?如何看待《尚書》真偽之爭?針對上述問題,在場學者都作了鞭辟入裡的論述。

呂文郁現在主要研究方向是先秦史、先秦典籍和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代表著作有《周代采邑制度研究》等。

牛鵬濤則主要從事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先秦歷史文化研究。

呂文郁:《尚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

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呂文郁首先對《尚書》的性質和內容,及其在後世的一些影響作了簡單介紹。

呂文郁講到,《尚書》在先秦時代,就叫《書》,並沒有「尚」字,有時在《書》的前面加上時代名稱,如《虞夏書》《商書》《周書》等等,用以區別書的不同部分。

秦漢以後,《書》加上了一個「尚」字。

古代高尚的「尚」和上下的「上」這兩個字是可以通用的,所以,《尚書》顧名思義就是「上古之書」 之意。

《尚書》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上古文化典籍

「事實上,《尚書》里記載的內容應該說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其中有好多是相當於現在所說的政府文告之類的內容。

這部書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上古文化典籍,對於研究我國上古時代的社會歷史、思想文化有極為珍貴的史料價值。

」呂文郁介紹,作為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書,《尚書》的第一篇是從堯舜禹時期開始。

堯舜禹是中國古代傳說時代的歷史人物,從堯舜禹開始,一直到春秋晚期,《尚書》將這麼長的歷史跨度,所積累起來的這些歷史文獻都彙編在一起。

然而,在呂文郁看來,《尚書》這本書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難讀難懂。

他講到,唐代的韓愈在《進學解》一文中寫道:「《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然後說「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所謂「周《誥》、殷《盤》」,是因為《尚書》里有八篇誥文,「誥」的含義實際上跟現代漢語中的「告」同意。

《尚書》有八篇誥文,故稱「周《誥》、殷《盤》」。

而「殷《盤》」是指殷商時代的《盤庚》篇,分上中下三篇。

「韓愈在這裡是用『周《誥》殷《盤》』來代表《尚書》各篇的主要內容。

實際是說《尚書》里的文獻都特別艱深晦澀,難以理解,讀起來又特彆拗口。

故『佶屈聱牙』這四個字很生動、也很形象地說明了《尚書》這本書的一個特點,也正是因為它太古老了,又特別難讀,所以一般的讀者對《尚書》可能接觸的機會不多,能夠把《尚書》各篇都讀懂、讀通的人可能在座的不多,包括我在內,這些年我在《尚書》研究上也花了不少工夫,但不敢說《尚書》里的主要內容都理解了。

」呂文郁說。

他還講到,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曾言對《詩經》能讀懂十之三四,而對《尚書》只能讀懂十之一二。

「這並不是王國維故作謙虛,實乃因《尚書》讀來費力。

究其原因,王國維解釋說,《尚書》距離現在太久遠,而當時的詞彙和人們的語言習慣跟後世相差太大,故後世的人讀起《尚書》這樣的典籍來就覺得特別困難,有如讀天書一樣。

」呂文郁強調,要把《尚書》讀通、讀懂非下苦功夫不可,因為《尚書》太重要,並且它在歷史上影響很深遠,現代的考古學和地下出土文獻又證明《尚書》的史料價值很高。

漢代「古文經」和「今文經」鬥爭激烈

值得關注的是,漢代「古文經」和「今文經」之間的鬥爭非常激烈,而且持續時間特別長,從西漢後期直到東漢結束,幾百年間鬥爭都存在,有時激烈一點,有時則稍稍緩和一點,過一段時間又引起衝突,反反覆復爭鬥很多年。

呂文郁認為,現在我們見到的《古文尚書》到底是真書還是偽書,這個爭論很久遠。

「今文學家為了攻擊打倒古文學派,稱說凡是他們能夠見到的古文經都是劉歆等人偽造的。

今文學家在西漢末代後期,為了實現其政治目的偽造了一些經典,其中《古文尚書》就是編造的偽書之一。

他們編造偽書的目的,就是為王莽篡奪權力製造輿論。

所以,這些東西完全不可信,古代根本沒有這些書,只有今文經才是真經,才是可信的。

」呂文郁說,這種爭論持續的時間很長,在兩漢結束後,這種爭論還是長期存在的。

不過到東漢末期,出現了一大批非常有實力,而且又寫出了很多不朽著作的經學家,這些經學家的特點是不僅精通古文經,而且也精通今文經。

「所以,西漢後期逐漸形成這麼一種趨勢,今文經和古文經的界限越來越消弭了,逐漸地模糊起來,因為很多經學家既懂古文經,同時也懂得今文經,他們把將古文的優點和今文的長處都吸收起來,然後寫成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

呂文郁介紹,這些古文經學家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博學多才,淹貫群經。

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僅精通古文經學,而且也熟知今文經學,堪稱經學大師。

如鄭興、鄭眾父子,杜林、賈逵、服虔、許慎、馬融、趙岐、盧植、鄭玄等等。

這些經學家之所以後來名揚天下,就是他們遍注群經,不再完全是清一色古文家的觀點。

「今文經學的優長拿過來,加上古文經學又是自身的拿手好戲,把這兩者都結合在一起,然後用這些東西遍注群經,不僅《尚書》這麼做,對先秦時期流傳下來的各種儒家經典都作註解。

最後到了東漢末期,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不再壁壘森嚴,基本上實現了今古文的合流。

兩派之間的鬥爭不再那麼激烈了,過去被今文家攻擊為偽書的經典後來在社會上廣泛流傳。

」

呂文郁表示,雖然古文經和古文經學家的這些著作廣泛流傳,可是懷疑古文經的人還是大有人在。

從宋代以後,懷疑古文經是不是真的經典,懷疑《古文尚書》,還有其他的一些古文經典的仍不乏其人,如朱熹在《朱子語錄》中多次講過他對古文經,特別是對《古文尚書》存有很多懷疑的。

「朱熹提出一些疑問,稱古文經按道理說應該比今文經更難懂,可是我們現在讀《尚書》這部書,《尚書》里的《古文尚書》比《今文尚書》更容易懂,文字比較淺顯,倒是大家公認的那些最為佶屈聱牙的周代八誥反而都在《今文尚書》中。

」

牛鵬濤:《尚書》「今古文之爭」

「提到《尚書》這本典籍的時候,繞不開的一個大問題就是『今古文』,這牽涉到文獻在歷史時期流傳過程中發生的一些變動。

」深圳大學文學院講師牛鵬濤表示,文獻學家對文獻的流傳作過總結,中國的典籍一方面有非常久遠的傳承,同時又遭到過各種劫難,前人總結有「十厄」之說,其中第一次大的影響即是秦始皇焚書。

「先秦的書跟今天的書不同,在紙質的文本出來之前主要是寫在竹簡上的,竹簡上的文字在漢代時大部分人都已經不太認識,即所謂的『古文』。

漢人稱戰國文字為『古文』,而稱漢代當時使用的隸書為『今文』,這個『古』和『今』都是站在漢人的標準上做的一個定名。

」

存留下來的《尚書》是今文經

牛鵬濤介紹,經過秦代的「焚書」政策後,大部分的《詩》《書》及諸子之語在民間不能再流傳,政策是很嚴厲的。

但當時也有個別人在自己的牆壁中挖了一個洞,將竹簡藏在裡面,所以有部分的經典原書得以流傳下來。

到了漢初的時候,需要重新恢復文化,開始廢除挾書律。

這時的經典,除了用隸書傳授的系統外,還發現了焚書時偷藏在牆壁中的經典版本,是用戰國文字書寫的,漢人就稱之為「古文經」,這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尚書》是經典中最重要的一部,在漢初主要是濟南的伏生所傳授下來的,這是一個版本。

古文的版本後來最有名的是所謂的「孔壁中書」,「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

對於它的發現時代,其實文獻上是略有爭議的,有的記載說是武帝的時候,有的記載是景帝的時候,實則應是在景帝末到武帝初這個時間範圍。

魯恭王是封在曲阜這個地方的漢景帝宗室,要擴大自己的王室,把孔家的老宅拆掉了,這過程中發現牆壁裡面藏有戰國古文的經典,就是我們所說的「古文經」,包括《尚書》《論語》《禮記》《孝經》等。

「《尚書》的戰國古文版本,對恢復它的原貌非常有幫助,可惜的是,這個古文版本的《尚書》後來又失傳了,所以存留下來的《尚書》是今文經。

」牛鵬濤講到,歷史時期還有所謂的「偽古文《尚書》」,即到了東晉時,又有人稱還有古文《尚書》,事實上這是根據當時搜集到的資料,自己進行編寫而成的。

到清代時學者判定出它是偽造的。

「在這樣一大背景下,有些現在已經去世的學者曾經感嘆說現在出土資料雖然多,可是《尚書》卻沒出現,一輩子能看一下古文的《尚書》也值得了。

在這種背景下,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戰國時期的竹簡,這批竹簡是先被盜墓者販賣到香港的文物市場,馬上就要流散到國外了,這時學校把它們買回來,經過研究發現這批竹簡的價值實在是太重要了,裡面有秦始皇焚書以前很多用戰國古文書寫的經典,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尚書》,當然還有別的,比如《詩經》,以及與《竹書紀年》《周易》等類似或有關的一些文獻,對我們今天的文史研究而言,是非常具有推動作用的大發現。

」

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有一個著名的理論是「二重證據法」。

牛鵬濤認為,對於今天怎樣來研究古史、古代文獻,我們應該有一個理性的態度。

「2000年來流傳下來的文獻版本是一根線,另外一根線則是地底下出土的文物或文獻,二者需要對比互證。

」

「今古文之爭」背後已上升到現實政治層面

此外,牛鵬濤還講到,秦代焚書之後,到了漢代從惠帝開始,就出台了「除挾書律」政策。

秦的這種「除挾書律」政策是禁止私人藏書和讀書的。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因為《詩》《書》承擔了很大的道德教化作用,裡面談到了一定的政治理念,所以在秦代是被禁止的。

那麼,一般的老百姓可以跟官吏學法律,通通不能學經典。

「今天通過考古發現了很多秦代的竹簡,秦簡里很少有經典,它們大量都是秦代的律法,這跟傳世文獻的記載是吻合的。

像秦的這種政策是不能長久的,漢初經過一定的反思,官方不僅鼓勵,而且開始主動去收集這些經典。

古文經出來之前,作為政府層面來講要弘揚文化,它用的版本是今文經,所以今文經一開始就得到了政府的承認和支持。

」牛鵬濤介紹,在文帝和景帝的時候,關於《尚書》《詩經》《春秋》這些經典,就已經在政府里設置博士。

到了武帝的時候,有所謂的五經博士。

但是一直到西漢末期,古文經都沒有在官方取得很高的地位。

從西漢末到東漢時期,古文經的地位有所抬頭。

「需要思考的是,我們今天從地下發現了戰國時期用古文書寫的經典,它跟兩千年來代代相傳的今文經對比,真的可以達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嗎?我們發現也不是這樣的。

」牛鵬濤指出,清代的龔自珍在一篇文章《泰誓答問》里提到了怎樣對待經文的問題:「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異?……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為伏生之徒讀之,一為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後,皆今文矣。

惟讀者因其人不同,故其說不同。

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

」他認為龔自珍的這個觀點非常正確。

「雖然我們一般把龔自珍歸為今文學家,但是他有一個兼容的態度,不拘泥於今文經學的門戶。

」

在牛鵬濤看來,今文經和古文經真正的衝突實際不在文本上,雖然古文的經版本和以隸書流傳下來的經典版本會有一定的出入,代代傳抄難免會有疏漏的地方,有時候把一個字寫錯了,有時候把一行字寫丟了,有時候把前後文字寫顛倒了,可是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

「在中國學術史上形成了今古文學派的大鬥爭,它真正的問題是背後大家對經的態度,以及怎麼跟現實掛鈎,這是很不一樣的。

今文家斥古文家『顛倒五經,變亂師法』,古文家斥今文家『專己守殘,黨同妬真』。

今文學派更多是有一定的政治理念在內,政治理念是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我們先不作評判,先做事實的分析,裡面夾雜了太多意識形態的東西。

古文經類似於今天學術界的文獻學派,相對比較貼合實際,從文字、文獻、歷史的角度來考證它,實事求是地分析它。

」牛鵬濤表示,對此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凡是在政府舞台上比較活躍的往往是今文學派,因為它要進行所謂的「托古改制」,至於孔子是不是真的這麼說的、古代是不是真的這麼一回事,可以不管,它需要一個東西作為依據,是拿這個經典為自己所用。

「所以,『今古文之爭』已經遠遠超出了文字和文獻,背後已經上升到了現實政治的層面。

這是今古文在後世的影響。

」

秦始皇焚了哪些典籍?

在當天互動環節中,現場讀者積極提問,問題亦不失水準。

比如有觀眾問及對秦朝「焚書坑儒」的看法；也問及《尚書》對中國歷史觀的形成所起到的影響和作用等。

這些問題都得到了嘉賓學者的認真回答。

科技工藝卜筮之類的書不在焚燒之列

「秦朝的『焚書坑儒』在焚書的時候是不是有具體的分類?還是全部書都統統焚毀?」對此,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呂文郁表示,秦始皇焚書坑儒並不是把天下所有的書都燒掉。

那麼,他燒的是什麼?呂文郁說,秦始皇不允許普通老百姓保存《詩》《書》《禮》及百家之書。

至於皇家圖書館的書,還有秦朝時已有的博士官掌握的書,都不在焚燒之列。

「如果把中國典籍遭到毀滅都歸罪於秦始皇,是有失於公平的。

因為秦始皇那時的皇家圖書和博士官的書非常完好地保存下來。

後來楚漢相爭時項羽攻進了咸陽,一把火燒了阿房宮等建築,秦朝的皇家圖書典籍才蕩然無存。

至於後世丟失,那跟秦始皇就更沒有關係了。

」

呂文郁指出,秦始皇之所以不讓普通老百姓保存百家之書和《詩》《書》《禮》《樂》這些書,是因為他們保存這些書會對其統治不利,所以秦始皇採取了這種極端的專制主義的措施。

「至於科技、工藝、卜筮之類的書,也不在焚燒之列。

」

《尚書》八誥中每篇都重申要明德要慎罰

儒家對德的重視這一問題,也引起了熱烈的探討。

「關於德治問題,《尚書》中有許多非常有說服力的證據,最突出的就是《尚書》八誥里,這些篇章多數都跟一個歷史人物——周公有關。

」呂文郁講到,周公之所以特別注重德,是因為周公總結了殷商滅亡的歷史教訓。

殷商文化那麼發達,有數百年統治經驗,結果一個早上就被武王率領的軍隊推翻了,最後紂王自殺而亡,這個慘痛的教訓說明的問題是:不在於國家有多少軍隊,力量有多麼強大,在於統治者有沒有德。

而殷紂王就是沒有德、缺德,故喪失民心,結果眾叛親離。

所以,殷紂王的滅亡是必然的。

「這個思想不是在一篇兩篇中貫穿的,而是在《尚書》八誥中幾乎每篇都重申要明德,要慎罰。

後來儒家典籍《大學》篇開頭就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這裡的『明德』就是從《尚書》來的。

周公反覆強調:統治者、王公大臣們都要注重提高自己的德行,加強道德修養。

有了良好的道德,才能夠把來之不易的政權穩固下來,才能夠避免重蹈殷紂王的歷史覆轍。

」呂文郁強調,這種思想對中國後世的封建社會,乃至當前的治國理政都有很重要借鑑意義。

深圳大學文學院講師牛鵬濤則介紹,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對「德」字都有大量的記載,簡單來講,在古人的觀念中是「得之於外曰得,得之於內曰德」。

「得」就是得到外物,字形的本義是在路上走的時候,用手撿到財物,就是有所得,它和道德的「德」是有所區別的。

道德的「德」從心從直,這個直是表音的,在上古時期「直」和「德」的讀音一樣,右下角這個心旁表示字義,是跟我們內心有關。

它是指仁、義、禮、智這類道德觀念,真正形成於我們內心深處的狀態。

「所以,『德』一定是道德標準形之於內,而不僅僅是被某種行為規範驅使去做的。

儒家的很多觀念甚至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很多觀念,其實非常注重我們內心的體悟。

」牛鵬濤說。

記者 魏沛娜 通訊員 章良/文 深圳圖書館/供圖